筷子、刀叉这两个司空见惯的用餐工具，很多人不了解两者的差异。比如，在上海大秀之前，D&G（杜嘉班纳）发布了“起筷吃饭”的系列宣传片。宣传片中，一位浓妆艳抹的女模特，用夸张的表情展示如何用筷子吃披萨、甜卷、意大利面，引发巨大争议。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中西方交流的机会与日俱增，宴请宾客已成为日益频繁的活动。但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在餐桌上的礼仪表现也各有不同，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会以本民族或群体的文化为标准，理解或评价另一民族或群体的文化，这就使得对餐桌礼仪差异的理解十分不易。现在，小编决定给D&G免费补补课，聊一聊“当东方筷子遇上西式刀叉”那些事儿，帮他们了解一下中西餐桌礼仪中的文化差异。

结构主义理论认为，文化是指一个社会群体共有的具有差别性的行为方式。中国人习惯用筷子，西方人习惯用刀叉：中国人喜欢聚餐，西方人则偏爱分餐制；中国人乐于劝酒敬酒，西方人比较随人意，种种餐桌上的差别性行为方式是在中西方不同社会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同时又是文化差异性的集中反映。

一、中和感性与独立理性

易中天先生在《餐桌上的文化》中精辟阐释了中国饮食文化的一个内涵：“和”。“中国人的请客吃饭、聚餐共食，其目的既然意在人情，意在血缘，则其方式礼仪，自然也就以和为贵……比如筷子，也是‘一团和气’，用筷子给客人夹菜，既客气，又和气，既稳重，又文雅，不像西方人进餐，用刀子切像屠宰，用叉戳像攻击，还冰冷冷的，一点儿人情味也没有”

筷子刀叉是中西餐桌礼仪中最基本的差异。据专家研究，中国古代也用匙和刀叉，而且历史比筷子还悠久。刀古称为匕，有匕形和勺形两种，叉是用来叉取肉食的器具，我国原始居民已开始使用。

刀叉的最初起源和欧洲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有关，他们马上生活随身带刀，往往将肉烧熟，割下来就吃。大约15世纪前后，欧洲人开始使用双尖的叉，到18世纪有了4个叉尖的叉子。

刀叉和筷子，不仅带来了进食习惯的差异，还影响了东西方人生活观念。一些史学家认为，刀叉必然带来分食制，而筷子肯定与家庭成员围坐桌边共同进餐相配。

一双筷子功能的运用原则是中正，和谐，协调不悖。几千年一以贯之，形成了“无过无不及”的“致中和”的中华民族心理和传统文化特征。

而西方一开始就分吃，由此衍生出西方人讲究独立，子女长大后就独立的想法和习惯。餐具的合并简化，可以说明中国文化发展中抽象性与实用性的对立协调发展，而西餐餐具依然庞杂繁复显示西方饮食文化在理性和精确中探索。

中华民族对“和”的内涵的追求在饮食上还体现在对“色香味形”的追求。“调和鼎鼐”，“五味调和”，“调”可以说是中餐特有的方式。《吕氏春秋·本味》说：“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保持食物原料的味道，并互相渗透，加以佐料，去除怪异之味，使之符合食用者味觉。调味之外，还要调香、调色，调形，使人达到全方位的感官享受，把El常饮食活动提高到审美的境界。

相对而言，西餐属于理性的饮食观念，注重保持菜肴本身的自然属性和营养价值，食物分别烹制，组装，缺少调和过程，即使调味的佐料，也是在餐桌现吃现加，诸般食料只待食至腹中，方能调和一起，体现了“西餐重分别”的特点。

二、群体认同与个人本位

易中天从不同的餐桌文化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而西方文化的思想内核则是“个体意识”。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家庭为基础单元，中国人的社会存在首先依存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和宗族，再延伸至家国社稷。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个人、家庭、国家融为一体，文化上兼收并蓄，价值观以国家集体利益为重，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保护全体利益。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中国人喜欢聚餐共食，在中国人心目中，“独食难肥，共食才能汲取营养；独食无味，共食才会其乐无穷。”目的是为了加强人情往来，群体联系。

中餐桌上的热闹气氛与西餐的雅静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主人宴请客人往往为了表现热情好客，铺张排场，在餐桌上还频频给客人布菜夹菜。客人们一上桌，便滔滔不绝，谈天说地，劝酒敬烟，甚至吆喝划拳，现阶段的这种风潮有悖于传统儒家文化“食不语，寝不言”的教诲，已远超出文明的界限。

与中国长期保持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不同，西方世界在古希腊时期便形成了农业、手工业、商业并重的经济结构。以平等交换为基础的商业原则促进了个体本位的文化精神，突出了个人价值。

西方分餐制成了自然的选择，主人预先根据来宾人数将饭菜分为相应的份数，服务生将每份分别为食客们端上，各自享用。吃东西时闭嘴咀嚼，不应舔嘴唇或咂嘴发出声音。进餐时可以与左右客人交谈，但不要只同几个熟人交谈——左右客人如不认识，可先自我介绍。别人讲话时不搭嘴插话，音量保持对方能听见的程度。咀嚼食物不要说话，即使有人同你讲话，也要等咽下食物后再回答。

比较正式的宴席的座次安排，也体现出这种不同的文化认同。传统的中餐宴席使用八仙桌，对门为上，两边为偏座。年长者、主宾或地位高的人坐上座，男女主人或陪客者坐下座，其余客人按顺序坐偏座。现代宴席，主要用圆桌及方桌，但往往男性与女性分桌，女性安排在次桌或次要座位。若家中请客，女主人往往在厨房和餐厅之问穿梭忙碌。待所有菜品上桌才就座陪客。

而西餐宴会中主角是女主人，一般使用长形或马蹄形餐桌，男女主人分坐两端，然后按男女主宾和一般客人的次序安排座位，即男女穿插安排，以女主人的座位为准，主宾坐在女主人的右上方，主宾夫人坐在男主人的右上方，以右为尊，左为次。入座方式为从左侧入座，男士应拖拉餐椅，协助女士入座，以显示女士优先的绅士风度。若家庭宴请，男女主人都应始终陪同，客人还应送瓶葡萄酒或鲜花，或为女主人准备纪念品等小礼物，这也是社交场合的起码礼节。

三、中西方面子观念

与文化认同问题相关的是中西方不同的面子观念，西方社会也存在面子观念，但远没有中国社会强烈而盛行。

面子是传统和熟人社会中个人对自身能力、地位、尊严、财力、道德等社会身份在他人心目中的一种自我期许。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为核心的熟人社会，即人情社会，个人的价值取决于家族和他人的评价。在这种特定语境中，人们往往十分关注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地位，以寻求和捍卫自己的优势，保持体面和尊严。在家族和交际圈子中，人们习惯用面子来解释和调节社会关系和行为，谁的面子大，谁的话语权就大，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也高。

因此人们热衷于请客和被请，谁的应酬多，宴请的档次高，客人的级别高，谁就“有面子”，在人际交往中，也乐于互相“给面子”。比如餐桌上几乎每宴必有的敬酒环节，敬酒者和被敬者竞相表演的一套套说辞，言不由衷，醉翁之意不在酒，全在于面子。餐后争先付款买单，即使无意出钱，彼此心照不宣，也要做一番“争面子“的表现。

按照顾日国先生总结的中国社会“贬己尊人”和“求同”等交际礼貌准则，指谓己方和与己方相关的人和事要“贬”，要“谦”．指谓对方和与对方相关的人和事要“尊”，要“抬”，并且尽量不要反驳对方，而是要力求和谐一致。所以点菜要尽量迎合满足客人的口味，客人们则每道菜都要留下一部分，以示饭菜的丰盛。就餐结束，主人应自贬“招待不周”，而客人以“添麻烦了”的道歉方式表示感谢。

在西方社会中也有面子观念，Brown和Levinson于1978年提出了“面子保全论”，指出礼貌就是“典型人”为满足面子需求所采取的各种理性行为。他们将面子分为“正面面子”和“负面面子”。正面面子是指每个社会成员希望自己的愿望受人顺从，他的自我形象被人欣赏和赞许。夸赞对方就是西方人典型的生活习惯和交际方式，不管多么简单的菜肴，都会得到客人的赞美。

如果每道菜都吃完，会令主人很高兴，说明自己的心意和努力得到客人的肯定。餐后告别，客人们总要表示“have a nice dinner”(吃得很高兴)。而负面面子是与正面相对而言，指的是社会成员希望其行动不被人干涉，即具有行动自由和自主决定的自由，凡是有违这种自由愿望的言行就会被认为对他人负面面子的侵犯。

与之相应，在西方更受欢迎的还有自助餐和鸡尾酒会，形式更加自在随意，按照个人的喜好和食量自由选择，便于相互联络与交往。另外邀请他人外出用餐，往往是AA制，各人付各自的帐，或平分账单，若为人付账需事先说明。

有些时候不同的礼仪是不同文化之间产生误解，导致跨文化交际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又是造成礼仪不同的主要原因。研究和理解深藏在礼仪背后的文化因素，能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交际的原则和习惯技巧。

餐桌礼仪作为礼仪中的一种，是我们与西方人交往时难以避免的，因此，对餐桌礼仪的研究不能只分析东西方差异的表层，需要探索其背后的文化，这样才能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以客观宽容的态度对待异国文化减少因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交际障碍，避免产生误解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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