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发昏到家的二弟

周作人:发昏到家的二弟

老叫兽:有大哥照顾真幸福。

小石君:有有出息的大哥更幸福。

众所周知,

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

他同时还是周恩来的亲戚,

出生在浙江绍兴都昌坊口的周家。

和大哥鲁迅一样,

周作人小时候玩的地方是百草园,

念得私塾是三味书屋,

老师也是那个“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篆刻家寿石工的爸爸寿镜吾。

周作人十六岁时,

在外读书的鲁迅写信求祖父把混迹街头的“小流氓”周作人带到南京上学,

于是周作人考上了江南水师学堂,

读的是管轮班(轮机专业)。

在大哥的监督督促下,

周作人发奋苦读,

六年后考取官费生,

留学日本。

去了日本,

鲁迅弃医从文,

而读海军技术的周作人也弃武从文,

改学希腊文。

毕业回国后,

周作人和大哥一起在北大做讲师,

同时引领风潮,

推动新文化运动。

当时,

周家二兄弟“兄弟恰恰”,

在鲁迅的照顾和指导下,

周作人的各方面和大哥都很相似。

比如兄弟两都喜欢奚落人;

鲁迅回了一趟故乡,

形容豆腐店老板娘像“一只拎起来的圆规”;

周作人也不甘示弱,

在北大听王露先生的古琴演奏会,

说人家“远远好像是在打算盘”。

鲁迅喜欢书法,

收集古碑拓片,

其字朴质而不拘挛,

洒脱而有法度;

周作人也是个书法迷,

无论文稿、书信还是日记,

都以兼毫或狼毫的小楷笔,

自己磨墨书写,其字古拙。

而且仔细一看,

兄弟俩的书法里都透出一股闲雅散澹、逸超凡的书卷气,

在气息上颇有几分神似。

周作人和大哥一样,

自称“字不好”,

可又偏偏很自信的为书封题签,

还抄诗笺寄赠朋友。

五十岁时,

他写了两首“自寿诗”,

题目为《偶作打油诗二首》。

好友林语堂索诗,

他就用八行笺抄写寄赠,

不料林语堂一见之后,

大为喜欢,

就将其手迹影印,

发表在《人间世》创刊号上,

同期还发表了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的和诗。

结果这篇自寿诗轰动一时,

满城争诵,

后来又引来名流的和诗不断,

如蔡元培、沈兼士、俞平伯等,

就连从不写诗的钱玄同也发表了和诗。

鲁迅得知后,

远远的嘀咕了一声:“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

结果引发了一场文坛大论战。

不过,只就诗来看,

周作人写得确实漂亮。

其一: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

其二: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天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父母一直说周作人是“老僧转世”,

所以有“前世出家今在家”之句,

而他一生所向往的,

也确实就是这种“半儒半释”、悠闲自在的读书生活。

老叫兽:人生不相见。

小石君:动如参与商。

周作人前生不仅是老僧转世,

还有可能是一颗天星。

周氏兄弟幼年时,

家里怕男孩子不好养活,

就让孩子拜庙里的和尚为师。

绍兴长庆寺的龙师父曾给他们取了法名,

鲁迅是长庚,

而周作人就叫启明。

长庚、启明都是金星,

只是黄昏时的金星称为长庚,

黎明时的金星称为启明,

所以长庚和启明是永远不相见的。

如果以此附会,

不免宿命迷信,

但是后来兄弟致死永不相见,

却与此一模一样。

兄弟两人从日本留学归来后,

是大哥鲁迅一手照料全家。

1919年2月,

鲁迅卖掉绍兴老宅,

又举债买下北京八道湾的四合院,

买房、装修、搬家,

而周作人则带着太太回日本探亲去了。

装修完毕,

鲁迅将朝南向阳的正屋让给周作人夫妇,

自己则住在大门口朝北的小屋里。

此后一家人的开销,

基本都由鲁迅掏钱,

弄得鲁迅时常入不敷出。

当初在日本,

因为弟弟要结婚,

鲁迅回国就业挣钱,

以此接济周作人夫妇,

还经常寄钱给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家。

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本是日本一所旅馆的女佣,

和周作人结婚后,

她把全家都接到中国,

要“让父母享福”,

并做主把妹妹嫁给了周作人的弟弟周建人。

然而就是周作人这个日本老婆,

开始在兄弟两之间挑事。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

1923年7月的一天,

鲁迅回家后,

羽太信子忽然又跳又骂,

说鲁迅偷窥她洗澡,

于是鲁迅怒而搬离八道湾,

把整个宅子全给了周作人。

搬家时,

周作人竟然拿起铜香炉,

向鲁迅头上砸去。

之后,

周氏兄弟再未单独见过面,

也没有直接通信。

但一向主张“以直报怨”的鲁迅心其实很软,

他对周作人时刻关注,

常常搜购周作人的作品。

他对周作人最狠的一个“恶”评仅是“昏”字,

鲁迅几次对周建人摇头叹气无可奈何地说:“启孟(周作人)真昏!”。

临终前,

鲁迅还在看周作人的散文。

周作人却一度满腹怨恨,

甚至把鲁迅当成了假想敌,

总是在文中借机攻击,

但到了后来,

他也颇有悔意。

鲁迅逝世时,

周作人正在北大上课,

得知消息后,

他悲痛地告诉学生,

因为鲁迅去世,

下一节课暂时告缺。

以这样的方式,

周作人婉转地表示对乃兄的悼念。

后来,

他又在《宇宙风》上发表《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

怀念大哥。

建国后,

周作人完成了好几部研究鲁迅的专著,

如:《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青年时代》等,

写这些文章,

正如他自己所说,

是让大哥不被人误解,

以此算对得起鲁迅。

老叫兽:真刺杀还是假刺杀?

小石君:总之苏武叛节。

1937年7月29日,

北平被日军占领,

北大和清华宣布南迁。

大批文化学术界名流,

纷纷踏上南下的旅程。

然而周作人没有同行,

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三位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

受校长蒋梦麟的委托看守校产。

刚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

闻讯后便发表《国难声中怀知堂》,

认为周作人是中国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

应该南下。

为了答复郭沫若的好意,

周作人在《宇宙风》以《知堂在北平》的标题,

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信中说:“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

既然是要作苏武,

那么所有关心周作人的朋友,

都松了口气。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1939年元旦,

一名自称是周作人学生的客人求见,

突然开枪将他击倒,

凶手逃逸后未被捉获。

于是日本和国民政府开始扯皮,

一方坚持是日本人的阴谋,

另一方则说是国民党特务所为。

这件事一直扑朔迷离,

直到战后,

有人在美国撰文,

自称当年是学生,

因不满周作人的亲日行止而下的手。

但就是因为行刺,

日本宪兵进驻周作人家,

他们和周作人的日本妻子一起,

在客观上加速了其“落水”的进程。

次年2月9日,

周作人忽然出席了日本军部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

3月28日,又被委任为文学院筹备员。

周作人一时成为众矢之的,

茅盾、郁达夫、老舍、丁玲等纷纷致信,

痛斥他“背叛民族,屈膝事敌”,

“希望幡然悔悟,急速离平。”

然而周作人一意孤行,

1942年5月,

他又作为汪精卫的随员,

参加伪“满洲帝国”十周年庆典,

并谒见伪满傀儡皇帝溥仪。

八年抗战,日本战败,

周作人被逮捕,

并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建国后,

周作人靠翻译维持生计。

当时他的稿酬颇丰,

可是他的日记中所记的却永远是:“本月收入虽亦不少,而窘迫殊甚”,

之所以“窘迫殊甚”,

除却家口过重,

多是夫人不善理财所致。

同时,

几十年的日本妻子也开始和他吵闹,

此时的他也大概终于清醒,

日记中所记多是:“几不可与语”,“临老打架”,

“寿则多辱,良为知言。”

但垂垂老矣的周作人已经没有机会“重新来过”,

而很快到来的那场“革命”,

又将让他陷于灭顶之灾。

幸耶?悲耶?

一生的得失苦乐,

唯有他独自品尝了。

小贴士:

周作人,原名櫆寿,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浙江绍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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