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即王宗方和王宗瑋兄弟倆，瀋陽人，震驚全國的大案“東北二王特大殺人案”的主角，從1983年2月12日二王在瀋陽犯下第一起命案至9月18日被警方擊斃的七個月之間，‘二王’憑藉槍支和手榴彈打死打傷公安執法人員和無辜百姓18人，要知道，二王是新中國第一張懸賞通緝令上的通緝犯，可見其當時的影響。那麼二王事件真相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通緝照和死亡照
發生在1983年的“二王”案，距今已經過去30多年了，曾經風雲一時。二王中的弟弟王宗瑋是瀋陽部隊的試槍員，整個瀋陽兵工廠生產出的槍械送到他們手中驗槍，因此私自收藏一些。1983年2月12日中午，王宗方、王宗瑋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王宗方撬開小賣部房門，入室盜竊，王宗瑋在外放哨。此時，醫院人員發現王宗瑋形跡可疑，將他帶到醫院外科室盤查。後有抓住企圖逃跑的王宗方，將他帶到外科室隔壁房間審查。惱羞成怒的二王瞬間拿出槍，開槍打死打傷4人，自此開始攜帶武器亡命天涯。一路上殺人越貨，武警公安輪番堵截，於鬧市槍戰，二人彈無虛發，槍槍斃命，部隊與群眾損失甚大。
在七八個月內，二人一路從瀋陽殺過河北，穿過北京，越過河南，深入安徽，後又潛入江西，神擋殺神，佛擋殺佛，簡直是殺出個黎明。後來驚動了中央，當時公安部發布了第一個懸賞通緝令，集全國的力量抓捕二王。果然，這個懸賞通緝令很奏效，在那個通訊方式落後的社會，雖然二王被多次發現，但還是被逃脫。最後二人落魄江西某山區被發現，武警公安解放軍出動數萬人圍剿。
王宗瑋身材瘦小，在空軍某部隊服役，平時很文靜;王宗方個很高但乾瘦，被勞改過，事發前剛剛釋放。被盜槍支僅三支54及若干子彈，以及二人從某**搶奪的另一把54，別無它物。之所以要逃，就是二哥剛出獄心還很野，想要偷搶財物，並從一貨站盜得味精若干。被發現之後殺掉保安，開始流亡，一路上反抗致使幹警群眾死傷二十餘人。
二王事件真相解密後，北京那間簡樸的公安部刑偵局值班室裡沸騰了。聚集在電話機旁的局長、處長、值班員，大家一起歡笑，互相祝賀。他們已經在這個不算寬敞的房間裡連續指揮工作了幾十個小時了，有的眼睛熬紅了，有的嗓子乾啞了。可是此刻，個個變得渾身充滿活力，疲憊、睏倦、飢餓，頓時像霧一樣從他們身上散去，都成了無比輕鬆、幸福的人。
公安部領導同志通過電話向中央領導同志報告擊斃二王”的喜訊。中央領導同志審慎地叮囑：要驗明正身!”。 二王”案件的其它意義，還在於使公安部發出了文 革”以來的第一張A級通緝令、引發了意義深遠的83年嚴打”，並且間接催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警察部隊的組建。從這一點上來說，二王”的意義，實在不容低估。
1983年9月18日下午6點40分，“二王”被擊斃於廣昌縣尖鋒公社水南大隊南坑山。
“滿大街都張貼著"二王"照片，中國人第一次看見懸賞通緝令。”1983年，從大年三十在瀋陽持槍殺4人開始，全國流竄，殺人搶劫，直到中秋節被圍捕。7個月零6天，困擾著中國人的問題是:“二王到底到哪兒了?”“這個問題到現在都是個謎。”“二王案”當年前線總指揮、前公安部刑偵局局長劉文說，“因為抓到時候已經死了，沒人能說清，他們到底去過哪些地方，哪些案子是他們乾的。”作為“文革”結束後第一起惡性暴力犯罪，王宗方和王宗瑋，這對來自瀋陽一個教師家庭的兩兄弟，面對的是當時相對純淨的治安環境和薄弱的刑事偵查力量，“懸賞通緝、特警、巡警、道路檢查點和"110"，這些中國的刑偵網絡是從"二王"開始建立”。“有一個武警戰士叫吳增興，犧牲了。其實事後調查，王宗方根本不會開槍，也沒打死過人，他只放了一槍，而吳增興身上有5個彈孔。”
5萬人的搜山進行到第4天，謝竹生帶著警犬衛南時不時需要停下來休息。同來的另13條警犬第一天就已經全部累趴下了，12條被人揹下了山，1條脫水死亡。“9月13日，發現"二王"的第一天，搜山的每人發了8個硬皮月餅，像包子似的，一點點餡，其他的進口警犬連聞都不聞，只有衛南，和我分吃一塊。”
4天裡不斷接到情況，謝竹生帶著衛南和王宗瑋的一隻鞋，來到每一個可疑地點。
是衛南第一個發現了“二王”。“9月18日凌晨接到山民報告，說自家廚房的飯和醃菜被偷吃了，還找到一隻鞋。衛南一聞鞋，一下子"放線"了，兩隻眼睛發亮，尾巴繃直了，和身體成了水平線。”隊伍開始在衛南指引下搜尋，除了警犬是技術條件，搜山只剩下了人海戰術。“我和衛南各走一個山坳，相隔幾米遠。從山頂到山腳下，1米1人，排成一條線。”約2.5萬名武警戰士，夾雜七八百江西廣昌的公安民警。命令是:“向左移動。”隊伍像梳子一樣在南坑山上尋找，“衛南不斷髮現王宗瑋28釐米長的腳印，我們倆的速度比其他人都快”。到一個岔路，衛南忽然奔跑起來，謝竹生說他沒來由的心裡一陣空虛。“無名的緊張，我刑偵考試門門第一，向來打衝鋒，那天前後看看就我一個，覺得心涼。”“衛南迴來!”謝竹生大喊，過了七八分鐘後面的人才趕到，“王宗瑋就在衛南那條道上，"二王"是向右移動，我要是自己往裡走就完了!
到下午16點多，謝竹生的前方突然響了一槍。“剎那間，整個現場沒有一絲動靜。”停頓了幾秒鐘，謝竹生大喊一聲“是二王!”這時山上山下的槍全響了，“我帶著衛南就往裡衝!”他先鬆開了衛南的牽引帶。“跑著，我左上方就出現了戰士甘，他中槍了，再往前還是戰士鄭，我問他"二王"呢?他說跑了，往山下走了!”“幾步就看見王宗瑋正要抓著一根毛竹往下跳，我離他只有幾米，衛南的訓練是"動哪咬哪"，它一下子就撲上去咬住了王宗瑋抓毛竹的左手。”王宗瑋右手拿著槍，“我猛地抱住了他”。兩個人帶一條狗，一起往山下滾去。“他1.85米，我1.73米，但他已經筋疲力盡了。”後來屍檢發現，“二王”胃裡只有一點山上產的蓮子的渣。“我扳過他的左肩死死卡在地上，一看，都是血。子彈從左肩貫穿從左下顎打出，不是致命傷。”衛南還死死咬住王宗瑋的左手，“我說:你老實點!他說:我是好人。”謝竹生現在想起來還要冷笑，他回問:“你還是好人哪?”謝竹生在王宗瑋口袋裡搜出20多發子彈，1把匕首，“腳上綁了個救命包，有1萬塊錢和他美國姑父的地址”。謝竹生和衛南一路把王宗瑋拖下了山，“又來了3個戰士，一起拖”。把王宗瑋拉到路邊上，一直坐鎮的江西省公安廳楊廳長也來了:“抓到哪一個?”謝竹生說:“個子很高，可能是王宗瑋。”大家一翻他的嘴:“兩邊都是假牙，是王宗瑋!”楊廳長大聲指示:“馬上彙報!我們已經活捉了王宗瑋!活的!”謝竹生到現在都記得躺在地上的王宗瑋的眼神，“那應該就叫兇殘吧!他誰都看，但一句話不說”。
哥哥王宗方只有1.65米，不會用槍，就在謝竹生抓王宗瑋的平行過去8米遠的地方。“太陽已經快下山了，但還能看見王宗方的人影。”武警的槍齊齊掃射過去，10分鐘后王宗方被幾個武警抬下山，謝竹生說，“從脖子以下到大腿根部，整齊的9個彈孔，是一梭子彈打死的”。“武警戰士們都是二十來歲的孩子，當時情緒特別激動，開始打王宗瑋。”(兩小時後，王宗瑋也因傷斃命。)謝竹生此後的敘述在24年後變得異常珍貴，因為所有當時報道都說"二王"被當場擊斃”。謝竹生完全理解戰士們的情緒，“那麼多人4天在深山老林裡摸索。"二王"多壞啊!”大家都處於興奮期，“勝利了!”的歡呼響徹山谷。
“我們的基礎工作薄弱，隊伍素質差，才被"二王"逼出了懸賞通緝令。”2月12日瀋陽案發，3月劉文被公安部指派做“二王”案總指揮。3月底他來到武漢的岱山派出所時，“二王”剛剛打死3名警察，並搶劫槍支逃跑。“我到的時候，正有一幫群眾，圍住了派出所，他們說，公安局乾脆換牌子，改叫糧食局算了!”劉文心裡特別不是滋味。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公安，所謂刑事科，15塊錢以上的事全管，“沒有應對暴力犯罪的經驗”。“文革”結束後，社會治安和風氣都有所變化，現在正編寫《中國刑偵史》的劉文說，"二王"是一個轉折點”。“二王”案時間之長、地域之廣、投入之大，從新中國建立以來前所未有。“到現在，我們還是沒有對"二王"的活動做出準確判斷。瀋陽連殺4人後，能夠肯定的是"二王"的4次露頭，從北京開往廣州的47次列車上開槍，湖南衡陽打死1人，湖北岱山、武漢打死4人，安徽淮陰搶劫2.1萬元，一直到江西廣昌被擊斃。”劉文說，“而且都是因為打了遭遇戰。我們的人開了3槍，一槍沒中，還被人家給打死了。”“二王”案結束以後，劉文說自己情緒完全提不起來，“7個月才破案，應該吸取教訓!有什麼英雄可言?”同年夏，鄧小平在北戴河召開會議，第一次做出了“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指示。
2月至4月，公安部門的壓力越來越大。5月，懸賞2000元的通緝令一夜間貼滿了大街小巷。劉文至今還保存著這張發黃的“文革”後第一張A級通緝令。除了“二王”的相貌特徵，背面還印著“只許張貼，不準廣播登報”。“當時害怕影響不好，通緝令也來不及讓各地去印，只好我們印好，派飛機運往全國各地。”新中國成立後從沒懸過賞，劉文曾仔細研究了香港、臺灣地區，清朝和民國時代的“懸賞通緝”。“我當時對領導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不該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專利。”劉文笑著說，現在懸賞50萬元的多了。當時送到，批示“同意”，但是獎金從5000元改為2000元。
此後劉文揹著一臺十幾斤重的電話，跑遍了廣東、安徽、江蘇、湖北、河南、陝西和河北。“那個電話是最高級的了，瑞典的。還帶著個電臺。”因為還沒有專車，劉文去很多發現線索的邊遠地區都要坐公共汽車。“當地的公安局給我們開個證明，說有兩個警察同志要坐車，麻煩保留兩個座位。”劉文還特地買了100件防彈背心，“200塊錢一件，到一個地方只發一件”。劉文說到自己走過的每一處，都會激動地站起來講，“我們在廣東白雲山也是圍堵了，武漢還調動了軍用直升機，還是沒逮到”。上世紀80年代公安的裝備也很落後，沒有110報警電話、巡警、特警和檢查點。“連傳真機也是為了"二王"買的，好趕緊把照片傳往全國。”
當時全國各地都出現線索，“每天都有電話來說，"一高一矮又來了"，搞得上上下下都緊張，但經查證，都是假的。特別是出現了很多"假二王"，冒充"二王"到處作案，我在大連圍堵了半天，抓到了一高一矮，他們還"承認"自己是二王呢!”特別是懸賞通緝令發佈後，提供線索就可以獎勵1000元，查實的獎勵2000元。劉文說，“和現在動輒50萬元懸賞捉拿在逃犯可不一樣，有人說公安無能，拿錢買人民的自尊，也有人說這樣省警力、省經費”。
關鍵還是當時公安辦案的方法太落後。“我們還習慣於，先偵查現場，再找出證據，再追捕犯人。”但通緝令帶來的問題是，劉文說，“等我們找到證人要描述人家的長相，人家早回家拿了錢和地址跑了”。除了群眾路線，最有效的方針是:“我們必須迅速主動出擊，設包圍圈，大、中、小3個。”江西廣昌最後的圍堵正是如此，“我自己當時參加了6次大圍堵。此後應對暴力犯罪有了經驗”。
2007年9月21日晚，距1983年“二王”被擊斃24年零3天，瀋陽市一幢老樓裡，當了一輩子中學教師的王家林和王春芳接受了採訪。年過80歲的老夫妻倆已經很少走出這套70平方米的老房子。
王春芳說，4個孩子都是姥姥帶大的，“文革”時，“保皇派”和“遼瀋派”就在大院裡武鬥，動刀動槍甚至埋地雷，正是哥倆容易學壞的年齡。王宗方和王宗瑋後來使用的槍就是1976年3月從瀋陽大北監獄偷的，那年王宗瑋才19歲。身高1.85米的王宗瑋因為打籃球的特長到內蒙古當兵，學會了打槍，當過班長，退伍後進入了瀋陽當時屈指可數的大廠724廠。“看過那麼多報道，只有一個作家說過，"二王"的產生有一定的歷史因素。我們覺得寫得真好。”81歲的王家林說，“以後身體好了，我想和老伴兒沿著我兒當年走過的路走一圈，看看我兒當年怎麼生活的，聽聽老百姓的反映，哪怕是要給人家賠禮道歉啥的，我都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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