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信仰佛教人口最多的国家，约有两亿左右。虽然占全国人口比重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大，这也比好多国家的人口总数还要多。虽然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但是现在的印度人却很少再有信仰佛教的了。反而是中南半岛、东南亚、东亚等许多国家信仰佛教，其中也包括我国。并且我国本土的道教似乎总是“竞争”不过佛教，连我们自己都不太重视。
纵观我国历史每当太平盛世、社会稳定之时，佛教会极度的繁荣兴盛。唐代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中就为我们描绘了这一场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我国南北朝时期虽然也是分裂的时代，但是总体上是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既没有之前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那么乱，也没有后面的五代十国那么乱。所以佛教非常的兴盛，特别是南朝梁时期，开国皇帝武帝萧衍几次三番的想把皇帝不当了出家当和尚。可见佛教影响力是多么的大。
在唐朝，李家人认为道家老子是自己的先祖，而且道教也将其奉为祖师爷，称为“太上老君”。于是，李唐皇室在尊道的同时，鉴于佛教在民间的影响力也礼佛，再加上崇儒，于是形成了唐朝“三教并行”的基本国策。但是无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如何推崇道和佛之间的哪一个，也没有法定上的“国教”。如果非要说有，那也只能说是儒家或者说是“儒教”。而中国人大体上是一个“无宗教”、“无信仰”的民族，无神论在精英阶层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即便是佛教在社会繁荣时期再昌盛，也不可能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
要知道，虽然我国有盘古开天和女娲造人的传说，但是前者最早出现在东汉之后，而后者则更晚。所以中国古代的世俗王权总是凌驾于宗教之上的，不像欧洲那样，甚至教皇一句话就能让一个君主失去合法性。古代的统治者虽然不乏信奉宗教的，例如修仙炼丹的嘉靖皇帝和出家为僧的顺治皇帝。但是统治者会去控制宗教的过度发展，特别是佛教。我国历史上就曾有七次大规模的“法难”：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周世宗灭佛。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佛教发展的太好了：寺庙享受着众多信徒的香火钱、掌握着大量不用纳税的土地、拥有者一大批不用服兵役和从事社会生产的僧尼……总而言之，佛教的过度发展会阻碍封建社会的世俗统治，阻碍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和尚会出门去化缘，曰“佛渡有缘人”，用世俗的眼光来说其实就是白吃不干活。反观本土的道教就不一样了，真正的道士从来不出门化缘，道教讲究的是“不劳不食”，也就是如果不干活就不能吃饭。所以，即便是一些道观在荒郊野外、崇山峻岭之中，没有信众前来朝拜道士也能自给自足。
我们不难发现，每当天下太平之时，在佛教极度昌盛的背后，我们几乎很难发现道教的活动。而当乱世之时，却又见不到佛教的活动，反而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道士来救济信仰佛祖的苍生。最著名的就是“全真七子”之一的“长春真人”丘处机，不顾自己74岁的高龄从中原向西跋涉万里到达中亚拜见成吉思汗，成功的让成吉思汗修改了蒙古人屠杀的政策，被誉为“一言止杀”。可以说，如果不是丘处机真人，亚欧大陆上不知还有多少无辜的苍生死在蒙古铁骑的屠刀之下。
即便是近代抗日战争中，我们熟悉的“狼牙山五壮士”中被挂在树枝上幸存的战士宋学义是被李圆通道长冒着生命危险救下的。“独臂将军”、开国上将贺炳炎就是武当山的道士出身的。茅山道士黎遇航为抗日部队做向导、送情报，担任新四军的粮食保管员和情报站站长。东三省沦陷后，辽宁闾山圣清官监院田信良道长直接拉起了一支民间武装，亲自带人阻击日寇、打击汉奸、破坏敌交通设施。曹信义道长也是在东北沦陷后“一手拿香，一手拿枪”积极抗日……反观这个时候的佛教，我们甚至感觉不到其存在。这也不禁让网友感叹：“乱世菩提不问事，老君背剑救苍生”。
在道教经典中，我们不难发现其“爱国主义”的概念。特别是在《太平经》中，直接写到“助国得天心”。类似“救国”、“保国”、“扶国”的词语几乎每本书都有，其爱国情怀可见一斑。而佛教讲究“不杀生”，也正是一句不杀生，抵消了所有信徒对其不救国的质疑。可是为什么道教“竞争”不过佛教呢？
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信仰的不同。道教推崇的是道德，让大家崇拜忠义之士鼓励衣食住行都要靠自己努力奋斗，修的是今世，然而多少人对今生满意呢？而佛教有一个“来世”的概念，提倡要今生苦修以换取“来世”的幸福。通俗点说，道教讲的太现实，现实到不像一个宗教应该有的样子。而佛教则是正儿八经的宗教，信仰高于现实。
在我国现代，据官方统计有一万六千多座大小寺庙，僧尼合计约20万；登记开放的道观约两千座，其他隐居在山里的无法统计，保守估计大约在七千左右，住观道士约3万余人，散居的正一派道士约6万多人。相比之下还是佛教占上风，不过参考古代的佛道势力对比，也毋庸置疑。现在是和平年代而且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繁荣昌盛。所以佛教能够继续兴盛也是有现实基础的。虽然小编不信宗教，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即便是城市里也见过很多的寺庙，至于道观，目前还没见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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