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討論變法時，宋神宗說“更張法制，於
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三朝老臣文彥博（1006—1097年）露骨地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晏殊（991—1055年），十四歲以神童入試，賜同進士出身，滿滿的富貴閒愁
宋朝社會經濟型態已具十八世紀歐洲產業革命發生的條件，今日所瞭解產業近代化的要素均行成立。諸如：
１.貨幣已非中世社會的集中於特定富豪收藏，而是流暢流通；
２.分工發達與科學技術進步的基礎上，刺激產業界景氣，各地域間以產品相互競爭而品質向上，生產力強化；
３.燃料革命煤的使用普及，金屬品生產激增；
４.交通網開拓， 商品廣範圍自由流通，國內貿易盛行， 物資大量輸出實現；
５.經濟都市抬頭， 都市中商工業活潑。
如上，莫不立於歐洲產業革命前夕的同一狀態。然而， 產業革命不能於宋朝或其以後的中國發生，為什麼？ 乃是值得探討， 而且頗有興味的問題。
汴京宣德樓前演象圖
宋朝以來君主權力集中化與絕對化，向被評估為妨礙中國現代化的阻力，但十八世紀歐洲正復相同，所以原因不能從政治的理由推斷，而仍在社會、 經濟本體。換言之，宋朝所形成如此的中國近代社會與其文化，存有其自身的限界，才是再發展的阻礙力。加以鑑別， 便是：
第一，工業機械化以勞動節約與具有其必要的感覺為前提，中國卻是低廉的勞動力綽然有餘。工業雖具低度勞動力充分提供的有利環境，自無庸追求機械化的再進步科學理論，追求的需要也從基本上不成立。
第二，社會， 文化前導者的士大夫， 自成學優則仕的君主權力烘托者 專業層面，而遊離了立腳所自，包括農、 工、 商的 “民”， 滿足於其政治， 經濟優位，本質已係保守的。也以士、 民相通又對立的意識矛盾， 士之於民， 只是消極的保護，失卻了積極的一體進取立場，抑且， 倒反形成反動力量。
柳永寫下了大發牢騷的《鶴沖天》，宋仁宗臨軒發榜時，御筆一揮，劃掉了他的名字，並說道：“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隨後就一頭扎進青樓，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
第三，較之近代初期歐洲諸都市，市民強烈的政治要求，不惜對封建諸侯或專制君主訴之武力的情態，宋朝儘管都市發達，市民自身的政治慾望便低，於政治上呈現為無力，乃大相徑庭。
為何有此差別的原因不易確切判明， 或者傳統強固的重農卑商社會觀念， 即使宋朝商工業自由化時代仍然牢不可破， 為具有關係。所以商工業資本家雖持經濟勢力，也僅求生活上享受優裕，政治上缺乏自覺，“行” “作” 從未組織， 也從未設想組織自己的政治權力， 因之也不易領導市民發展為獨立的、推動社會轉變的巨大力量。
宋代士大夫聚會
第四，中國法律、保障人民權利的私法從不發達， 也從未被重視， 對市民社會層面的不易育成，又是一大原因。 法源的以唐律為典範， 以後朝代且已固定化。宋朝迎接近代新社會而仍尊重法律舊習慣，其保守性抑且停滯性，終於扼殺市民層的成長 。
尤其重要的，宋朝覆亡， 曆元朝而明朝經濟政策一百八十度轉變， 政治因素於此階段產生決定性作用，又回覆到抑末 （商） 厚本 （農） 的立場，重建儒家傳統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政治道德權威。限制大資本過份累積，自由經濟的發展蒙受大打擊，停滯性明朗化， 而再經清朝蹈襲此一軌跡，歐洲產業革命乃永無機會移來中國實現。
在政治與思想文化領域，宋朝成為士大夫政治的黃金時代，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位均來自宋朝，更把詞這一文學樣式推至巔峰，以王安石“荊公新學”、張載“橫渠四句”、朱熹理學與陸九淵心學 爭鳴的“鵝湖之會”為代表的新儒學思潮對後世影響深遠。
鵝湖之會
相傳，宋太祖趙匡胤 曾在太廟裡立下誓碑，令後繼子孫當皇帝的，不得濫殺士大夫和言事之官。有關誓碑的記載雖然不足，但其中體現的治國理念確實被宋太祖的繼承者們所遵循。文官群體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現了後人津津樂道的“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宋仁宗朝科舉入仕的青年才俊如韓琦、富弼、歐陽修、包拯、王安石、司馬光、蘇軾、蘇轍、曾鞏等在中國歷史長河中構成了一道閃亮的風景線。連一向自視甚高的乾隆帝面對宋仁宗的文治也不得不服氣。
在周邊強鄰環伺的宋朝，士大夫政治的高度發展具有更為現實的意義，它有助於
增強中原王朝的正統性和文化的凝聚力，以利用文化傳統的優越地位來跟強鄰作持久的抗衡。宋真宗時期自我誇耀式的封禪活動已表現出了這種衝動，自宋仁宗以後則轉化為士大夫更為熱誠的對古典傳統的復興工作，它對宋代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響都是極為深遠的。
宋徽宗趙佶聽琴圖
宋朝“養閒人”的政策，自然導致了宋朝官場的臃腫、腐敗，宋仁宗時，有人作詩諷刺道：“綠水紅蓮客，青衫白髮精。過廳無一事，咳嗽兩三聲。”
在光鮮亮麗的士大夫政治背後，即使是范仲淹、王安石這樣品行端正、學富五車的士大夫在政壇上都暴露出自身難以克服的弱點，例如：
言論強於行動，目標重於手段，意氣多於理智；自負固執，我行我素，無形中得罪了同僚；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易於結黨，不避嫌疑，結果授人以柄，也招來皇帝的猜忌；開始以朋黨自任，最終以朋黨相爭，是非混淆，敵我不分 ，儘管一心想剷除小人，卻最容易被小人所誤。
同時,其對統治階級自身包括君主專制的深刻批評不及明清,甚至不及兩漢,也顯示了其政治思想的保守性。在討論變法時，宋神宗說“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露骨地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仲長統（179—220年），東漢末年哲學家、政論家，著有《昌言》
先秦儒家就有顯著的民本思想。兩漢時期賈誼、司馬遷、班固、仲長統等都有過對封建統治虐民殘民、奢侈無度的憤怒譴責。
漢朝崩裂為三國前夕， 仲長統猛烈抨擊統治者的享樂腐化： “ 豪人之室， 連棟數百， 膏田滿野。 奴婢千群， 徒附萬計。 船車賈販， 周於四方。 廢居積貯， 滿於都城。 琦賂寶貨， 巨室不能容； 馬牛羊豕， 山谷不能受。 妖童美妾， 填乎綺室； 倡謳伎樂， 列乎深堂。 三牲之肉， 臭而不可食； 清醇之酎， 敗而不可飲。”
“王侯之宮，美女兼千；卿上之家，侍妾數百。晝則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則以戶室輸其血氣 。耳聽淫聲，目樂邪色；宴內不出，遊外不返。”
進入清代，更一再爆發出對君主專制的強烈抗議。先是清初進步學者，由於他們經歷了 “天崩地解” 的大事變，目睹明朝的腐朽統治導致了亡國慘劇，因而更加深切地認識專制統治的罪惡。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 便是討伐封建專制的檄文， 把批判鋒芒直接指向專制君主， 揭露其 “屠毒天下之肝腦， 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 “敲剝天下之骨髓， 離散天下之子女， 以奉我一人之淫樂”。黃宗羲還大膽提出 “君民共治” 和 “是非決於學校” 的主張。 這些具有民主思想的言論， 正是衰老的封建社會終將崩潰的預告， 近代社會隨之將要來臨的先聲。
儘管乾嘉時期考史盛行，而趙翼撰 《廿二史劄記》， 卻能以大量材料揭露歷代皇帝昏庸、 專制、 嗜殺、 淫樂等罪惡。嘉慶、 道光年間的龔自珍、 魏源發揚了黃宗羲的反君主專制思想。
龔自珍指斥封建皇帝是 “霸天下之氏”， 對眾人 “震盪摧鋤”， 以肆其淫威。他分析專制政治腐敗的根源， 在於 “天下無鉅細， 一束之於不可破之例”， “約束之， 羈縻之”， 有如將活人放在獨木之上， 用長繩捆綁起來， “俾四肢不可以屈伸， 則雖甚癢且甚痛， 而亦冥心息慮以置之”。 所以他呼籲廢除專制解救社會的災難， “救今日束縛之病！”
郭靖鎮守的襄陽就是被它給打下來
宋朝科技高度發達，中外學者大都認可這一點。然而宋朝末期在火器這一關鍵領域已然落後了！
中國火藥在何等情況下傳向西方，議論頗多。從十三世紀中期，阿拉伯語藥物書寫本的最早知曉硝石，而付以 “中國雪” 名詞的事實， 又成立為火藥知識自中國傳入原全不存在火藥的西方世界，系經由回教諸國再轉輸歐洲此一過程設定的有力資料。
很快西方火器領域對中國發生技術倒流反影響。忽必烈在奪得汗位、鞏固權力之後，又發起了新一輪滅宋戰爭。他接受南宋降將
劉整的建議，把襄陽和樊城作為主攻目標，於1267 年開始圍攻。然而屢攻不下。 １２７３ 年， 元軍利用回教技術家所設計監製的襄陽炮，一名回回炮，攻陷襄陽。襄樊保衛戰失敗後，南宋大勢已去。元朝君臣已經發出“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的豪言。此後，中國火器性能卻始終停滯在傳統階段，全無進步， 明朝中期葡萄牙人領先，西洋人開始渡來中國時所攜帶火器威力，比較之下， 中國明顯已落後甚遠。
從以上三個領域觀之，宋朝社會雖然高度發達,但其與歐洲近代化還是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 。
姚著中國史 姚大中 著 華夏出版社
士人風骨凸顯，工匠精神鵰琢，民國大家遺風。
“中國歷史是偉大的，但沒落的世家子而盡緬懷昔日榮華，表示的惟是懦弱。知恥庶近乎勇。忘懷歷史的民族註定滅亡，顧影自憐或自怨自艾，又或只會自打嘴巴，同樣為沒出息。”——姚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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