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觸動張聞天跳出“左”傾陣營，應該說是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和紅軍反“圍剿”鬥爭的現實。由於矛盾的發展，不久，博古想把張聞天“從中央政府再排擠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領導交給別人。”在張聞天外出巡視期間，博古“公開批評中央政府的文牘主義”，在背後散佈張的不是。直到長征出發前，才把張聞天從閩贛調回來。博古原想排擠毛澤東，不料半路殺出個“程咬金”！張聞天到中央政府後，與毛澤東卻進行了很好的合作！
張聞天（左）與毛澤東
本文摘自《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幾起幾落》，餘伯流 陳鋼 著，長征出版社出版
毛澤東身處逆境、獨居雲石山期間，“左”傾領導人從不問津。只有一位中央領導人常來看望，並囑咐保衛、勤務人員：“一定要維護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
這位中央領導人，乃是張聞天。
張聞天在進入中央蘇區之前，就是黨內很有聲望的宣傳家、筆桿子。他早年曾留學美國，1925年就加入了共產黨，並被派赴蘇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9月畢業後留校任教。翌年，他同王稼祥、沈澤民3人考入蘇聯最高學府——紅色教授學院深造，同時參與共產國際東方部的一些工作。“洛甫”，就是他在蘇聯俄文姓的後一個音節。1931年2月，張聞天從蘇聯回國，擔任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宣傳部長，主編《紅旗》。9月，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成立後，張聞天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宣部長、農民部長和黨報主任。1933年1月底，張聞天隨同博古一道到達中央蘇區瑞金首府。時年33歲。
他，長得高大魁偉，為人卻溫文儒雅，帶著那副度數不深的近視眼鏡，儼然一派大學教授的風度。
來到中央蘇區後，張聞天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宣傳部長兼黨報主任，並出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無庸諱言，他曾經是“左”傾陣營中的重要成員，曾一度推行了王明的“左”傾錯誤，是有些過失的。
然而，就在這個時期，張聞天顯露了他一生中最為寶貴的品質：尊重實踐，追求真理，實事求是，剛正不阿。他獨立思考、分析了根據地和革命戰爭中的許多實際問題，開始擺脫“左”傾錯誤的影響，轉而擁護毛澤東的思想主張。
正如楊尚昆所言：“到中央蘇區將近兩年時間，聞天同志對‘左’的錯誤及其危害的認識逐漸發展和深化。在經濟政策、肅反政策、知識分子政策、上層統一戰線的政策，反對五次‘圍剿’的戰略戰術方面，都同博古、李德等人有分歧，以至有鬥爭。”
張聞天同王稼祥一樣，是從“左”傾陣營中分離出來、覺悟最早的高層人物！
真正觸動張聞天跳出“左”傾陣營，應該說是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和紅軍反“圍剿”鬥爭的現實。
由於張聞天身居要位、要職，中央蘇區的大量軍事情報、材料都會抄送給他，有時他還要參加各種高層會議，這就使得他對五次反“圍剿”的情況比常人更瞭解。在實踐中，他總覺得李德的本領平平，李德的“拼消耗”主張不大對頭；並覺得博古對李德過於縱容、信任，思想也過“左”。由此，逐漸與博、李產生了分歧。但礙於都是莫斯科回來的兄弟，又不便多說。
“福建事變”時，張聞天對博古、李德採取不同十九路軍配合的錯誤軍事部署，再也沉不住氣了，提出了自己的批評意見。這一下子引起了博古等人的不滿。到“二蘇大”時，博古等人使了一個“一箭雙鵰”的妙計：讓張聞天到政府中去工作，出任人民委員會主席。這一方面是把張聞天“從中央排擠出去”，另方面又讓張聞天架空毛澤東，將毛澤東在中央政府的實權奪走。但是，張聞天到政府工作後，並沒有按照博古等人的旨意去辦，卻採取了同毛澤東合作的態度。於是，雙方裂痕和矛盾更為加劇。
廣昌戰役後，出於對革命事業、根據地前途和紅軍命運的憂慮，張聞天與博古等人在一次軍事會議上發生了“公開的衝突”！
廣昌戰役是按李德的佈置打的。對此，高層幹部呼聲日高，不同意這樣打下去。博古、李德親臨前線指揮。人們不禁翹首以望，期待能取得勝利。豈知，結果相反，廣昌戰役一敗塗地，博古等人從前線敗退下來！
博古等人回到瑞金後，開了一次軍委會，張聞天也參加了。會上，張聞天公開批判博古等人：
“廣昌戰鬥同敵人死拼，遭受不應有的損失，是不對的！這是一種拼消耗的打法。這樣下去，打破五次‘圍剿’是沒有希望的！”接著，他又對博古說道：
“我們中國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我們要有自己的主意！”
博古聽後，大為惱火。他沒有想到，連洛甫也公開指責自己，這還了得！博古怒道：
“你這是普列漢諾夫反對1905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的機會主義思想！”
會上，你一言我一語，爭得臉紅耳赤。在場的沒有一個吭聲。會議沒有任何結果，不歡而散。
從這時起，張聞天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
有一次，博古似乎是傳達李德的意思，說：“這裡的事情還是依靠莫斯科回來的同志。”意思很清楚，就是說莫斯科回來的同志，“內部不應鬧磨擦。”張聞天聽後一笑置之。
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不久，博古開始排擠張聞天，把張“派到閩贛做巡視工作”(項英從閩贛巡視才回來)，實際上是想把張聞天“從中央政府再排擠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領導交給別人。”在張聞天外出巡視期間，博古“公開批評中央政府的文牘主義”，在背後散佈張的不是。直到長征出發前，才把張聞天從閩贛調回來。
博古原想排擠毛澤東，不料半路殺出個“程咬金”！張聞天到中央政府後，與毛澤東卻進行了很好的合作！
這真是戲劇性的變化啊！
張聞天常對人說：“真理在誰手裡，就跟誰走！”1934年1月“二蘇大”以後，他雖然奉命接任了毛澤東的人民委員會主席一職，但對毛澤東仍然十分尊重。他主持人民委員會開會時，總要請毛澤東參加和指導。他相信毛澤東有經驗，有智慧，有真理！
據時任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的吳亮平回憶：
“那時中央一些負責人歧視毛澤東同志，而張聞天同志卻很注意請教毛澤東同志，本來在張聞天同志來政府工作之前，經濟工作是毛澤東同志管的，我有事都請示毛澤東。張聞天來政府工作之後，這方面的工作，他還是要我去請示毛澤東。那時，毛澤東同志住在瑞金下肖區沙洲壩。他的住處圍牆旁聳立著一棵巨大蔥蔥的樟樹。張聞天同志就住在毛澤東同志住處旁邊的另一個院子裡，每當我有事去請示張聞天同志時，他經常要我再到隔壁去找毛澤東同志，聽取他的指示。這樣，我就成了兩位主席院子裡的常客。”
吳亮平還說：
“在政府日常工作中，他們兩人一些觀點和主張也都比較接近。比如干部要密切聯繫群眾，切實瞭解實際情況，關心群眾生活。在這些方面，毛澤東同志聯繫群眾的作風和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給了張聞天不少的影響。記得有一次毛澤東同志親自幫助周圍農民挖茅坑，張聞天就很感動。他對有的同志說，“‘人家主席還挖茅坑，真是沒有一點架子啊！’”
1934年8月，張聞天從閩贛巡視回來，搬入雲石山古寺側屋居住。這期間，他更有機會同毛澤東朝夕相處，交流思想了。
一天，烈日當空，氣候炎熱，樹上的知了都熱得“苦呀、熱呀”地叫個不停。毛澤東、張聞天坐在寺院後面的大樟樹底下，一邊喝茶乘涼，一邊促膝談心。
他倆，一個來自山溝溝，一個曾留洋過海；一個是中央蘇區的開創者，一個是中共中央的後來人；一個是政府主席，一個是內閣“總理”。兩人的閱歷、氣質雖然不同，但在關心紅軍和蘇維埃的前途、命運上，走到一起來了，在批評黨內“左”傾錯誤的許多方面，找到了共同語言。
毛澤東對張聞天與博古、李德的分歧已有所聞。同時還看到了張聞天在《鬥爭》等刊物上發表的兩篇反“左”的文章。一篇是6月24日的《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一篇是6月25日的《是堅決的鎮壓反革命還是反革命前的狂亂》。前一篇文章提出：過去幾個月來在新的查田運動中對於“反右傾”的鬥爭做得太過分了，目前必須開展一個反對“左”傾的運動；並深刻指出：一般人總以為“‘左’傾無論如何總要比右傾好些”，這是十分錯誤的，也是極‘左’主義不能克服的癥結所在。張聞天在文章中還疾呼：“不要懼怕‘左傾，革命家的威嚇，全黨同志都要同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做最堅決的鬥爭！”後一篇文章則點名批評了國家政治保衛局在肅反中的過‘左’的殘酷行為，認為極‘左’主義已經在群眾中引起了人人自危的恐慌心理，並使地富分子走投無路，助長了他們對抗到底的情緒和立場。因此，必須反對過分行動，以克服極“左”主義的危害。
很顯然，“左”傾錯誤在蘇區的種種表現，已經使張聞天看到了危害，意識到這種錯誤的後果。這是張聞天的進步，也是歷史的必然。張聞天已經從“左”傾陣營中勇敢地衝出來了！
陣陣清風吹拂過來，給人一種莫名的愜意。毛澤東望著張聞天高興地說：
“聞天同志，你那兩篇文章寫得好哇，不愧是‘文章泰斗’呢！你也開始舉起旗子反‘左’了！”
張聞天謙遜而又坦誠地答道：
“慚愧呀，潤之同志。讀了那麼多馬列的書，竟而迷糊地在‘左’的大床上躺了這麼長時間還未知覺。不過，我總覺得，博古無論在什麼問題上比我還要‘左’些。我在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中，在個別問題上也反對過‘左’。如關於勞動政策上的‘左’，同十九路軍統一戰線上的‘左’，黨內鬥爭中的‘左’，在上海時我還曾反對過河北高陽、蠡縣暴動中的‘左’。但是還從來沒有見過博古反對過任何問題的‘左’呢。”
說到這裡，張聞天呷了一口茶，扶了下眼鏡，繼續說道：
“相反，他的拿手好戲，就是把你的反‘左’曲解為‘右’而加以打擊。我平時就怕他這一點。怕他找到我的‘右’打擊我。所以我的反‘左’，常常是膽怯的，在反右傾中附帶說及的，或者反一下‘左’，趕快轉過來說要反右……。”
多麼坦誠的心胸！他正是在解剖別人的同時，也在無情地解剖自己！
“是呀，你的心境，我是理解的。”毛澤東對張聞天這種嚴厲解剖自己的風格流露出一種深深的敬佩。
他們談了很久，很久。……
風乍起。滿山的枝葉隨風擺動，發出陣陣沙沙的響聲……好像是鳴奏，又好像是鼓掌，令人心情格外地輕鬆、愜意。
夜深了。他們還在大樟樹下傾心而談，那麼投機，那麼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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