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投資風險似乎從來不是問題
關於金融學定義上的投資概念，一般指的是通過貨幣投放拉動槓桿效應實現財富或利益的二次增值的過程，在這裡面涵蓋的定義主體上至國家，下至自然人個體，因此經濟內涵十分龐大而複雜。
對於投資主體而言最終的落腳點一定都是財富或者利益的二次增值，而這種逐利行為的經濟活動在當今這個時代已經是深入到了人類活動的方方面面了。在人類投資實踐活動數百年的時間裡，我們進入了人類社會金融衍生高度延展的一個時代。
西方國家的經濟建設多半都依託於資本主義的極端掠奪屬性，他們透過壓制剩餘勞動價值，提升投資回報，尤其是美國，他們以世界金融話語權為由，向全世界投資資產，並以資本價值的普世觀念將利潤最大化，最終透過剪羊毛的操作實現利益增值。看上去他們雖然在此期間經歷了屢次的經濟危機，但給他們帶來的收益遠遠大於風險，換句話說即便是風險有時候對貪婪的西方國家而言也不一定就是我們嘴裡說的壞事，他們會在風險經驗的總結上收益頗豐。
而對比我們中國的經濟建設而言，真得是太順風順水了。這是得益於中國人民的勤勞和奮鬥，但是基於投資而言講究的是價值的體現，有時候單靠奮鬥和勤勞是體現不出價值的，就好像挖礦一樣，你挖煤和挖金顯然是不一樣的，挖煤的價值和挖金的價值在同等勞力和技術下收益是不成正比的。
另外我們看上去從未經歷過較大的風險，缺乏風險意識和經驗成為了中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缺失的一環，我們沒有經驗也就意味著我們對於任何危機的到來都屬於未知領域。我們不知道我們在發展的過程中需要什麼樣的風險總結和概括，也不知道如何吸取教訓，任何來自於西方的經驗看上去對我們而言，都不是貼合實際的情況。
我們中國的經濟建設基於拉動民生需求目標為出發點，涵蓋了工業體制的完善和城市化建設的需求，而手段基本上都是依靠金融帶動為主，這一點自改革開放以來就是如此，為此我們高度運用了凱恩斯主義為抓手，依賴持續性貨幣投放為工具，帶動槓桿作用，以投資基建和外貿加工為導向，最終實現了初級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
這種經濟發展思路其實是非常初級和單一化的金融運用手段，於投資角度而言，也僅僅是為了效益而非價值，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含金量還是不夠高。
因此最近這幾年這種國家投資呈現出了一種相當疲弱的衰減效應，巨量的貨幣再也無法拉動槓桿提高收益，這就是投資邊際效益的由來。
而對於這個以後可能長期陪伴中國經濟成長的東西，我們似乎還缺乏深刻的理解，我們到底該如何去看這種投資效應的出現呢？我們的經濟到底應該怎樣去適應這種新環境下的投資效率問題？看上去都是待解之謎！
利潤最大化才是投資需求
一、新投資時代：支出大於收入
在很早之前，我們中國人對於投資是非常有心得的，那是基於經商一路的個體經驗經過數千年以來的演化得到的絕對經驗，因此形成了風格迥異的地域商投特色，比如浙商的特徵傾向於睿智穩健，而潮汕商人則傾向於果決勇斷，這種投資風格的經驗得益於長久的經驗傳承和地域因素代代相傳。
基於國家投資理念的概括要上溯到戰國時代，割據的列國實際上也是在投資，用自身的實力來吸引投資，就好像秦國打通商賈之路，吸引山東六國商賈，利往中原，這是基於國家建設的需求而言。
因此投資對於我們的老祖宗們來說並不陌生，但是說句實話，對比來看我們現在人們的投資意識遠遠比不上中國古人對於投資理念的理解，無論是宏觀層面，還是微觀層面，因此我們才會在新時代引領投資理念上出現了新的問題。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我上面提到過所謂投資，其最終目的必然是財富或者利益的二次增值過程，對於國家而言是國家建設，而對於個體則是財富建設，這一點都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參與組成部分。
我們當下面對的問題是，現在我們的投入和產出完全形不成一個良性循環了，效率降低，價值不再，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到底問題出在了哪裡？一般來說，當做一件事出現問題的時候，原因無非兩方面：方向或方法。
我們先來看方向，對於國家而言經濟建設的總方向是沒有變得，即國家富強，可是微觀操作上的方向出現了變化。當下的時代要求是國家競爭力必須體現在高價值上，而我們傳統的經濟建設思路無非是三駕馬車帶動，基建投資，外貿工業投資，民生需求保障投資。
首先基建投資是基於城市化建設完善的過程中必要的功課，它是我們中國的城市從破敗的小城市發展成為了世界上一流的城市商圈，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美輪美奐的高樓大廈，隨處可見的工業城區等等城市功能完善。
其次還要有工業投資建設完成工業化體制的構成方面，我們中國人現在是少有的幾個具備完整工業體系的國家，全工業品類齊全，保障了人們的就業需求，同時也積極融入到了世界經濟鏈條之中，實現了世界經濟中的產業自我價值。
其三是民生保障投資，這個方向得益於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完善，滿足了人們大量就業和安居的需求，同時引領了產業需求端的消費，基本形成了所謂的中國市場潛力。
這三個投資需求在拉動國家經濟建設的初期效果是十分明顯而有效的，中國人以改革開放為政策抓手，帶動了這個投資需求，加上中國人極其優越的體制優勢，舉傾國之力，一舉在短短數十年時間內完成了西方工業化和城市化近百年的效果，不得不說這真是一個世界奇蹟。
然而這僅僅是國家建設的初級目標，現如今的變數是時代不僅僅要求初級階段建設了，它在要求更高層次的國家競爭力。
因此基於投入與產出的鏈條呈現出一種遞減的效應，這是因為時代需求的昇華，同時也是中國經濟和民生需求端的昇華導致的，人們在完成初級階段需求之後提出了更高層次的需求，對於國家而言需要高端價值的建設，而對於個體而言需要更好的生活品質。
如果我們還要沿襲老路子去投資帶動的話，很顯然這種邊際效應會越來越明顯的。我們需要更加高效的投入產出比，需要提高投資效益，謀求國家投資和個人投資的高價值轉換。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弄清楚，到底什麼是高價值以及如何實現高價值？這就是方法的問題！
風險意識似乎從未進入中國人的視野
二、風險與意志
關於價值，對於投資而言，是一個時效性相對比較強、靈活性比較大的概念。無論是基於國家投資概念還是個人投資概念，我們都需要分階段來看。
早期的經濟建設無論是國家還是個體都是極其疲弱的狀態，起點低，那麼也就無所謂什麼選擇，基於溫飽的需求，就是無論是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這中間即使有所謂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我們也依靠加大投資和改革紅利，甚至是資本管制碾壓過去了，並未出現什麼重大的風險隱憂。這是基於初級建設階段的強勁動能下，任何風險都可以被意志掩蓋過去的做法，就好像人餓極了，只要抓到草也能填飽肚子的道理，至於這個草是不是有毒，也是被吃飽需求推後的考量。
這就是中國人投資建設的初級階段狀態，無論是基於國家還是個體，完全就是一個極度飢渴的需求狀態，任何能夠改革生產效率的舉措都很容易被印證是正確的階段。在這個階段裡，投資需求意志的產出是高昂的，也是極有價值的，滿足了人們溫飽和經濟建設的需求。
但問題往往出現在轉型階段，基礎需求滿足之後人們會要求更多，國家也是一樣的。初級建設階段向更高效率轉換，這裡的轉換過程裡會出現極大的風險和意志的較量，風險在於很可能我們會陷入衰退，而意志要求我們向更高階段進發。
我們中國人就是在這裡出現了問題，我們一直都以為意志的力量是大於風險力量的，殊不知歷史上的證據往往都證明了風險的力量不容忽視。西方國家的金融危機到底怎麼爆發的？難道他們沒有向更高階段發展的意志嗎?顯然不是這樣的，高價值是時代需求，對於每一個國家都一樣。
決策意志看上去更受國人青睞
我們的方法一直都是用意志來對抗風險，看上去從未失敗過，但是我們似乎忘了，我們之前階段發展需求是非此即彼的需求，它的意志力量是非常強大的，而現階段的轉型需求卻不同，生存意志和更高的生活質量意志相比是削弱的，因為也許很多普通人一輩子的需求也就是溫飽而已。喪失了一大部分的升級意志，看上去我們對抗風險的力量已經減弱了很多。
那麼如何彌補這一部分對抗風險的意志力量呢？西方人是依靠多次對抗經濟危機的經驗總結和風險防範意識的進步，而我們似乎從未經歷過真正考驗投資智慧的風險，最大的也就是上個世紀90年的國企改革，這種屬於內部的改革矛盾風險，並不是整體經濟層面因素，因此並不可靠。
從未經歷過風險，對於人們也許不是一件好事情，就好像中國的房地產投資會讓人們產生一種執念，那就是房地產會一直漲，永遠不會跌。一旦風險大於這種意志，我們的投資就會出現大麻煩了，看起來當下我們正在面對這種轉型風險。
但我們現在走得路子是對的，改革開放確實可以作為一種自我改良的經驗總結去應變時代風險，但我總覺得不太夠。
畢竟中國的轉型風險到底有多大，誰也說不清楚。但是擔當和應變之下的方法，我覺得仍需考量風險大於意志的情況，否則真的風險一旦來臨，我們會更加艱難。
這就是投資方法論上出現的中國價值考驗，用意志對抗風險還是用經驗對抗風險？無論哪一種，我們最不該做得都是忽視風險，這一點切記切記！
如何看待投資方向成為了中國謎團
三、雲裡霧裡的投資選擇
另外一方面，基於方法上還有一個關於投資選擇的問題，需要我們去思考轉變。
首先是國家層面上，我們絕對不能再沿襲以往的依靠單純的金融手段拉昇槓桿，投資基建了，因為這種初級需求已經基本飽和了，在投資下去也是重複浪費，關鍵在於怎麼在這些基礎上利用好存量的設施，提高整體基建功能的優化效應。配套是關鍵點，基建也需要配套工程，這裡面非常複雜，簡單一點的舉個例子，就好比高速公路，基本上已經是全國都有了，那麼為什麼城市擁堵還是這麼嚴重呢？這就是配套不夠到位，收費站過多造成的，基於收費需求不能取消的話，我們也可以提高收費效率的嘛，不如互聯網快速驗證通行的建設，這就是技術帶來的高效。諸如此類的配套優化應該被大力投資建設，完善升級需求。
其次是基於產業層面的，現在國內的產業基本上已經完成了上一階段的歷史使命，它們迫切需要轉型升級，注意這裡不是講要淘汰掉這些產業，而是促使這些產業向行業高端發展進步。技術的進步是可以帶來效率的提升的，關鍵是如何讓產業投資昇華價值，淘汰低效產能，面向高端，完成技術改造，減少浪費環節，這些都是大有可為的。就比如造紙行業的汙染問題，現在不僅有減排技術，也有高效的低汙染造紙設備嘛，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做呢？寧願花錢在浪費的地方，不如提高產業附加值，利潤可能短期會受影響，但長期來看是利大於弊的。
其三在於個人投資層面，中國人的投資理念是有問題的，基於逐利的心理和追求生活品質的需求，人們可以自由選擇投資，但是風險依然是繞不開的一個話題，家庭財富也是可以基於更高價值的實現過程的，要學會理性投資，分散風險，不要把寶都壓在房地產上，中國做事老是一個思路走到黑，不見黃河不死心，這是非要輸得傾家蕩產才服氣的意識嗎？實現價值和財富增值才是根本出發點，而不是賭政策和環境，否則個人投資也是會出現邊際效應的，這很顯然也不是什麼好的投資理念。
這就是當下中國面臨投資邊際效應的現狀，其一在方向，其二在方法，那麼我們到底怎麼才能讓邊際效應遠離我們從而實現高價值投資呢？
面向高端才是唯一的出路
四、世界格局下的中國投資選擇和應變
所謂的高價值對於我們中國人看上去是一個新的時代命題，我們需要高質量的發展步伐，因此我們需要看到我們的不足，才能更好的改進自己的缺點，從而提升價值。
我們面對投資邊際效應，最大的謬誤在我們以為不斷提升投入就一定能拉高產出，但是在風險的考驗下，我們的需求是萎縮的，基於這一點考慮，我們應該在供給側更多的發力，以配時代需求端的升級。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產業，甚至是個人都比較艱難。國家需要考量全局利益，而產業需要面對結構壓力，個人則更加渴求投資的收益改善。供給側改革，是一個絕對正確的路子，應該堅持貫徹下去，淘汰掉低端效能，提高投資標的的價值，這樣我們投資才不會陷入低效和浪費，從而提高投資效率，這樣才能解決邊際效應的根本弊端。
基於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改革開放和提升效能是同等重要的，中國投資者的理念需要改革開放，需要更加睿智和宏觀，我們要防範風險，也要面對風險，有時候風險也有可能是好事情，風險一旦轉化成為了經驗，其實也是投資中優勝劣汰的一種選擇機制，我們基於意志需求的轉型，需要擔當和直面風險的所在，積極改變思路，合理運用手段，以變應變才是出路。
供給側改革更顯中國眼光和智慧
五、有一種捨得叫勇氣，有一種昇華叫價值
面對這種投資邊際效應的考驗，它夾雜在轉型需求的風險當中，是極其需要我們關注的一種現象，我們如果忽視這種低效能的投資風險，依舊堅持走老路的話，我們是很難打破桎梏，面對轉型的。
無論是基於國家層面的宏觀，還是個體投資的微觀，我們的出發點都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本身是一件追求進步的好事。這中間我們需要有舍有得，這是我們面對邊際投資的一種莫大的勇氣，而時代的進步考驗給我們帶來的命題是我們中國經濟的一種昇華需求，這叫價值。
用捨得的勇氣去面對昇華的價值，我們需要清楚得知道我們要得是什麼，我們需要認識到我們面臨的風險是什麼，我們必須瞭解我們應該怎麼做？
面向價值，面向高端，我們需要在自身的體制，理念，方法上充分理解和認識轉型需求，最終在實踐中改進。
邊際效應也許可能會比較長時間伴隨我們的經濟轉型了，但不要懼怕，不必彷徨，直面就好了！
直面風險，捨得和昇華需要勇氣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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