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以史為鑑，本輪減稅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如何？

我們在前期專題報告《新個稅法影響和未來稅改展望20180901》《減增值稅的可能路徑與影響測算20180903》《再看減增值稅的可能路徑與行業影響20180924》中，分析了個稅改革的影響，以及減增值稅的可能方案、減稅規模、財政赤字變化以及各行業受益情況。鑑於減稅對經濟增長的定量分析並無統一方法，而且測算結果往往會偏離實際較多，本報告旨在通過回溯美國80年代以來3次稅改浪潮以及我國1994年以來歷次稅改時的經濟實際表現，探究本輪減稅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果。

核心結論：

1.減稅對經濟的刺激效果並無定論。減稅可減輕稅收帶來的價格扭曲、刺激投資和消費，但由於減稅會帶來政府公共性支出減少，因此減稅並不必然就會帶動經濟走高。

2.美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歷經三次稅改：1981-1986年的里根稅改、2001-2003年的小布什稅改以及2010-2014年的奧巴馬稅改。

• 稅改背景：三次稅改時，經濟增速均處於下滑階段，直接誘因則分別為70年代石油危機、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2007年次貸危機。

• 稅改措施：三次稅改均主要針對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但在具體政策制定上有所不同。里根稅改主要是通過直接降低所得稅稅率來刺激總需求，小布什稅改則著力通過加大企業稅收抵扣來扶持科創企業，奧巴馬稅改重點在刺激企業投資、降低工薪階層稅負及增加就業。

• 稅改影響：經濟均於稅改推行後的1-2年復甦；居民收入和消費增速基本同步反彈；企業投資一般晚於盈利1年回暖；財政赤字約束下，減稅長期效果並不確定。

3.中國稅改歷程回顧。自2003年提出“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徵管”以來，基於稅收彈性和狹義宏觀稅負，我國稅改可分為三個階段：

• 2003-2008年：稅收和名義

  GDP同步增長，分步實施稅制改革。統一併下調企業所得稅，企業投資大幅增長；兩次上調個稅起徵點，消費增速均有不同程度提升；持續降低關稅稅率，進口額高速增長。

• 2009-2013年：“四萬億”投資刺激經濟回升，推進結構性減稅，宏觀稅負見頂。增值稅轉型改革，工業增加值快速提升，經濟實現較快修復；降低小排量汽車的車輛購置稅稅率，極大地刺激了汽車消費；個稅結構調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對消費的促進作用不如前兩次上調個稅起徵點。

• 2014年至今：經濟增長新常態，全面深化稅制改革，稅收負擔顯著減輕。“營改增”收官，增值稅稅率普降，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回升；重啟車輛購置稅優惠政策，汽車消費增速震盪抬升；下調進口關稅率、上調出口退稅率，對外貿易回暖；個稅向綜合稅制轉變，增加六項專項附加抵扣。

4.以史為鑑，如何看待本輪減稅的政策效果。特朗普減稅提振美國經濟，全球也迎來了減稅潮。維持此前判斷，傾向於認為，減增值稅大概率年內會推出、明年再實施。但和發達國家以直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不同，我國以間接稅為主。相比直接稅，降低間接稅稅率，企業和居民的減稅體驗較弱，加之財政赤字還是減稅效果的硬制約，我們預計，本輪減稅對經濟增長、投資和消費的拉動作用可能不會很明顯。

風險提示：政策執行力度不及預期；中美稅制不同，美國稅改借鑑意義有限；我國國內歷次稅改與2018年減稅可比性較低。

正文如下：

9月底以來，減稅暖風頻繁吹起，增值稅減免可謂“呼之欲出”。我們在前期專題報告《新個稅法影響和未來稅改展望20180901》《減增值稅的可能路徑與影響測算20180903》以及《再看減增值稅的可能路徑與行業影響20180924》中，分析了個稅改革的影響，以及減增值稅的可能方案、減稅規模、財政赤字變化以及各行業受益情況。

鑑於減稅對經濟增長的定量分析並無統一方法，而且測算結果往往會偏離實際較多，本報告旨在通過回顧美國80年代以來3次稅改浪潮以及我國1994年以來歷次稅改時中美經濟的實際表現，進而探究本輪減稅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

一、減稅對經濟的影響機制

從理論上講，減稅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為三條路徑：一是減稅可降低由稅收帶來的價格扭曲，減少無謂損失，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二是降低資本所得稅等可刺激企業加大生產和投資力度[1]；三是勞動所得稅的降低將抬升休閒相對於勞動的機會成本，有效刺激勞動供給。然而，由於稅收的減少、財政赤字的約束會降低政府生產性公共支出的規模，因此根據巴羅（Barro，1990）最優稅收理論，稅率與經濟增長率存在一個倒U型的關係：當稅率低於最優稅率時，提高稅率有利於經濟增長；當稅率已高於最優稅率時，降低稅率將釋放經濟活力，推動經濟增長。

減稅對經濟增長的定量分析並無統一方法，而且測算結果往往會偏離實際較多。學界採用的方法多為在標準的增長框架下引入政府財政政策，在與現實經濟大體相一致的參數環境下，通過參數化和數值模擬來估算稅收的經濟增長效應和社會福利損失。然而，由於運用的分析框架不同，研究文獻給出了不同的假設，或是基準參數取值的差異，導致最終得到的實證結果差別很大[2]。

鑑於此，本報告將客觀回溯美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三次減稅浪潮，以及我國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後的稅改歷程，以期以史為鑑，更為全面地評估今年以來眾多減稅舉措的政策效果。

二、美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三次稅改浪潮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已完整經歷過三次大規模減稅，分別是1981-1986年的里根稅改、2001-2003年的小布什稅改以及2010-2014年的奧巴馬稅改。

（一）稅改背景：外部衝擊致使經濟增速大幅放緩

里根稅改（1981-1986）：石油危機衝擊，高通脹與高失業率並存。20世紀70年代，過於寬鬆的貨幣政策與高漲的原油價格使得美國進入滯脹時代，GDP增速從1976年的5.4%一路下滑至1980年的-0.3%，同期CPI增速卻從5.8%大幅攀升至13.5%。菲利普斯曲線失效，高通脹與高失業率並存。

小布什稅改（2001-2003）：互聯網泡沫破裂，經濟、通脹齊下行。20世紀90年代末期，美國互聯網泡沫破裂，疊加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的衝擊，美國經濟陷入衰退，GDP增速從2000年開始連續三年走低，而通脹同比也從2000年的3.4%下滑至2002年的1.6%。

奧巴馬稅改（2010-2014）：07年次貸危機爆發，經濟增速斷崖式下跌。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隨後快速席捲全球。在歷經1992年以來15年穩健增長之後，2007年美國GDP增速較2006年下滑1個百分點至1.9%，2008、2009年則分別下探至-0.1%和-2.5%，甚至低於1982年-1.8%的增速。

（二）稅改措施：對症下藥，以降低所得稅為重點

由於美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三次稅改誘因不盡相同，因此雖然三次稅改均是以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為主，但各減稅法案的目標仍有差異。

里根稅改（1981-1986）：降低稅率、縮減財政支出，刺激私人部門投資、消費熱情。里根總統開始執政之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信奉凱恩斯主義。然而，隨著國內通脹、失業率均走高，傳統的需求管理無法解決國內的滯脹困境。里根政府認為過高的稅負抑制了國內私人部門的投資和消費需求，而前期盲目擴大的總需求刺激和社會福利規模則進一步推升了通脹水平。

里根政府先後於1981年、1986年推出《經濟復甦和稅收法案》、《稅制改革法案》，通過直接降低個稅、企業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的稅率，並且縮減政府開支，以期達到“小政府、大市場”的效果，刺激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同時壓低物價水平。

小布什稅改（2001-2003）：加大研發抵扣，重點扶持科創企業。由於互聯網泡沫破裂是21世紀初美國經濟增速下滑的重要誘因，因此不同於里根時代全面降低所得稅稅率的方法，小布什稅改重點在抵扣。

2001-2003年，小布什政府接連簽署了《經濟增長與減稅協調法案》、《增加就業和援助僱工法案》以及《就業與增長稅收減免協調法案》，主要措施包括對企業研發部門的稅收抵免永久化、對購買設備的開支給予30%的折舊抵扣、從2003年開始對小企業的折舊減免額提高三倍。在個稅方面，則主要是通過降低個稅及遺產稅最高邊際稅率、提高遺產稅免徵額度來降低富人稅負。

奧巴馬稅改（2010-2014）：針對工薪階層和企業減稅，重在提高就業率。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後，2009年美國經濟增速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新低，價格通縮，失業率則迅速走高。因此通過減稅來刺激企業投資、增加就業崗位、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成為奧巴馬政府的重要選擇。

2009、2010、2012年，奧巴馬政府先後出臺了《刺激經濟法案》、《稅收減免法案》和《美國納稅人減免法案》，針對企業主要推出了減免投資稅、延長就業抵免、研發費用抵免、新能源投資抵免等措施，針對個人的減稅舉措則主要包括延長兒童稅、教育稅抵免，下調僱員工資稅率等。與小布什稅改主要降低富人稅負不同，奧巴馬稅改主張降低工薪階層稅負，提高了對富人影響較大的個稅最高邊際稅率。

（三）稅改影響：經濟復甦，財政赤字壓力增大

無論是從企業盈利、居民收入，還是從私人投資、居民消費來看，美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三次稅改都對經濟復甦有積極作用。

三次稅改切實降低了宏觀稅負。美國80年代以來的三次稅改均有明確的減稅規模目標，在減稅法案公佈後，企業、居民稅負均明顯下降。以個稅和企業所得稅為例，1981年裡根政府將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由70%降至50%，最低稅率從14%降至11%，隨後個稅佔GDP比重從1981年的9.11%下降至1984年的7.55%，隨後反彈。企業所得稅方面，由於1982年政府財政赤字較上一年增加1.3個百分點，且經濟增速進一步下滑至-1.8%，里根政府不得不取消1981年法案中的加速折舊等規定。1986年，隨著經濟增速企穩、通脹增速回到低位，里根政府推出第二輪減稅方案。1981-1986年，企業所得稅佔GDP比重從1.95%下降至1.39%。

2001-2003年小布什稅改時期，個稅佔GDP比重從9.9%下降至7%，企業所得稅佔GDP比重則從2.0%下降至1.2%。2009-2012年奧巴馬稅改時期，稅收佔GDP比重則經歷了先降後升的階段。

稅改措施推出後1年，經濟增速觸底反彈。1981年裡根政府推出稅改法案後，1982年經濟再次探底，但隨後一路從1982年-1.8%的增速回升至1984年的7.2%。2001年小布什稅改、2009年奧巴馬稅改開啟以後，經濟增速均於次年反彈。2001年美國實際GDP增速降為1%，隨著稅改的推進，GDP增速連續3年回升至2004年的3.8%。2009年美國實際GDP增速為-2.5%，奧巴馬政府推出一系列經濟刺激和稅改法案後，2010年GDP增速強勁反彈至2.6%。

稅改對居民收入和企業盈利的提振效果較為明顯。在稅改措施推出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均觸底回升；除里根稅改以外，企業利潤增速也於稅改次年出現大幅提升。具體來看，里根稅改時期，個人實際可支配收入增速從1982年的2.2%回升至1984年的6.9%；企業利潤增速則從1982年的-7.1%大幅攀升至1984年的20.8%。小布什稅改時期，由於主要的減稅對象是科創企業，因此相較於個人可支配收入，企業利潤復甦更為顯著。2001年企業利潤增速為-3.6%，而2002-2004年的平均增速高達19.4%。奧巴馬稅改時期，同樣實現了居民收入和企業盈利的觸底回升。

企業投資滯後盈利反彈，居民收入、消費同步復甦。稅改之後，從居民收入到居民消費的傳導路徑較為順暢。回顧三次稅改歷程，個人實際消費支出增速基本與可支配收入增速同步變動，當居民收入增速反彈後，消費支出增速也同步回暖。不過，企業投資滯後於企業盈利的改善。里根稅改時期，1983年企業盈利增速高達21.7%，但私人投資增速僅有8.1%，次年才攀升至17.7%。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小布什稅改時期，2002年企業盈利增速就已觸底回升了，但投資增速滯後一年反彈。

財政赤字壓力削弱減稅正面效應。減稅在短期內將通過提高企業盈利、居民收入來刺激總需求，但若考慮到財政赤字的影響，則正面效應將會減弱。一方面，短期內由於稅收收入的減少，政府財政收入降低。為了保證財政赤字率不激增，政府可能會削減財政支出，減小政府公共性生產支出規模，從而對總需求形成拖累；另一方面，若政府維持財政支出規模不變，則需加大發債力度，推高利率，從而對私人投資和消費形成擠出效應。

里根稅改時期，由於1982年財政赤字率上升至3.86%，里根政府只好推出稅收平衡和財政責任法案，重新變相增稅，中斷了減稅進程。小布什稅改時期，由於前期90年代克林頓政府大力推行“綜合經濟發展計劃”，推行適度緊縮的財政政策，削減預算赤字，積累了財政盈餘，從而為小布什政府的稅改政策騰挪出財政空間。在此階段，財政赤字率維持在3%左右，而公眾債務佔比也不超過35%。然而，到了奧巴馬稅改時期，財政赤字激增至6%-9%，同時公眾債務佔GDP的比重迅速攀升至50%以上。2012年公眾債務佔GDP的比重為70.4%，較2008年提高31個百分點。

三、中國稅改歷程回顧

（一）稅改20多年來，總稅負相對減輕，但實質性減稅效果偏弱

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我國對稅制進行了一系列結構性調整，減稅政策逐漸鋪開，在稅收結構和稅率設計等方面均做了相應改進。

對於歷次稅改的總體效果，我們從稅收彈性和狹義宏觀稅負兩個維度來觀察。其一，稅收彈性指稅收增速與GDP名義增速的比值，其值大於1說明稅收富有彈性，稅收增長快於經濟增長，小於1說明稅收缺乏彈性，稅收增速低於經濟增速；當其處於上升期時，說明稅收增速相對加快，稅收負擔加重，反之則意味著稅負減輕，減稅產生了政策效果。其二，狹義宏觀稅負指稅收佔GDP的比重，同樣地，該比值的提升說明稅收負擔加重，反之則表明整體稅負在降低。

（1）1994-2002年：經濟增速連降5年後回升，規範稅收體制，稅負增長較快。1994年分稅制改革，取消了對內資企業徵收的產品稅和外資企業徵收的工商統一稅，建立了在生產環節和流通環節普遍增收增值稅、對少數產品徵收消費稅、對勞務供給、無形資產轉讓和不動產銷售徵收營業稅的流轉稅體制。這期間，名義GDP增速於1994年達到峰值後連續5年回落，2000年回升後一直維持在10%左右；稅收彈性和狹義宏觀稅負均顯著提升，且稅收彈性於1999年達到峰值2.43，稅收負擔加重。

（2）2003-2008年：稅收和名義GDP同步增長，分步實施稅制改革。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按照“ 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徵管”的原則分步實施稅收制度改革。2003至2008年，經濟持續高速擴張，稅收和名義GDP同步增長；廢除農業稅、先後兩次上調個稅起徵點、統一併降低企業所得稅率等減稅政策相繼出臺，宏觀稅負的增長速度放緩，稅收彈性在1-1.35區間運行。

（3）2009-2013年：“四萬億”投資刺激經濟回升，推進結構性減稅，宏觀稅負見頂。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名義GDP增速於2009年回落至9%，之後隨著“四萬億”投資計劃逐步落實而回升。200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結構性減稅”後，減稅政策頻出：在全國範圍內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對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車實行車輛購置稅優惠政策；再次提高個稅起徵點並調整個稅稅率和級距；在部分省市、行業開展“營改增”試點。稅收彈性自2010年開始下降，狹義宏觀稅負在這5年間僅增加了1.5個百分點，稅收負擔穩中略降。

（4）2014年至今：經濟增長新常態，全面深化稅制改革，稅負逐步減輕。2013年底，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稅體系，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而後，減稅政策密集發佈：2015年重啟車輛購置稅優惠政策，2016年“營改增”收官，2017年增值稅率取消13%一檔，2018年全面降低增值稅稅率、出臺新個稅法、先後多次降低進口關稅並提高出口退稅。五年來，經濟發展處於新常態的階段，經濟增速高於稅收增速，稅收彈性下行並始終低於1，宏觀稅負持續降低，間接稅比重降至歷史最低54%，應該說，稅收負擔總體減輕。

（二）2003-2008年：分步實施稅制改革

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按照“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徵管”的原則分步實施稅收制度改革。一方面，我國兩次提高個稅起徵點並統一企業所得稅制為企業和居民減負；另一方面，為履行加入WTO而承諾的關稅降稅義務，我國不斷自主降低進口關稅稅率，關稅總水平由2002年的12%降至2007年9.8%。

企業所得稅統一下調，企業投資大幅增長。2007年3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新《企業所得稅法》，新法及其實施條例於2008年1月1日起開始執行。新企業所得稅法統一了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制度，將企業所得稅稅率定為25%，較之前下降了8個百分點，並對符合條件的小微企業實行20%的優惠稅率。以上證綜指覆蓋的所有上市公司為例，企業所得稅增速大幅降低，淨利潤增速高於利潤總額增速，企業投資意願高漲，在建工程及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均達到相對高點。

兩次上調個稅起徵點，消費增速均有不同程度提升。進入21世紀後，我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水平持續增長，但個稅起徵點卻一直維持在1994年確定的每月800元的水平，2005年全國平均工資水平接近個稅起徵點的兩倍。在此背景下，我國於2006年調高個稅起徵點至每月1600元，2008年進一步調至每月2000元。個稅負擔減輕後，大眾消費受到一定刺激，尤其是2008年個稅增速大幅下降的同時社零增速持續走高。

不斷自主降低關稅稅率，外貿增長顯著

（三）2009-2013年：推進結構性減稅

雖然前期在調整稅制過程中施行了部分減稅政策，但我國宏觀稅負仍處於較高水平，加之2008年金融危機使得國內外經濟環境均受到不同程度損傷，我國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應對經濟危機並順應全球性減稅趨勢。為此，2008年12月中央經濟會議首次提出“結構性減稅”，其有別於全面減稅，是針對特定稅種、基於特定目的而實行的稅負水平削減。接下來的五年裡，減稅政策主要圍繞在增值稅、車輛購置稅、個人所得稅等方面展開。

增值稅轉型改革，工業增加值快速提升。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國範圍內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我國增值稅正式從生產型增值稅變革為消費型增值稅，以避免重複徵稅、降低企業設備投資稅收負擔，從而鼓勵投資和擴大內需。在國內增值稅收入同比下降的同時，工業增加值同比大幅攀升，經濟實現較快修復，工業企業應交增值稅佔利潤總額的比重也於2010年降至最低42%。

進一步降低小排量汽車的車輛購置稅稅率，刺激了汽車消費市場

個稅結構調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對消費影響弱化。2011年6月30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修改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自2011年9月1日起，個人所得稅免徵額提高到3500元。同時，將第1級稅率由5%修改為3%，9級超額累進稅率修改為7級，取消15%和40%兩檔稅率，擴大3%和10%兩個低檔稅率和45%最高檔稅率的適用範圍。此次調整過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幅增長，但社零增速走勢平穩，居民消費受影響程度較弱。

（四）2014年至今：全面深化稅制改革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稅體系，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稅改的主要工作包括：1）推進增值稅改革，適當簡化稅率；2）逐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此外，為滿足居民消費升級需要，一方面，2015年重啟車輛購置稅優惠政策，促進汽車消費；另一方面，2015年以來多次降低消費品及汽車等商品的進口關稅，合理增加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一般消費品進口，關稅總水平降至7.5%。

“營改增”收官，增值稅稅率普降，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回升。自2016年5月1日起，中國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將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全部納入營改增試點，全年營業稅減收7800多億元。至此，營業稅退出歷史舞臺，增值稅制度將更加規範。“營改增”後，增值稅收入驟增，為進一步減輕企業稅負，我國繼續深化增值稅改革，2017年7月1日起，增值稅稅率由四檔減至17%、11%和6%三檔，取消13%這一檔稅率；2018年5月1日起，增值稅稅率 17%、11%兩檔分別降至16%、10%，預計全年可減稅2400億元。這期間，企業經濟效益向好，上證綜指覆蓋的上市公司利潤增速大幅提高，民間投資和製造業投資也先後企穩回升。

重啟車輛購置稅優惠政策，汽車消費增速震盪上行。2014年以來，車輛購置稅優惠政策主要包括：1）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對購買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車減半徵收車輛購置稅；2）2017年全年，對購置1.6升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車減按7.5%的稅率徵收車輛購置稅；3）2014年9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對符合條件的新能源車免徵車輛購置稅。汽車消費增速於2016年在波動中抬升，2017年3-9月當月同比維持在8%左右，而後開始下滑。綜合來看，此次減稅對汽車消費仍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效果相對2009年稍弱。

個稅由分類稅制向綜合稅制轉變，減稅影響可期。2018年8月31日，關於修改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經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表決通過。新個稅法於2019年1月1日起施行，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最新起徵點和稅率。根據財政部程麗華副部長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2018年8月31日新聞發佈會上的發言，以基本減除費用標準提高到每月5000元這一項因素來測算，實施後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人占城鎮就業人員的比例將由現在的44%降至15%，總體上一年減稅約3200億元，佔2017年財政總收入比重僅為1.9%，對財政拖累較小。一方面，提高免徵額會減少個稅納稅人數，但總體稅收收入降低有限；另一方面，與民生密切相關的專項抵扣將顯著影響居民邊際消費傾向，調整後的稅率結構調整主要利好中產階級。

四、以史為鑑，如何看待本輪減稅的政策效果

（一）特朗普減稅提振美國經濟，全球迎來減稅潮

特朗普稅改意在吸引資本回流，減稅效應提振美國經濟。

今年以來，美國經濟、通脹和就業數據持續亮眼。受消費和出口拉動，美國二季度實際GDP修正值4.2%，創15個季度以來最高水平，三季度GDP環比折年率初值為3.5%，雖較二季度有所回落，但仍創15個季度以來的次高水平。美國通脹維持高位，10月美國CPI同比回升至2.5%，連續7個月在2.5%以上；就業方面，10月美國就業超預期強勁，失業率續創新低，時薪增速創新高。往後看，維持我們此前的判斷，美國繁榮週期已進入下半場，頂點為2018年二季度，2019-2020

特朗普減稅推升全球減稅浪潮。一般而言，減稅可分為週期性減稅、制度性減稅、競爭性減稅和轉嫁性減稅，分別以保證經濟增長、優化稅制結構、提升本土市場競爭力和在階層之間轉嫁稅負為目標。近年來，隨著國際競爭日益激烈，許多國家紛紛推出減稅措施，以期提高本國稅制的全球競爭力。2017年年底，特朗普政府簽署《減稅和就業法案》，這不僅對美國稅制產生重大影響，同時也倒逼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加大減稅力度。2017年，日本、英國、德國、法國、印度紛紛宣佈減稅計劃，主要涉及個稅和所得稅。

（二）我國減增值稅在即，財政赤字制約減稅效果

我國稅負仍有較大下降空間，增值稅減免已經在路上。據世界銀行數據，2017年中國企業綜合稅率高達67.3%，為美國的1.5倍，全球排名第12位，可見我國稅負仍有下降空間。事實上，9月底以來，包括大大、總理、財政部長在內的高層以及國務常務會議已經多次喊話要減增值稅，以及推進增值稅三檔並兩檔。維持我們此前判斷，傾向於認為，減增值稅大概率年內會推出、明年再實施。其中，減稅的可能方案、減稅規模、財政赤字變化以及各行業受益情況，請參見我們前期深度分析報告。

減稅短期對總需求的提振作用較為明顯，但長期影響並不確定。由於減所得稅在短期可直接增厚企業稅後利潤、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因此對總需求具有短期刺激效果。美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三次稅改推行後，企業利潤和居民增速均快速反彈，隨後拉動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

回顧過往，我國在規範稅收體制、完善稅收結構的同時著力為企業和個人減負，

• 其一，統一併降低企業所得稅率，完善小微企業和高新技術企業的所得稅優惠政策，改革並降低增值稅率，均不同程度刺激了企業投資、保障了企業的經濟效益；

• 其二，提高個稅起徵點並優化稅率結構，短期內可促進國內消費需求，長期保障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尤其在職工平均工資與個稅起徵點比值過高的情況下，減個稅對消費的刺激作用更加明顯；

• 其三，實施車輛購置稅優惠政策，極大促進了國內汽車消費市場的發展；

• 其四，無論是在加入WTO初期還是在近兩年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背景下，降低進口關稅與提高出口退稅的政策，在不同程度上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優化了國內消費結構。

值得注意的是，和發達國家以直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不同，我國以間接稅為主。相比於直接稅，降低間接稅稅率，企業和居民的減稅體驗會相對較弱，因此對投資和消費的拉動不如降低直接稅明顯。此外，

風險提示：財政赤字約束，最終落地的減稅力度低於市場預期；考慮到中美兩國稅制結構差異，美國減稅歷史對中國借鑑意義有限；由於2018年中國計劃減稅規模高於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的歷次減稅方案，國內歷次稅改與本輪減稅的可比性較低。

聯繫人：熊園，國盛宏觀首席分析師（18511580215）；王梅酈，國盛宏觀研究員；何寧，國盛宏觀助理研究員。

註釋：

[1]申廣軍，陳斌開，楊汝岱，2016：《減稅能否提振中國經濟？》，《經濟研究》第11期

[2]嚴成樑，龔六堂，2010，《我國稅收的經濟增長效應與社會福利損失分析》，《經濟科學》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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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盛宏觀熊園團隊.新個稅法影響和未來稅改展望，2018.9.1

具體分析詳見2018年11月28日發佈的《宏觀專題：以史為鑑，本輪減稅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如何？》

分析師熊園 分析師執業編號S068051805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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