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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消逝的，不過是象徵；

那不美滿的，在這裡完成；

不可言喻的，在這裡實行；

永恆的女性，引我們上升。

——《浮士德》，梁宗岱譯本。

2018年10月29日，德國現任總理安格拉·默克爾宣佈在本屆任期結束後不再尋求連任總理乃至任何政治職位，至此，默克爾時代開始進入倒計時。

先前，我們已主要從政治角度出發，為各位描摹了一幅詳細包含其成長背景與性格特徵的默克爾肖像： 。默克爾執政的13年，既是德國政治聲望與日俱增的13年，也是其經濟地位發生巨大變化的13年——“歐洲病夫”至今已蛻變為“歐洲火車頭”。在默克爾肖像的末尾處，我們提到隨著默克爾的離去，未來，歐洲乃至全球政治或都將蒙上一層不確定的陰影。而在本文中，我們則將以經濟視角切入，談一談默克爾給德國經濟留下的影響，並嘗試去思索，後默克爾時代，德國乃至歐洲經濟可能發生哪些變化？

在默克爾肖像中，我們已經指出，默克爾人生前35年在東德的成長背景給她的處事作風刻上了鮮明的印記，使其執政風格具有鮮明的“穩健、務實、謹言慎行”等特點。這些特點在她的經濟決策中亦不例外，以至於除了少數事件外（比如歐債危機），我們幾乎很少見到默克爾活躍在經濟領域的身影——這與常常被拿來與她作對比的撒切爾夫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這並不能表示默克爾對德國乃至歐洲經濟的影響無足輕重，我們認為，默克爾雖然在經濟方面談不上是一個偉大的改革者，但卻是一名傑出的執行者，她執政時期在經濟領域留下的三大烙印——勞動力市場改革、緊縮偏好、難民經濟學，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對德國乃至歐洲經濟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

首先談勞動力市場改革。

一、勞動力市場改革的推動者

（一）“歐洲病夫”

1989年柏林牆倒塌後，默克爾開始走上仕途，並在其政治導師科爾的提攜下歷任婦女青年部部長、環境和核能安全部長以及基民盟主席。然而，雖然此時默克爾個人的仕途之路看起來順風順水，但同一時期，德國的經濟狀況卻不容樂觀。

雖然科爾憑藉巨大的政治勇氣完成了兩德統一的大業，但這份事業在經濟上亦帶來了沉重的代價。由於歷史原因，西德與東德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經濟差距，為了支持東德的振興，統一後的德國政府通過徵收團結稅給東部地區輸血，每年淨轉移支付量約為德國GDP的4-5%，但卻收效甚微。

此外，德國的福利體系“過分發達”，勞動力市場剛性太強，比如：僱主要解僱員工，必須根據被解僱員工的家庭情況給予適當補償，這導致企業不敢解僱困難員工；而即便失業，失業者仍可以拿到相當於失業前薪水60-70%的補貼，最長甚至可以持續3年……2002年，德國社會福利支出為4870億歐元（佔當年GDP的23%），從1991年到2002年，政府債務更是翻了一番。為了支付高額的福利費用，德國政府被迫一再提高稅率，1997年，德國稅收佔國內生產總值的40.3%，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為53%，企業稅為51.83%。高稅收帶來的對工資的高要求又進一步提高了勞動力成本，從而繼減少了企業利潤，也導致了資本外流。

在1998-2003年間，德國經濟增長率年平均只有1.2%，而失業率則從9.2%攀升到11.1%，以至於被外界輕蔑地嗤為“歐洲病夫”——這個100多年前俄羅斯帝國沙皇尼古拉一世對內外交困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蔑稱。

有鑑於斯，2003年，時任德國總理施羅德決定放手一搏，推出了一系列具備相當爭議性的改革措施，這就是著名的《2010議程》（《2010 Agenda》）。

（二）蕭規曹隨的政治變色龍

之所以說《2010議程》充滿爭議性，因為其內容大都圍繞在削減福利制度上，包括削減退休金、延遲退休年齡、提高福利門檻等等，這對西方代議制政體而言，引發的反彈可想而知。而其中，又以對勞動力市場改革之影響最為深遠，主要內容包括：

削減失業保險，既減少補貼金額亦縮短補貼時間；

調整解僱保護政策，使僱主更方便地僱傭和解僱員工；

提供就業培訓，支持自主創業併發放補貼；

允許從事“微型”工作，即月毛收入低於400歐元的工作，類似於短工，可免稅，從而增強勞動力市場彈性；

就業中心給失業者強制介紹工作，只可以拒絕一次，否則會面臨削減補貼的懲罰等等……

此時，隨著1999年與其政治導師科爾的決裂，默克爾早已升任基民盟主席一職，並摩拳擦掌準備競選總理。2003年3月，當施羅德在聯邦議會發表演說並宣佈“2010議程”，默克爾不斷打斷之並抗議，她表示，“不清楚施羅德是否真正意識到德國當下所處危機的嚴重性——德國必須重回歐洲之巔，而對此需要的絕不只是某個議程！”

《2010議程》導致的福利下滑確實在短期內帶來了民意的反彈，默克爾以此對施羅德展開猛烈攻勢，終於使施羅德在2005年黯然下臺，而她也因此順利登上總理之位。但些許諷刺的是，在2005年默克爾上臺後，她對《2010議程》的態度就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在第一次議會演說中，她就反而表達了對其前任施羅德的感激，因為他“勇敢而堅決地通過《2010議程》打開了一扇大門，從而使我們的社會體制可以更好地適應於新時代。”2017年，當時任社民黨主席兼總理候選人的馬丁·舒爾茨開始對《2010議程》提出異議時，默克爾在一次講話中亦表達了對該議程的褒揚：“2005年以來，我們國家的發展是一段獨一無二的成功史。但是社民黨人可能至今還不願意承認這段成功史，他們給人的印象甚至是對此感到羞恥。”

實踐中，默克爾亦繼承了《2010議程》中的大部分措施，包括削減福利開支與勞動力改革等。這一系列措施造就的一個最顯著的後果，便是德國的勞動力市場彈性非常強，比如，德國企業甚至可以對既有的工會協議作出調整甚至在一定條件下否認（這在法國是很難想象的），且直到2015年，德國一直沒有國家層面的最低工資制度（法國不僅早已有之，而且最低工資標準較高），這使得德國的生產率（每小時GDP）在略高於法國的同時（體現為左圖的藍實線和綠實線），單位勞動力成本遠小於法國：

不僅與法國相比，與其他經濟體相比，德國的勞動力成本也具有明顯的優勢：

而且，由於勞動力市場上勞動者的相對弱勢地位，在某種程度上也促成了德國失業率非常之低。如下圖可見，2005年之後，德國失業率幾乎是在斷崖式下降：

下圖更是稍顯無奈的展現了德國勞動者的弱勢地位。藍線是20年來德國實際每小時GDP的增長軌跡，紅線是工會與企業談好的實際工資增長軌跡（已經比藍線低了不少），而綠線則是工人們實際所得時薪增長軌跡……

但無論如何，客觀地講，考慮到德國強大的製造業傳統及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較低的單位勞動力成本使德國產品的競爭力進一步加強，這無疑對過去十餘年來德國的崛起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此外，筆者認為，默克爾對《2010議程》的堅守，除了奠定了德國自身崛起的基礎外，還在不經意間產生了兩個影響：

第一，讓德國民眾很早就開始過（相對而言）的苦日子（削減了先前的福利），所以當歐債危機爆發時，如果默克爾政府貿然決定向希臘等某種程度上因“福利太好”而陷入債務危機的國家提供支持，那十分有可能引起本國民眾的不滿與反彈，繼而威脅默克爾自己的政治生命；

第二，《2010議程》給默克爾提供了一套具體的可資借鑑的“緊縮方案”，我們很難說，她在後來對歐債危機的處理中沒有受到《2010議程》的影響。實際上我們確實看到，默克爾對陷入危機的歐元區債務國的援助條件裡，很多與《2010議程》中的措施如出一轍——包括削減福利、財政整固等等。

下面，我們便轉向默克爾執政時期在經濟舞臺上最活躍的一段時間——歐債危機時刻。

二、歐債危機中的“施瓦本家庭婦女”

（一）“默克爾經濟學”可能是怎樣的？

2007年，美國次級貸款危機初現，並在發酵一年後引爆了雷曼，全球金融危機由是而始。

又一年後，新一屆希臘政府宣佈2009年政府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佔GDP之比預計分別達12.7%和113%，遠超歐盟《穩定和增長公約》規定的3%和60%上限，希臘債務危機拉開序幕，並在隨後進一步蔓延到愛爾蘭、葡萄牙等國，西班牙、意大利也開始受到威脅，發端於希臘的債務危機，終究演變為歐洲債務危機……

關於默克爾在歐債危機中的表現各位或許並不陌生：對援助希臘等國遲疑不決、反對歐元區“共同債券”、推《財政穩定協議》並設置“債務剎車（debt brake)”以及四處宣揚“緊縮論”等等……作為默克爾少有的積極活動於經濟領域的時刻，她在歐債危機中的表現為我們管窺其經濟思想提供了非常寶貴的參考。Stephan Pühringer通過政治語義學的方法，利用2008-2014年間默克爾的32次演說與超過300頁的講話稿，發掘了默克爾經濟思想中的諸多元素，我們在整理後發現，默克爾在金融危機乃至隨後的歐債危機中的種種言行，體現了其經濟思想中的兩大特點：

第一，總體上看，默克爾仍是“自由市場”的堅定支持者。

早在歐債危機爆發之前，2009年的達沃斯峰會上，默克爾便指出危機的根源在於“市場過剩”（market excess）而非“市場力量”（market forces）本身。在談到未來世界經濟面臨的五大挑戰時，第一點便提出“要讓市場有足夠的迴旋餘地，從而自由地發揮其力量。這是危機前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也將是危機後復甦的主要動力。”

在2013年“德國工業之日”（“Day of the German Industry”）上，默克爾反對一些人提出的政府幹預措施，並說道：“我關注社會的力量，即企業，因為他們本身就能促進我們的經濟增長”，而在談到政府的角色時，她表示政府的職能在於“為儘可能自由的框架條件奠定基礎”，併力主政府應該遠離經濟活動，“只要我們不在經濟領域引發動盪，那麼我們就可以獲得更多的稅收。而相反，如果我們因不合時宜地指手畫腳而引發了波動，那麼我們反而會遭遇總體上更低的增長。”

但是，默克爾對政府幹預抱有如此強烈的反對態度，可能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

她討厭債務——而這幾乎是政府幹預中不可避免的副產品。

於是便引出了其經濟思想中的第二個特點，紀律與緊縮偏好。

早在2008年於斯圖亞特舉行的一次CDU例會上，當談到剛剛發生的雷曼兄弟倒閉事件時，默克爾便略帶嘲諷地說：“他們應該聽聽施瓦本家庭婦女（Swabian Housewife，施瓦本位於德國西南部，當地主婦以勤儉持家著稱）關於怎麼管理好錢袋子的意見”。

2009年，當希臘債務危機開始發酵時，在德國IHK（"Industrie-und-Handeslkammer"）上，默克爾不客氣地說道：“債務危機的積累已經有好幾年了，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過著與他們的收入不相稱的生活（“living-beyond-ones-means”）“——一個典型的施瓦本家庭婦女形象幾乎躍然紙上……

而被大多數政治人物大加批判的投機行為，在默克爾“紀律與緊縮”的偏好下，似乎也沒那麼討厭了。2011年達沃斯峰會上，默克爾聲稱投機行為對政府決策有積極的一面，因為它強迫政府遵守“市場規則”，她進一步說道，

……默克爾對債務的反感與牴觸，由此可見一斑。

此外，在2010年的“德國經濟領導會議”上，默克爾首先強調了市場的“紀律功能”，並認為市場才是經濟政策的“最終裁判人”。她宣稱：“我們深深的信仰是……市場機制，比如不同利率，應該具有紀律作用。”在2009年對銀行業領導的一次講話中她也強調，“市場紀律應該是市場機制的核心部分”。

在如此強烈的紀律與緊縮偏好及其衍生出的對債務的無比反感後，默克爾在危機期間的種種做法便可以理解了。

但是，默克爾這些經濟想法的根源在何處，除了前述《2010議程》對其的直接啟發外，是否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這，便要深入到20世紀的德國曆史中去尋找答案。

Jörg Bibow指出，由於魏瑪時代惡性通脹的恐怖記憶在德國人心中一直揮之不去（惡性通脹導致的經濟凋敝，亦是希特勒上臺乃至後來一系列災難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德國決策者從內心深處就對債務、通脹等具有本能的抗拒。在經過弗萊堡學派的瓦爾特·奧伊肯（Walter Eucken）將“秩序政策（Ordnungspolitik）”理論化並由西德經濟勞動部長艾哈德加以實踐後，這最終成為了對德國經濟影響深遠的”社會市場經濟“。

所謂社會市場經濟，即“根據市場經濟規則運行，但輔以社會補充和保障……通過實施與市場規律相適應的社會政策，來有意識地將社會目標納入”的經濟制度。這種制度本質上仍然強調市場的作用，但同時認為，政府應當建立和維護良好的競爭秩序——包括幣值穩定、市場開放、產權明確等等，以避免”市場過剩“（market excess）。概言之，政府的作用都是輔助性的，而不應該主動地去擾亂或干預市場——這與前文默克爾經濟思想中既”篤信自由市場“又強調“市場紀律”的表現幾乎如出一轍。

1950年8月，艾哈德表示，“德國出口的未來正面臨重大機遇，如果通過內部約束（internal discipline）的方式讓我們對價格水平的管控能力可以遠勝於其他國家，那麼長期而言，從國內外視角出發，我們的出口與貨幣都將變得更強勁更健康。” 所以，戰後初期，德國就建立了一種出口導向型經濟，這種經濟模式的最大特點之一便是持續性的外部盈餘，同時政府維持平衡預算，有時甚至擁有財政盈餘，並總體上避免積極的財政穩定政策。

然而，這種模式的問題在於，其賴以維繫的支柱——持續的外部盈餘——必須依靠其他國家的需求管理（或曰“財政不緊縮”）來實現，而這又與德國模式中“財政緊縮”的特點矛盾。換言之，德國之所以可以大膽地緊縮，正是因為其他國家在大方地進口德國貨，如果其他國家都像德國一樣變成鐵公雞，不再購買德國貨，那德國的外部盈餘又從哪裡來呢？

這一悖論，決定“德國模式”註定是無法複製的。

所以，從更廣闊的視域看，

如果說無論是勞動力市場改革還是緊縮偏好，默克爾仍然是在一定程度上“蕭規曹隨”的話，那麼下面談到的這一點，或許可以說是默克爾在經濟領域內最具獨創性的做法了。

雖然其本意或許並非針對經濟……

三、“投資未來”？難民經濟學考察

談到默克爾政治生涯中最具爭議性的一役，大概非難民危機莫屬了。

2015年8月，德國總理府宣佈打開邊境，允許滯留在東歐與巴爾幹國家境內的敘利亞及其他中東難民進入德國避難，短短數月內，幾十萬難民湧入德國。據統計，2015年，總共有89萬難民在德國登記。2016和2017年，雖然德國收緊了難民政策，但也分別有大約29萬與19萬難民湧入德國。即便剔除已被遣返的非法移民，目前在德國境內的難民總數恐怕也超過100萬人——而德國人口才8000多萬，這也就意味著每80個德國居民中，就有1個是難民。

因為在國家與公共安全及文化融合等方面帶來的諸多問題，默克爾的難民政策引發了巨大的爭議。擱置這些爭議不論，從經濟角度看，默克爾作出難民政策決定後的可能的經濟考量是什麼，以及，難民政策對德國乃至歐洲經濟究竟會有怎樣的影響？

（一）惡劣人口背景下的無奈之舉？

無論從哪個方面看，德國的人口狀況都面臨嚴重的考驗。

眾所周知，德國是典型的老齡化國家，其老齡化程度僅次於日本。老齡化國家的人口一般有兩大特點：第一，人在變少；第二，人在變老。這兩點在德國都體現得非常明顯。

2016年的數據顯示，德國每個婦女平均生育人數為1.5人，遠低於人口世代更替所需要的2.1人。而另一方面，人口的平均壽命則在不斷延長，兩者結合的後果便是：人口總量在下降的同時，贍養比例（0-14歲與65歲以上人口除以15-64歲人口數量的比）卻在不斷提高。

由於德國傳統上並非移民國家，所以在人口問題上面臨的矛盾更加尖銳。而素有移民傳統的英法則稍顯樂觀，如下圖所示，英法的人口在本世紀內預計甚至還會不斷增加，贍養比例的惡化也比德國要好一些：

人口規模萎縮及老齡化，不僅會使勞動力市場可資利用的資源減少，也會在增加養老金等社保支出的同時降低稅收收入，從而令財政負擔進一步加劇。我們無從確知默克爾在作出難民政策決議時的真實想法，但除了可能的拉攏左派輿論與東德時期留下的對“牆”的恐懼等原因外，德國嚴峻的人口態勢，或也是促成其最終拍板的不可忽視的因素。

那麼，難民潮的湧入，對德國乃至歐洲經濟究竟影響幾何？

（二）“難民紅利”……的前提

從短期看，難民潮給德國經濟帶來的成本是巨大的。Stefan Trines的研究認為，2015年，僅僅是面向難民的社會福利開支就達到了53億歐元，較2014年提高了169%。2017年，德國政府用於難民援助的開支已達213億歐元，佔2017年度財政預算的6%，超過當年國防預算370億歐元的一半……

但也有觀點認為，難民開支項目在某種程度上宛如“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因為政府在此期間對服務、食物、住房等方面的需求會急劇增加，私人部門由此可以得到一份意外之財。以住房為例，2017年，僅僅在德國一個州就有8億歐元被分配用於社會福利房建設。

當然，難民潮對德國的直接影響，還是體現在人口方面。德意志銀行研究指出，以2014年的數據論，外來移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德國人口的下滑（見下圖），隨著2015年以來難民潮的湧入，德國人口總量的嚴峻態勢，或得到有效緩解：

與人口總量相比，人口結構往往發揮著更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過去，來到德國的移民平均年齡為23.3歲，遠低於德國人口的平均年齡（44.5歲）。而當下來到德國的難民平均年齡更低，18歲以下者佔30%左右，18-64歲者大約佔70%，這兩個年齡區間在德國原人口中的佔比分別為15%和62%。在下圖中，我們可以更直觀地看到

Stefan Trines分析了三種不同情境，並估計了不同情境下難民對德國GDP的影響程度。在最積極的情境下，長期來看難民能增加德國GDP的1.5%，而在最悲觀的情境下，也有0.5%：

但這一切美好的假定都有個前提：難民“願意”，並且“可以”較好地融入德國勞動力市場乃至德國社會。

不談前者，就“可以”論，則涉及三個要素：語言、教育水平與工作經驗。

1.語言

根據2015年的統計，到達德國的難民中，半數以上以阿拉伯語為母語，28%的難民可以說英語，而只有2%的人可以說德語。拆開來看，敘利亞難民中可以說德語的人佔1.1%，阿富汗為0.6%，而伊拉克只有0.4%，換言之，來德國的難民能說德語者微乎其微。而2015年10月23日德國中小企業公佈的一份報告顯示，在3000多家受訪企業中，83%的企業表示拒絕聘用不會德語的難民——這意味著湧入德國的難民要想在短期內找到工作，或許十分困難。

此外，單2014-2015年，就有32.5萬6-18歲的學齡兒童難民湧入德國，如果要滿足對這些兒童的德語教育需要，則德國還要僱傭額外的20000名德語教師，這意味著每年23億歐元的額外支出，

2.教育水平

與語言相比，難民的教育水平稍顯樂觀，但也呈現出巨大的異質性。來自常年戰亂的阿富汗的難民中不到一半人有小學學歷，而更有27%的人從來沒上過學；相較而言，敘利亞的情況則好不少，超過50%的敘利亞難民起碼有中學學歷，27%的難民甚至有更高一級的學歷。下圖便顯示了主要難民來源國之難民的教育水平：

雖然難民在本國接受的教育未必能直接在德國用得上，但畢竟有總比沒有好。

3.工作經驗

2015年，湧入德國的難民中有35%沒有任何工作經驗，部分原因是因為當時的難民平均年齡較小，很多還沒來及找工作。2016年情況有所好轉，18-65歲的受訪者中，73%聲稱先前具有工作經驗，但69%要麼之前沒有受過專業訓練，要麼沒有相關證書，比如很多可能以前是臨時工，或個體戶——所以，他們的技能未必能在德國勞動力市場用上。

在有工作經驗的難民中，教師、醫生與工程師佔大頭。其中，來自敘利亞的有工作經驗的難民中，醫生與牙醫佔了絕對優勢（在戰前，敘利亞是全世界醫生人口占比最高的國家）。

為了讓難民更好地融入德國勞動力市場，德國政府也採取了相關措施，比如對難民開展職業技能培訓，以及對一些聲稱具有專業技能的難民進行職業評估並頒發證書等等。

總而言之，難民潮能在多大程度上為德國經濟作出貢獻，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未來其能在何種程度上融入德國社會，以及這種融入過程可能需要多久。

但如果難民真的很好地融入了德國勞動力市場，卻又會帶來另一個問題。

在第一部分中，我們已經提到，21世紀初德國的勞動力市場改革令德國勞動者的議價能力長久地被壓制，而Michael Burda等人的研究又表明，柏林牆倒塌之後來自東歐的移民大大增加了德國的勞動力供給，因此也在結構上壓低了德國勞動者工資。所以，我們有理由推測，如果來自中東的難民良好地融入了德國勞動力市場，在德國經濟結構不發生巨大變化的前提下（即勞動力需求變化不大），這種大幅增加的勞動力供給無疑也會給工資施加不可忽視的下行壓力，除了彈壓德國原本就不高漲的消費支出外，這還意味著，即便未來歐元區經濟開始復甦，各國通脹開始逐漸抬頭，德國的通脹很可能還會維持在低位。一如GUNTRAM B. WOLFF所言，在統一的貨幣聯盟內，這種“通脹差”將阻礙相關國家間的相對價格調整，使德國獲得更大的出口優勢，而其他國家若希望縮減其與德國的相對競爭力水平，則可能被迫壓低通脹——這一不小心就又可能使本國再次滑向通縮邊緣。

尾聲 不確定時代下的“確定性”

至此，結合先前默克爾肖像的文章，我們對默克爾時代的專題回顧便告一段落了。

回到文首的問題，筆者認為，鑑於無論是勞動力市場改革還是歐債危機期間的緊縮偏好，默克爾實際上多少都是在順著德國的傳統經濟理路走下去，因此有理由認為，只要德國下任總理“不太出格”，那麼德國的國內外經濟政策應該不會有太明顯的轉變。

而“難民紅利”作為默克爾任內留下的最具個人色彩但亦最具爭議性的遺產，其在何種程度上以及需要多久才能真的成為“紅利”，取決於難民對德國勞動力市場乃至德國社會的融入情況，結果如何，尚有待未來進一步的觀察。

總體上，我們應該如何評價默克爾時代？

無論從政治還是從經濟方面看，很難說默克爾是那種“開創新局面”的變革者，相反，她的角色更像是一個維護者或執行者，但世人往往仍對其有較高的評價，這又是為何？

從2005年默克爾執政以降，美國次貸危機、全球金融危機、歐洲債務危機、阿拉伯之春/冬、烏克蘭危機、難民危機、英國退歐與民粹興起等等紛至沓來，概言之，過去13年，是全球政經局勢風雲變幻且愈發不確定性的13年。在一潭死水的時代，人們呼喚變革者；而在雲詭波譎的時代，人們往往更追求“確定性”，因而更渴望“靠得住”的維護者——默克爾無疑就是這樣一個角色。所以，輿論對默克爾的評價，除了關於其政策本身之外，亦是整個宏觀大背景與社會思潮之變遷的體現，如果過去13年只是“歲月靜好”的13年，那默克爾或許很可能只是作為另一個普通的政治人物湮沒在歷史的封塵中。作為不確定時代下的”確定性“，默克爾無疑是成功的，但諷刺的是，在這一點上她做得越成功，她的退出給世人留下的焦慮與惶惑可能就越強——當定海神針不再時，海面又可能發生怎樣的變化呢？

參考材料：

1.Christian Dustmann, Bernd Fitzenberger, Uta Schönberg, and Alexandra Spitz-Oener，From Sick Man of Europe to Economic Superstar: Germany’s Resurgent Econom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 28, No.1,2014.

2.Alice Kügler, Uta Schönberg and Ragnhild Schreiner，Productivity Growth, Wage Growth and Unions，ECB,2018.

3.Stephan Pühringer，Markets as “ultimate judges” of economic policies Angela Merkel´s discourse profile during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European crisis policies，JKU, 2015.

4.David Folkerts-Landau，Influx of refugees: An opportunity for Germany，Deutsche Bank，2015.11.13.

5.Jörg Bibow，How Germany’s Anti-Keynesianism Has Brought Europe to Its Knees，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2017.03.

6.Stefan Trines，Lessons From Germany’s Refugee Crisis: Integration, Costs, and Benefits，WENR，2017.05.02.

7.GUNTRAM B. WOLFF，German wages, the Phillips curve and migration in the euro area，Bruegel，2017.11.29.

8.Fabio Balboni，Rainer Sartoris, Chantana Sam，Elizabeth Martins，The problem with pensions，HSBC，2018.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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