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德川綱吉，土佐光起繪製，徳川美術館藏
文 | 丁三
日本天和三年（公元1683年）閏五月二十八日，第五代幕府將軍德川綱吉年僅4歲的幼子德松不幸夭折了。
在那個年代，嬰幼兒的死亡率幾近一半。充斥著種種陰謀詭計的皇宮、幕府更不必說了，哪怕200年後的明治天皇，所生六子也只有一人存活，以至於他擔心皇孫裕仁受人荼毒，早早地將他送出宮交給乃木希典撫養。
喪子固然悲傷，究竟是一件再尋常不過的事，何況德川綱吉此時還僅僅37歲，完全有可能再生育子嗣。
誰也沒想到，這個變故卻成為德川綱吉一生的轉折點，也是日本千家萬戶的命運轉折點。
在此之前，德川綱吉頗有賢聲，被視為最傑出的幕府將軍之一。在此之後，他不僅昏庸驕奢，還有了一系列近乎喪心病狂的手筆。
他的登峰造極之作，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匪夷所思、最讓人啼笑皆非的法令，“生類憐憫令”。
一、
德川綱吉，1646年生，第三代幕府將軍德川家光的庶子。
在天和三年之前，這個近乎侏儒、據說身高僅為1.30米的青年，生活中充滿了讚譽、驚喜和種種大刀闊斧的變革。幾十年後，大學者新井白石、荻生徂徠等還不無惋惜地記錄了他早年的面貌和作為。
他頗具儒者風範，讓那一代深受“朱子學”影響的日本學者大為心折。
以學識為例，他自幼飽讀《論語》、《大學》，甚至在繼任將軍後還親自向臣僚講解《易經》，一時傳為美談。
以事母為例，他的生母本莊阿玉之方出身寒微，後來以正室鷹司孝子的“侍女”身份進入大奧（將軍府），在被德川家光納為側室後依舊飽受歧視，但他卻被稱為“至純至孝”。
以家臣為例，他似乎沒有什麼門第觀念，在其500名家臣中，居然有200餘人是原本家無隔夜糧的“浪人”亦即破產武士，當然也少不了“禮賢下士”的名聲……
凡此種種，讓他在十幾歲時就成為街談巷議的熱門人物。
他繼任將軍的過程，也充滿了驚喜和戲劇性，以至於出現了“天授”的說法。
德川家光本有四子，在長子夭折後，次子家綱繼任將軍，卻始終沒有生育。按照“兄終弟及”的慣例，本應由頗有才幹的三子綱重接位，但綱重卻死在了一向體弱多病的家綱前頭，年僅35歲。這麼一來，年齡最小、出身最低的他，也就成為唯一繼任人選了。
事情還沒完呢！在家綱病篤、“連日僵臥”之際，實際執掌幕府大權的“老中”酒井忠清又提出，應效仿鎌倉幕府的先例，立天皇的第三個兒子有棲川幸仁親王為將軍。由於此議並不逾制，也由於酒井忠清飛揚跋扈又陰毒狠辣的做派，幕閣眾臣紛紛附和。這時候另一個“老中”堀田正俊卻挺身而出，認為於情於理，都應該讓綱吉繼任。而在會議不歡而散後，僅僅三天，家綱就死去了，綱吉也順利地就任第五代“徵夷大將軍”。
這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呢？誰也不知道。此後幾百年，種種說法層出不窮：一些歷史學家持“直接遺言說”，亦即在會議當夜，行將就木的家綱召綱吉入城，口授遺囑並一錘定音；一些歷史學家持“酒井論破說”，亦即堀田正俊說服了家綱，拿到書狀並以此駁斥酒井；還有一些歷史學家持“酒井橫車說”，在家綱下定決心後，酒井感念家綱的恩德，也就改變主意了……
無論如何，延寶八年（公元1680年）五月初八，德川綱吉在江戶就任第五代幕府將軍了。此後三年，他的種種作為讓整個日本為之振奮，並幾乎解決了已困擾朝野幾十年的財政問題：
一是罷黜酒井忠清並設立“勝手掛老中”，亦即首相。在過去的70多年，德川幕府實行“老中”制，既決策緩慢、權責不清，又產生了酒井忠清這樣的權臣。“勝手掛”的出現當然有助於綱吉壓倒執政已20年的酒井忠清勢力，也有助於幕府應對艱難繁雜的局面。在驅逐酒井後，毫無意外地，擁立綱吉的堀田正俊成為第一任“勝手掛”。
一是懲治“代官”。當時日本雖還處於“封建”時期，有著大大小小的230餘個“大名”，但德川家族的直屬領地已頗為廣大，在地方上設立了60名“代官”。綱吉首先罷免了關東“郡代”伊奈忠利，他被斥為“驕矜自負”、“怠慢政務”並貶為平民。毫無疑問，此舉有著擴大集權的心思，但“代官”的腐敗當時確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一組數據或許可以說明德川綱吉的力度：在此之前的近80年間，幕府只懲治過22名“代官”，而在綱吉治下的29年裡，被處以“改易”（剝奪封田）、流放、死罪的“代官”，卻達到51名之多。更重要的是整肅財政並設立“勘定頭差添役”。
在“老中閣議”制度下，當時幕府以勘定、寺社、江戶町為“三奉行”，分別負責財政、社會與城市的管理。負責“勘定”的大多是功勳子弟，幾乎沒有任何會計經驗，對此德川綱吉設立了“頭差添役”這一副職，“名為輔佐，實則確立為新的業務最高負責人”。而在原“勘定奉行”千石正勝被革職後，作為第一個“勘定組頭”（會計）出身的奉行，佐野正周更設立了“勘定吟味役”。這個職位主要負責財務審計，如果沒有它的副署，哪怕“老中”也無法劃撥資金。對這兩個手筆，哪怕西方人也認為它建立了一個“當時世界上最高水準的財政監督機關”。
此外，德川綱吉的“理藩務”、“懲大名”以及世所讚譽的“改訂《武家諸法度》”等，也一次次地獲得了日本士庶的由衷歡呼。
以“改訂《武家諸法度》”為例，第一條“文武弓馬之道”被改為“文武忠孝之隸，應正禮儀以事之”，僅僅從字面上就可以看出文治氣息；第十五條“天主教廢教”被廢除，代之以“禁止殉死”的條款，而這絕不是沒有意義的，畢竟在綱吉的父親家光一世，還有大臣殉死的事例。最後，綱吉還廢除了“役職役料制度”，此舉不僅削減了開支，還締造了日本近代官僚制度的雛形。到這個時候，德川綱吉已被視為日本歷史上最成功的統治者之一了……
但，在他4歲的幼子德松死去後，一切卻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他的第一個舉措，就是誅殺他的恩人、日本歷史上有數的賢相之一堀田正俊。
二、
如前所述，在擁立綱吉後，堀田正俊被任命為“勝手掛”並推動了文教治國。在德松死後，綱吉對他似乎依然禮遇、信賴。
但貞享元年（公元1684年）八月廿八日，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件發生了：這一天，同為大臣、時任“若年寄”的稻葉正休到堀田的部屋間（辦公室）敘話，並邀他去走廊上散步；在走廊上，他突然抽出“肋差”也就是隨身短刀直劈堀田，據說肋差從腋下直貫左肩，堀田之死可謂突兀而慘烈；而在兇案發生後，眾多大臣、侍衛一擁而上，當場格殺了稻葉……
作為日本歷史上的有數疑案之一，官方給出的解釋是“澱川水利改修”糾紛所致。稻葉負責改修工程，他所作的預算為4萬兩，但堀田派水利專家河村瑞賢實地考察後，卻認為只要2萬餘兩就能完工，稻葉不無貪墨嫌疑。稻葉連夜去堀田家求情，但堀田卻不念多年交好、親戚關係（稻葉為堀田的表侄），只以哪怕稟報將軍“亦當無咎”之類話語來搪塞他，這才導致了慘案的發生。
這個說法似乎言之成理，加上案發前夜稻葉確曾拜訪過堀田，以至於新井白石在《折薪記》一書中也視為定論。但此後幾百年，諸多疑點卻讓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該案的幕後人物就是德川綱吉。
疑點之一是稻葉正休的表現及遺書。在兇殺現場，稻葉先是喊道，“為了天下，覺悟吧”，此語不像是挾怨報復之言。繼而，在眾多大臣、侍衛趕來後，稻葉並沒有反抗，卻有人下令當場格殺他，為什麼不捉拿並審訊呢？如此反常的處置是不是為了殺人滅口？更重要的是，在稻葉身上還發現了一份遺書，其中寫道，“討殺筑前守（堀田正俊），以應累世蒙蔭之御高恩”，他要“報恩”的對象是誰，當然不言而喻。
又一個疑點則是德川綱吉的反常舉措。按說，堀田正俊既有擁立之功，過去四年政績又赫赫在目，如此慘死，綱吉無論如何也要厚賞撫卹。但在堀田屍骨未寒之際，綱吉卻將他的幾個兒子都趕出江戶，打發到偏僻之地。如此安置豈是綱吉“天性涼薄”所可解釋的？更不必說綱吉一生對母親言聽計從、對兒女溺愛有加，說其“昏”者有之，責其“暴”者有之，唯獨和“涼薄”二字扯不上絲毫關係。這麼一個人，為什麼如此對待功臣之子呢？
在堀田慘死次年，一個細節或許可以說明綱吉對堀田的真實觀感。
《御當代記》記載：貞享二年綱吉參詣上野寬永寺時，聽說堀田屍骨就在寺中五重塔內，不僅不去追思悼念，反而讓人用兩層屏風遮擋，由此可見對堀田的深惡痛絕。而在或忌憚堀田“功高震主”、或厭惡堀田“倚老賣老”之外，綱吉最重要的考量，無疑就是獨攬大權了。畢竟，對他來說，已沿襲了五代的“老中閣議”制度當然是一個讓人不愉快的束縛。畢竟，在德松死後的一年多里，他的信仰、他的喜好，已從儒學徹底變成了佛學。
在堀田正俊死去後，綱吉對幕政作了重大改變，其核心是“側用人政治”。
所謂“側用人政治”，就是拋開“老中閣議”、“三奉行”等既成政制，重用自己為藩主時的500家臣，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實現親政。
它的第一步是把將軍御座所從“中奧”搬到“表”，同時設立由“側用人”組成的政務室：江戶城原以“大奧”、“中奧”和“表”為主體，其中“大奧”是將軍私邸，“中奧”是將軍公邸，同時也是“老中閣議”的專用部屋所在地，而“表”則是接見各藩大名的場所；堀田正俊死在“中奧”，成為綱吉搬遷將軍御座所的絕好理由，新設立的“政務室”則替代老中閣議，成為政令上傳下達的新機構。這麼一來，“老中閣議”實則降格為諮詢機關，並且與綱吉的關係日漸疏遠。新井白石後來在《折薪記》裡寫道：“天下大小事，皆照於彼朝臣之心也。老中常申諸事於彼朝臣，外間盛傳曰，其能見於御目者，一月不過五七度耳。”也就是說，無論大事小事，老中只能向負責政務室的“朝臣”彙報，每個月最多能見到綱吉五七次罷了。
而在廢“老中閣議”、設立政務室後，則是重用柳澤吉保。
作為日本歷史上的有名奸臣，比綱吉年幼13歲的吉保自幼就是他的家奴、僮僕，當然對他言聽計從。史料記載了吉保令人炫目的發跡：天和元年（1681年），為“小納戶”，亦即負責打掃居室、侍候洗臉飲食、替主人跑腿傳話的雜役；貞享二年（1685年），敘任從五位下、出羽守，已是中級官員；元祿元年（1688年），任命為“側用人”，實際執掌國政，並晉升為祿高1萬2千石的“大名”，正式躋身封建藩主行列；及至元祿七年（1694年），綱吉更打破了老中只能由食祿5萬石以上的“譜代”亦即功勳世家擔任的慣例，任其為“老中”並食祿7萬2千石。雖說此時“老中”已近乎榮譽頭銜，但年僅35歲的吉保畢竟名至實歸，成為第五代幕府不折不扣的首相了……
終綱吉之世，吉保始終俯首帖耳、諛詞如潮。他名聲雖惡，卻頗有文采和學問，想必在奉承綱吉方面也大有獨到之處。在他之外，成為“側用人”主體的500名舊家臣也與綱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當然不可能構成什麼制衡。
而與柳澤吉保凌駕在“老中閣議”之上幾乎同時，又一個對幕政有著重大影響、足以左右日本國運的人物也出現在前臺了。這個人讓剛剛擺脫了財政危機的日本，再次陷入赤字的無底洞。這個人激發了綱吉的諸多天性弱點，讓他在命運的沼澤地裡越陷越深。這個人還是一些荒謬政令的始作俑者，其最大傑作就是被稱為“稀世惡政”的生類憐憫令。
這個人就是德川綱吉的生母，當時被稱為“桂昌院”的本莊阿玉之方。
三、
在第三代將軍家光去世後，身為側室的本莊阿玉之方很快出家，從此被稱為“桂昌院”。
這個選擇固然多有先例，但也與她篤信佛教有關：據說在其年幼參拜京都仁和寺時，寺僧亮賢說她有“非常出世之相”，此話當時無人當真；在她懷孕並請亮賢祈禱安產時，亮賢又預言她將生下“平定天下之人物”，此語更多有忌諱。不料斗轉星移，綱吉果真當上了將軍，桂昌院也母以子貴，成為大奧後宮之主，兩個預言俱已成真，也難怪桂昌院對亮賢言聽計從並終生信仰佛教了。在綱吉執政後，桂昌院很快讓亮賢擔任江戶知足院主持，以便就近往來。至於亮賢的親信弟子隆光，也得到桂昌院的絕大信任，後來官至“大僧正”亦即全國的佛教主管。
在亮賢、隆光頻繁出入江戶城之際，談佛論釋，盛言因果，就成為大奧的一時風尚。它對綱吉有多少影響呢？誰也說不清。但在德松死去後，綱吉大感人生無常、從此開始傾心佛法，卻是極為確鑿的事實。
史料記載：貞享三年（1687年）亦即德松死去四年後，綱吉恢復了已中斷221年的“大賞祭”；當年起大修寺廟，如果說元祿三年（1690年）所修的“湯島聖堂”還是孔廟、還可以看到早年的儒學烙印的話，那麼，元祿十年（1697年）斥資十餘萬兩修建、後來由亮賢主持的護國寺，卻是他成為佛教徒的明證；在大約20年的時間裡，綱吉共修寺廟106座，幾乎歲歲動工、月月築塔，至於所耗白銀，恐怕遠遠不止時人所估計的70萬兩……對此，親歷了那個時代的儒學家室鳩巢視為亂政之始，並將之歸結為堀田正俊死去、“老中閣議”廢止所造成的惡果。
就在這種處處大興土木的景象中，被稱為“稀世惡政”的生類憐憫令也漸漸完備了，並很快成為3000萬日本人的噩夢。
“生類憐憫令”從亮賢弟子隆光的一句話開始。在德松死去後，綱吉鬱鬱寡歡，桂昌院請隆光為綱吉祈福求子，隆光卻進言說：“今子供不蕃，皆其前世多殺生之報也。殿下誠欲延嗣，蓋當禁殺生。且殿下丙戌生，戌屬狗，最宜愛狗也。”也就是說，綱吉無子，是上輩子“殺生”太多的報應，要想避免斷子絕孫的命運，就應該禁止殺生，尤其應該善待狗。對此，桂昌院信以為真，綱吉也聽進去了。在幾年前他發佈的一份文告中，就有“禁止予馬匹過量積載”的條款，亦即不要讓馬負載過重，以示他的寬憫和儒學的“推己及人”乃至推己及畜之意。在他看來，禁絕殺生本來就是善舉，對世道人心大有裨益，如果這個法令還能為自己延續子嗣，豈不是一舉兩得、公私兩便的美事？
在這樣的考量下，貞享二年（1685年）七月十四日，綱吉首先宣佈，“貓狗可自由穿行將軍御成道，不得束羈”，亦即他的專用御道士庶不能行走，貓狗卻可穿行。緊接著，當年九月十八日，他又下令禁止給馬“拉筋”亦即拉韌帶，當時日本人認為這麼做可以讓馬奔跑更快、負重更多。
如果說這兩道法令只是略略擾民、還談不上是“惡政”的話，那麼，從貞享四年（1687年）起，綱吉卻花樣百出、近乎走火入魔，他的一道道法令給這個落後閉塞的農業國造成了深重的苦難：
正月廿八日，“重病之生類未死則不得捨棄”。也就是說，哪怕牲畜、家禽生了重病，士庶也要供養其終老。“捨棄”尚且不行，又何況是以之為食，如同過去幾千年無數克勤克儉、節衣縮食的升斗小民所做的那樣？
二月廿一日，“製作飼犬戶籍賬”。廿七日，“禁止販魚、鳥為食料”，亦即除放生或充當寵物外，不許買賣魚和鳥，且包括雞鴨、烏龜、貝類等。廿八日，“禁止飼魚、鳥為食料”，先是不讓買賣，僅僅過了一天也不讓養了。
及至三月廿六日，“禁止養一切鳥”，或許是覺得小民奸詐、防不勝防的緣故，為杜絕以放生或當寵物為藉口偷吃雞鴨，乾脆在全國範圍內禁絕家禽養殖。那麼，那些現有的、在各家各戶房前屋後的雞鴨呢？史料鮮有記載。很可能，是一概放生並讓它們自行覓食了。
對魚鳥、雞鴨如此，對隆光曾特別提醒且為自己屬相的狗，以及幾年前就禁止“過量積載”的馬，綱吉更關切備至。
四月十一日，“禽獸之類，為人所傷者可以訴訟，無主之犬當給予食物”，也就是傷害禽獸要吃官司，至於給流浪狗“食物”一條，可見狗的地位在其它禽獸之上。
七月間，“市中大八車、牛車當注意犬且以迴避”，否則撞傷了狗就要認打認罰。
九月十三日，“有傷往來之生類者，辻番之番人問其住所以助日後調查，並命其留家聽勘不得出行”，只要搞清楚住所，那些刁民就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臘月廿三日，“令舍馬者遠邊流配”……
又何止是魚鳥、家禽和狗馬？生類憐憫令甚至涉及蚊子、蒼蠅和蟒蛇、蜥蜴，涉及到一切有情眾生。
按照這些法令，夏天不能打蚊子，清掃不能拍蒼蠅，被蟒蛇或猛獸襲擊時只能逃命而不能還擊，至於漁民、獵人等，更是長久地失去了生計……這麼多、這麼荒誕的法令，讓千萬日本人戰戰兢兢，“走路怕踩死螞蟻”已不再是一種形容，毋寧說是當時生活的真實寫照。
那麼，在大約20年的時間裡，究竟有多少日本人觸犯了“生類憐憫令”？又有多少日本人被處罰、被流放乃至家破人亡呢？
由於史料的匱乏，因“生類憐憫令”遭受厄運的人群，恐怕永遠是一筆糊塗賬了。但通過一鱗片爪的記載，後人也可以大致瞥見當時的景象。
比如第一個為此付出代價的是負責御膳房的天野正勝，他本來頗得綱吉的信賴，卻因為在廚房裡發現了一隻死貓，就和兩個兒子被流放到遙遠的八丈島。
比如貞享四年四月三十日，一個“下役人”因為用瓦片打鳥被判處流放，當天綱吉頒佈了嚴令，“以礫擊鳩者嚴懲”，一個多月後的六月廿六日，武士多多越甚大夫就因射殺一隻燕子被判處死刑，當時也在場的同僚山本兵衛則以“共謀”罪名被流放。
比如這樣的飛來橫禍甚至涉及到眾多高級官員：以信濃太守為例，他因為踢了自家的狗被處以鞭笞並充軍；以增田少輔為例，他怒而殺死家中咬人的狗，結果被勒令剖腹自殺；以大和太守為例，他的僕役為自衛而傷狗，結果不僅僕役被流放，太守本身也被奪俸禁閉……這當中最讓人恐懼的或許是淡路太守因為打死一隻蚊子被禁閉，以及14名陪臣、25名農夫因為遺棄一匹病馬被流放神津島了。
一組數據或許可以說明它給日本帶來的滅頂之災：在寶永六年（1709年）第六代將軍德川家宣廢除這個惡法時，僅僅江戶一帶就有8000人被囚禁並等待判決，其中包括9具被鹽醃著的屍體。毫無疑問，這些屍體是獄卒、刑官為避免“私縱罪犯”嫌疑不得已採納下策的產物。即使柳澤吉保後來也承認：“（綱吉）初欲改宇內殺伐之風習，且遍示好生之御德於天下，以彰其盛意……群臣奉行其事者，恣行其道，次第嚴峻禁網，至於百姓冤苦，諸侯患之。”
而在這樣的“滋擾天下”、四方騷動中，幕府財政也漸漸瀕臨破產了。
四、
幕府財政的瀕臨破產，與大修寺廟有關，與禁止漁獵、禁養或禁食禽畜所造成的民生蕭條有關，也與綱吉令人啼笑皆非的“養犬令”有關。
那些年，人不可以踢狗但狗可以傷人，狗吃商鋪的東西不能驅逐，遇見兩犬相爭要設法阻止以免狗受傷，無法阻止則附近居民要負責救治傷狗的醫藥費……凡此種種，讓千萬日本人不勝其擾、不勝其煩。儘管嚴刑峻法，但越來越多人丟棄了家犬，導致野狗成群。在又一次發佈“禁止棄犬令”卻無濟於事後，元祿八年（1695年）綱吉終於作出了一個決定：由幕府負責飼養這些野狗。
飼養野狗需要狗舍，綱吉決定在江戶的大久保、四谷等地興建“狗小屋”。這些“狗小屋”佔地16萬坪（約合750畝），耗銀2314貫（約合3461兩）、耗米5500餘石（日製每石約260斤），至於當地居民則被強制遷離，當然也不可能有什麼補償款。
飼養野狗需要糧食，綱吉擬定了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伙食標準：每犬每日食白米3合（約1.08斤）、味噌50匁（約40克），此外還有3兩有餘的沙丁魚乾。這個標準遠高於普通日本人的日常膳食，也難怪街談巷議充斥著“人不如狗”的喟嘆了。
飼養野狗還需要日常照料，綱吉專門派出了一批醫生、飼養員，治療病狗並日夜防範疫情的爆發。
僅僅是第一年，飼養野狗的開支就達到9萬8千兩，約佔當年幕府財政總收入116萬兩的8.5%。
第一年是9萬8千兩，此後十餘年的支出恐怕遠不止此數。臺灣學者李明水認為綱吉飼養野狗約為48700條，這很可能是第一年的數據。更廣為流傳的說法是飼養82000條以上，這很可能是高峰時期的數據。當年幕府支出127萬兩，赤字11萬兩，赤字大頭都在了狗身上。而在次年綱吉開徵“狗捐”並勒令各地大名“獻納”後，日本怨聲載道，無論貴族還是士庶都認為此舉不啻於“率犬而食人”。在滿懷怨恨地給綱吉取了一個“犬公方”的綽號外，千萬人家也遷怒於狗，開始虐狗、屠狗甚至偷偷地吃狗肉。而這也導致了綱吉的又一個惡政：懸賞以緝拿虐犬者，至於賞金，則高達30兩。
30兩賞金，幾乎是一個富裕人家的一年開支了。30兩賞金，足以讓一些人鋌而走險，更不必說區區舉報了。但綱吉沒有想到，告密者固然數不勝數，民間虐狗、屠狗或將貓丟進井中溺死的案例依舊層出不窮，乃至愈演愈烈，成為潮流。綱吉保護不了他的狗、他的貓或者他的馬，藩庫卻見底了。在隨時可能遭受熟人、鄰居乃至親友舉報之際，素以“忠義”著稱的日本人漸漸以鄰為壑，風俗也徹底敗壞了。更要命的是，從貞享二年頒佈第一道“生類憐憫令”到此時，十年過去了，他以整個國家為代價讓上蒼賜以子嗣，眾多妻妾的肚子卻還是沒有任何動靜……
也是元祿八年（1695年），為維持“生類憐憫令”，為換來一個他望眼欲穿的子嗣，綱吉又開始了他的再一個惡政：改鑄金銀，以惡性通貨膨脹為代價來飼養他的狗，來照拂他無邊寬憫心靈所憐惜的無盡生靈。
如果說“生類憐憫令”作惡當世、讓無數士庶家破人亡的話，那麼，改鑄金銀卻遺禍後世、流毒無窮，讓那一代日本人付出自己的一生後，又搭上了自己的子孫。
改鑄金銀以牟利的辦法非常簡單。日本原本極富金礦、銀礦、銅礦，哪怕銅錢裡都摻雜著一些白銀。進入大航海時代後，日本的貴金屬以質優價廉聞稱於中國、西洋，以至於出現了一些專門收購銅錢以提煉銀子的商人。此時各礦已漸趨枯竭，貴金屬外流又極其嚴重（新井白石後來統計，在幕府開幕107年後，日本外流黃金高達239萬餘兩，約佔總儲量的四分之一，白銀更為嚴重，外流在四分之三左右），唯一的辦法也就是降低貨幣的貴金屬含量了。在柳澤吉保舉薦荻原重秀擔任“勘定吟味役”後，相關舉措很快出籠了：以金幣“慶長小判”為例，原純度是84.29%，收回改鑄後下降為57.37%，扣除1%的改鑄火耗，就可以從民間搜刮大約46%的純收入；以銀幣“慶長銀”為例，原純度是80%，先是降為64%，後又降為50%，獲利更為可觀，接近60%。雖說亞當-斯密曾斥改鑄金銀為“君主的最大罪惡”，但如此輕而易舉、財源滾滾，何樂而不為？
在綱吉人生最後的12年，據說改鑄金幣高達1393萬兩之多，銀幣也在7萬貫左右。依靠這筆較為隱蔽、後來才漸漸被日本士庶覺察的收入，他繼續養著他的狗，繼續推行著他的“生類憐憫令”。而在改鑄金銀也無法維持後，他乾脆推出了“大錢”，以驚人的、讓日本為之譁然的一比十比例收兌舊幣。
他對“生類憐憫令”如此執著，但可笑的是，終其一生，他也沒能再生育一個孩子。在唯一的女兒姬鶴嫁給他的堂弟、紀伊藩藩主德川綱教後，他曾決心以綱教為第六代將軍，更希望他能為自己生一個嫡外孫。但世間不如意事十居八九，寶永元年（1704年）姬鶴就死去了，幾個月後綱教也撒手西去。在白髮人送黑髮人之後，他不情不願、極為勉強地以他三哥綱重的兒子家宣為養子，歷史兜了一個大圈，他其實是恣意妄為的幸運兒，此時卻以為自己是命運的失敗者。
更可笑的是，在臨死之前，他還交代家宣，諸法可廢，唯獨“生類憐憫令”必須維持。他說：“我近年所推行生類憐憫令，雖系無關宏旨之細節，然只此一事，在我百年之後，希望仍如我在世一樣執行，這才是對我的孝順。”但新井白石在他的《折薪記》中寫道：寶永六年（1709年）正月二十日，第六代將軍德光家宣就率領眾多閣臣在他的靈柩前宣示：“起初聽取指示，就我而言，永遠決不違背。至於天下人民，因另有考慮，希望予以批准。”
也就是說，依靠一句輕輕巧巧的“因另有考慮”，家宣埋葬了這個“滋擾天下”、在人類歷史上近乎空前絕後的惡法。此時，距離德川綱吉的身敗名裂，還不過十天。
圖：德川家宣
參考資料：1、《憲廟輯錄》；2、《文昭御實錄》；3、新井白石，《折焚柴記》，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4、李明水，《古代日本史》，臺灣鴻儒堂書局；5、荻生徂徠，《政談》，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6、《日本近世儒學家荻生徂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7、沈仁安，《德川時代史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圖：德川綱吉，土佐光起繪製，徳川美術館藏
文 | 丁三
日本天和三年（公元1683年）閏五月二十八日，第五代幕府將軍德川綱吉年僅4歲的幼子德松不幸夭折了。
在那個年代，嬰幼兒的死亡率幾近一半。充斥著種種陰謀詭計的皇宮、幕府更不必說了，哪怕200年後的明治天皇，所生六子也只有一人存活，以至於他擔心皇孫裕仁受人荼毒，早早地將他送出宮交給乃木希典撫養。
喪子固然悲傷，究竟是一件再尋常不過的事，何況德川綱吉此時還僅僅37歲，完全有可能再生育子嗣。
誰也沒想到，這個變故卻成為德川綱吉一生的轉折點，也是日本千家萬戶的命運轉折點。
在此之前，德川綱吉頗有賢聲，被視為最傑出的幕府將軍之一。在此之後，他不僅昏庸驕奢，還有了一系列近乎喪心病狂的手筆。
他的登峰造極之作，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匪夷所思、最讓人啼笑皆非的法令，“生類憐憫令”。
一、
德川綱吉，1646年生，第三代幕府將軍德川家光的庶子。
在天和三年之前，這個近乎侏儒、據說身高僅為1.30米的青年，生活中充滿了讚譽、驚喜和種種大刀闊斧的變革。幾十年後，大學者新井白石、荻生徂徠等還不無惋惜地記錄了他早年的面貌和作為。
他頗具儒者風範，讓那一代深受“朱子學”影響的日本學者大為心折。
以學識為例，他自幼飽讀《論語》、《大學》，甚至在繼任將軍後還親自向臣僚講解《易經》，一時傳為美談。
以事母為例，他的生母本莊阿玉之方出身寒微，後來以正室鷹司孝子的“侍女”身份進入大奧（將軍府），在被德川家光納為側室後依舊飽受歧視，但他卻被稱為“至純至孝”。
以家臣為例，他似乎沒有什麼門第觀念，在其500名家臣中，居然有200餘人是原本家無隔夜糧的“浪人”亦即破產武士，當然也少不了“禮賢下士”的名聲……
凡此種種，讓他在十幾歲時就成為街談巷議的熱門人物。
他繼任將軍的過程，也充滿了驚喜和戲劇性，以至於出現了“天授”的說法。
德川家光本有四子，在長子夭折後，次子家綱繼任將軍，卻始終沒有生育。按照“兄終弟及”的慣例，本應由頗有才幹的三子綱重接位，但綱重卻死在了一向體弱多病的家綱前頭，年僅35歲。這麼一來，年齡最小、出身最低的他，也就成為唯一繼任人選了。
事情還沒完呢！在家綱病篤、“連日僵臥”之際，實際執掌幕府大權的“老中”酒井忠清又提出，應效仿鎌倉幕府的先例，立天皇的第三個兒子有棲川幸仁親王為將軍。由於此議並不逾制，也由於酒井忠清飛揚跋扈又陰毒狠辣的做派，幕閣眾臣紛紛附和。這時候另一個“老中”堀田正俊卻挺身而出，認為於情於理，都應該讓綱吉繼任。而在會議不歡而散後，僅僅三天，家綱就死去了，綱吉也順利地就任第五代“徵夷大將軍”。
這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呢？誰也不知道。此後幾百年，種種說法層出不窮：一些歷史學家持“直接遺言說”，亦即在會議當夜，行將就木的家綱召綱吉入城，口授遺囑並一錘定音；一些歷史學家持“酒井論破說”，亦即堀田正俊說服了家綱，拿到書狀並以此駁斥酒井；還有一些歷史學家持“酒井橫車說”，在家綱下定決心後，酒井感念家綱的恩德，也就改變主意了……
無論如何，延寶八年（公元1680年）五月初八，德川綱吉在江戶就任第五代幕府將軍了。此後三年，他的種種作為讓整個日本為之振奮，並幾乎解決了已困擾朝野幾十年的財政問題：
一是罷黜酒井忠清並設立“勝手掛老中”，亦即首相。在過去的70多年，德川幕府實行“老中”制，既決策緩慢、權責不清，又產生了酒井忠清這樣的權臣。“勝手掛”的出現當然有助於綱吉壓倒執政已20年的酒井忠清勢力，也有助於幕府應對艱難繁雜的局面。在驅逐酒井後，毫無意外地，擁立綱吉的堀田正俊成為第一任“勝手掛”。
一是懲治“代官”。當時日本雖還處於“封建”時期，有著大大小小的230餘個“大名”，但德川家族的直屬領地已頗為廣大，在地方上設立了60名“代官”。綱吉首先罷免了關東“郡代”伊奈忠利，他被斥為“驕矜自負”、“怠慢政務”並貶為平民。毫無疑問，此舉有著擴大集權的心思，但“代官”的腐敗當時確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一組數據或許可以說明德川綱吉的力度：在此之前的近80年間，幕府只懲治過22名“代官”，而在綱吉治下的29年裡，被處以“改易”（剝奪封田）、流放、死罪的“代官”，卻達到51名之多。更重要的是整肅財政並設立“勘定頭差添役”。
在“老中閣議”制度下，當時幕府以勘定、寺社、江戶町為“三奉行”，分別負責財政、社會與城市的管理。負責“勘定”的大多是功勳子弟，幾乎沒有任何會計經驗，對此德川綱吉設立了“頭差添役”這一副職，“名為輔佐，實則確立為新的業務最高負責人”。而在原“勘定奉行”千石正勝被革職後，作為第一個“勘定組頭”（會計）出身的奉行，佐野正周更設立了“勘定吟味役”。這個職位主要負責財務審計，如果沒有它的副署，哪怕“老中”也無法劃撥資金。對這兩個手筆，哪怕西方人也認為它建立了一個“當時世界上最高水準的財政監督機關”。
此外，德川綱吉的“理藩務”、“懲大名”以及世所讚譽的“改訂《武家諸法度》”等，也一次次地獲得了日本士庶的由衷歡呼。
以“改訂《武家諸法度》”為例，第一條“文武弓馬之道”被改為“文武忠孝之隸，應正禮儀以事之”，僅僅從字面上就可以看出文治氣息；第十五條“天主教廢教”被廢除，代之以“禁止殉死”的條款，而這絕不是沒有意義的，畢竟在綱吉的父親家光一世，還有大臣殉死的事例。最後，綱吉還廢除了“役職役料制度”，此舉不僅削減了開支，還締造了日本近代官僚制度的雛形。到這個時候，德川綱吉已被視為日本歷史上最成功的統治者之一了……
但，在他4歲的幼子德松死去後，一切卻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他的第一個舉措，就是誅殺他的恩人、日本歷史上有數的賢相之一堀田正俊。
二、
如前所述，在擁立綱吉後，堀田正俊被任命為“勝手掛”並推動了文教治國。在德松死後，綱吉對他似乎依然禮遇、信賴。
但貞享元年（公元1684年）八月廿八日，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件發生了：這一天，同為大臣、時任“若年寄”的稻葉正休到堀田的部屋間（辦公室）敘話，並邀他去走廊上散步；在走廊上，他突然抽出“肋差”也就是隨身短刀直劈堀田，據說肋差從腋下直貫左肩，堀田之死可謂突兀而慘烈；而在兇案發生後，眾多大臣、侍衛一擁而上，當場格殺了稻葉……
作為日本歷史上的有數疑案之一，官方給出的解釋是“澱川水利改修”糾紛所致。稻葉負責改修工程，他所作的預算為4萬兩，但堀田派水利專家河村瑞賢實地考察後，卻認為只要2萬餘兩就能完工，稻葉不無貪墨嫌疑。稻葉連夜去堀田家求情，但堀田卻不念多年交好、親戚關係（稻葉為堀田的表侄），只以哪怕稟報將軍“亦當無咎”之類話語來搪塞他，這才導致了慘案的發生。
這個說法似乎言之成理，加上案發前夜稻葉確曾拜訪過堀田，以至於新井白石在《折薪記》一書中也視為定論。但此後幾百年，諸多疑點卻讓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該案的幕後人物就是德川綱吉。
疑點之一是稻葉正休的表現及遺書。在兇殺現場，稻葉先是喊道，“為了天下，覺悟吧”，此語不像是挾怨報復之言。繼而，在眾多大臣、侍衛趕來後，稻葉並沒有反抗，卻有人下令當場格殺他，為什麼不捉拿並審訊呢？如此反常的處置是不是為了殺人滅口？更重要的是，在稻葉身上還發現了一份遺書，其中寫道，“討殺筑前守（堀田正俊），以應累世蒙蔭之御高恩”，他要“報恩”的對象是誰，當然不言而喻。
又一個疑點則是德川綱吉的反常舉措。按說，堀田正俊既有擁立之功，過去四年政績又赫赫在目，如此慘死，綱吉無論如何也要厚賞撫卹。但在堀田屍骨未寒之際，綱吉卻將他的幾個兒子都趕出江戶，打發到偏僻之地。如此安置豈是綱吉“天性涼薄”所可解釋的？更不必說綱吉一生對母親言聽計從、對兒女溺愛有加，說其“昏”者有之，責其“暴”者有之，唯獨和“涼薄”二字扯不上絲毫關係。這麼一個人，為什麼如此對待功臣之子呢？
在堀田慘死次年，一個細節或許可以說明綱吉對堀田的真實觀感。
《御當代記》記載：貞享二年綱吉參詣上野寬永寺時，聽說堀田屍骨就在寺中五重塔內，不僅不去追思悼念，反而讓人用兩層屏風遮擋，由此可見對堀田的深惡痛絕。而在或忌憚堀田“功高震主”、或厭惡堀田“倚老賣老”之外，綱吉最重要的考量，無疑就是獨攬大權了。畢竟，對他來說，已沿襲了五代的“老中閣議”制度當然是一個讓人不愉快的束縛。畢竟，在德松死後的一年多里，他的信仰、他的喜好，已從儒學徹底變成了佛學。
在堀田正俊死去後，綱吉對幕政作了重大改變，其核心是“側用人政治”。
所謂“側用人政治”，就是拋開“老中閣議”、“三奉行”等既成政制，重用自己為藩主時的500家臣，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實現親政。
它的第一步是把將軍御座所從“中奧”搬到“表”，同時設立由“側用人”組成的政務室：江戶城原以“大奧”、“中奧”和“表”為主體，其中“大奧”是將軍私邸，“中奧”是將軍公邸，同時也是“老中閣議”的專用部屋所在地，而“表”則是接見各藩大名的場所；堀田正俊死在“中奧”，成為綱吉搬遷將軍御座所的絕好理由，新設立的“政務室”則替代老中閣議，成為政令上傳下達的新機構。這麼一來，“老中閣議”實則降格為諮詢機關，並且與綱吉的關係日漸疏遠。新井白石後來在《折薪記》裡寫道：“天下大小事，皆照於彼朝臣之心也。老中常申諸事於彼朝臣，外間盛傳曰，其能見於御目者，一月不過五七度耳。”也就是說，無論大事小事，老中只能向負責政務室的“朝臣”彙報，每個月最多能見到綱吉五七次罷了。
而在廢“老中閣議”、設立政務室後，則是重用柳澤吉保。
作為日本歷史上的有名奸臣，比綱吉年幼13歲的吉保自幼就是他的家奴、僮僕，當然對他言聽計從。史料記載了吉保令人炫目的發跡：天和元年（1681年），為“小納戶”，亦即負責打掃居室、侍候洗臉飲食、替主人跑腿傳話的雜役；貞享二年（1685年），敘任從五位下、出羽守，已是中級官員；元祿元年（1688年），任命為“側用人”，實際執掌國政，並晉升為祿高1萬2千石的“大名”，正式躋身封建藩主行列；及至元祿七年（1694年），綱吉更打破了老中只能由食祿5萬石以上的“譜代”亦即功勳世家擔任的慣例，任其為“老中”並食祿7萬2千石。雖說此時“老中”已近乎榮譽頭銜，但年僅35歲的吉保畢竟名至實歸，成為第五代幕府不折不扣的首相了……
終綱吉之世，吉保始終俯首帖耳、諛詞如潮。他名聲雖惡，卻頗有文采和學問，想必在奉承綱吉方面也大有獨到之處。在他之外，成為“側用人”主體的500名舊家臣也與綱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當然不可能構成什麼制衡。
而與柳澤吉保凌駕在“老中閣議”之上幾乎同時，又一個對幕政有著重大影響、足以左右日本國運的人物也出現在前臺了。這個人讓剛剛擺脫了財政危機的日本，再次陷入赤字的無底洞。這個人激發了綱吉的諸多天性弱點，讓他在命運的沼澤地裡越陷越深。這個人還是一些荒謬政令的始作俑者，其最大傑作就是被稱為“稀世惡政”的生類憐憫令。
這個人就是德川綱吉的生母，當時被稱為“桂昌院”的本莊阿玉之方。
三、
在第三代將軍家光去世後，身為側室的本莊阿玉之方很快出家，從此被稱為“桂昌院”。
這個選擇固然多有先例，但也與她篤信佛教有關：據說在其年幼參拜京都仁和寺時，寺僧亮賢說她有“非常出世之相”，此話當時無人當真；在她懷孕並請亮賢祈禱安產時，亮賢又預言她將生下“平定天下之人物”，此語更多有忌諱。不料斗轉星移，綱吉果真當上了將軍，桂昌院也母以子貴，成為大奧後宮之主，兩個預言俱已成真，也難怪桂昌院對亮賢言聽計從並終生信仰佛教了。在綱吉執政後，桂昌院很快讓亮賢擔任江戶知足院主持，以便就近往來。至於亮賢的親信弟子隆光，也得到桂昌院的絕大信任，後來官至“大僧正”亦即全國的佛教主管。
在亮賢、隆光頻繁出入江戶城之際，談佛論釋，盛言因果，就成為大奧的一時風尚。它對綱吉有多少影響呢？誰也說不清。但在德松死去後，綱吉大感人生無常、從此開始傾心佛法，卻是極為確鑿的事實。
史料記載：貞享三年（1687年）亦即德松死去四年後，綱吉恢復了已中斷221年的“大賞祭”；當年起大修寺廟，如果說元祿三年（1690年）所修的“湯島聖堂”還是孔廟、還可以看到早年的儒學烙印的話，那麼，元祿十年（1697年）斥資十餘萬兩修建、後來由亮賢主持的護國寺，卻是他成為佛教徒的明證；在大約20年的時間裡，綱吉共修寺廟106座，幾乎歲歲動工、月月築塔，至於所耗白銀，恐怕遠遠不止時人所估計的70萬兩……對此，親歷了那個時代的儒學家室鳩巢視為亂政之始，並將之歸結為堀田正俊死去、“老中閣議”廢止所造成的惡果。
就在這種處處大興土木的景象中，被稱為“稀世惡政”的生類憐憫令也漸漸完備了，並很快成為3000萬日本人的噩夢。
“生類憐憫令”從亮賢弟子隆光的一句話開始。在德松死去後，綱吉鬱鬱寡歡，桂昌院請隆光為綱吉祈福求子，隆光卻進言說：“今子供不蕃，皆其前世多殺生之報也。殿下誠欲延嗣，蓋當禁殺生。且殿下丙戌生，戌屬狗，最宜愛狗也。”也就是說，綱吉無子，是上輩子“殺生”太多的報應，要想避免斷子絕孫的命運，就應該禁止殺生，尤其應該善待狗。對此，桂昌院信以為真，綱吉也聽進去了。在幾年前他發佈的一份文告中，就有“禁止予馬匹過量積載”的條款，亦即不要讓馬負載過重，以示他的寬憫和儒學的“推己及人”乃至推己及畜之意。在他看來，禁絕殺生本來就是善舉，對世道人心大有裨益，如果這個法令還能為自己延續子嗣，豈不是一舉兩得、公私兩便的美事？
在這樣的考量下，貞享二年（1685年）七月十四日，綱吉首先宣佈，“貓狗可自由穿行將軍御成道，不得束羈”，亦即他的專用御道士庶不能行走，貓狗卻可穿行。緊接著，當年九月十八日，他又下令禁止給馬“拉筋”亦即拉韌帶，當時日本人認為這麼做可以讓馬奔跑更快、負重更多。
如果說這兩道法令只是略略擾民、還談不上是“惡政”的話，那麼，從貞享四年（1687年）起，綱吉卻花樣百出、近乎走火入魔，他的一道道法令給這個落後閉塞的農業國造成了深重的苦難：
正月廿八日，“重病之生類未死則不得捨棄”。也就是說，哪怕牲畜、家禽生了重病，士庶也要供養其終老。“捨棄”尚且不行，又何況是以之為食，如同過去幾千年無數克勤克儉、節衣縮食的升斗小民所做的那樣？
二月廿一日，“製作飼犬戶籍賬”。廿七日，“禁止販魚、鳥為食料”，亦即除放生或充當寵物外，不許買賣魚和鳥，且包括雞鴨、烏龜、貝類等。廿八日，“禁止飼魚、鳥為食料”，先是不讓買賣，僅僅過了一天也不讓養了。
及至三月廿六日，“禁止養一切鳥”，或許是覺得小民奸詐、防不勝防的緣故，為杜絕以放生或當寵物為藉口偷吃雞鴨，乾脆在全國範圍內禁絕家禽養殖。那麼，那些現有的、在各家各戶房前屋後的雞鴨呢？史料鮮有記載。很可能，是一概放生並讓它們自行覓食了。
對魚鳥、雞鴨如此，對隆光曾特別提醒且為自己屬相的狗，以及幾年前就禁止“過量積載”的馬，綱吉更關切備至。
四月十一日，“禽獸之類，為人所傷者可以訴訟，無主之犬當給予食物”，也就是傷害禽獸要吃官司，至於給流浪狗“食物”一條，可見狗的地位在其它禽獸之上。
七月間，“市中大八車、牛車當注意犬且以迴避”，否則撞傷了狗就要認打認罰。
九月十三日，“有傷往來之生類者，辻番之番人問其住所以助日後調查，並命其留家聽勘不得出行”，只要搞清楚住所，那些刁民就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臘月廿三日，“令舍馬者遠邊流配”……
又何止是魚鳥、家禽和狗馬？生類憐憫令甚至涉及蚊子、蒼蠅和蟒蛇、蜥蜴，涉及到一切有情眾生。
按照這些法令，夏天不能打蚊子，清掃不能拍蒼蠅，被蟒蛇或猛獸襲擊時只能逃命而不能還擊，至於漁民、獵人等，更是長久地失去了生計……這麼多、這麼荒誕的法令，讓千萬日本人戰戰兢兢，“走路怕踩死螞蟻”已不再是一種形容，毋寧說是當時生活的真實寫照。
那麼，在大約20年的時間裡，究竟有多少日本人觸犯了“生類憐憫令”？又有多少日本人被處罰、被流放乃至家破人亡呢？
由於史料的匱乏，因“生類憐憫令”遭受厄運的人群，恐怕永遠是一筆糊塗賬了。但通過一鱗片爪的記載，後人也可以大致瞥見當時的景象。
比如第一個為此付出代價的是負責御膳房的天野正勝，他本來頗得綱吉的信賴，卻因為在廚房裡發現了一隻死貓，就和兩個兒子被流放到遙遠的八丈島。
比如貞享四年四月三十日，一個“下役人”因為用瓦片打鳥被判處流放，當天綱吉頒佈了嚴令，“以礫擊鳩者嚴懲”，一個多月後的六月廿六日，武士多多越甚大夫就因射殺一隻燕子被判處死刑，當時也在場的同僚山本兵衛則以“共謀”罪名被流放。
比如這樣的飛來橫禍甚至涉及到眾多高級官員：以信濃太守為例，他因為踢了自家的狗被處以鞭笞並充軍；以增田少輔為例，他怒而殺死家中咬人的狗，結果被勒令剖腹自殺；以大和太守為例，他的僕役為自衛而傷狗，結果不僅僕役被流放，太守本身也被奪俸禁閉……這當中最讓人恐懼的或許是淡路太守因為打死一隻蚊子被禁閉，以及14名陪臣、25名農夫因為遺棄一匹病馬被流放神津島了。
一組數據或許可以說明它給日本帶來的滅頂之災：在寶永六年（1709年）第六代將軍德川家宣廢除這個惡法時，僅僅江戶一帶就有8000人被囚禁並等待判決，其中包括9具被鹽醃著的屍體。毫無疑問，這些屍體是獄卒、刑官為避免“私縱罪犯”嫌疑不得已採納下策的產物。即使柳澤吉保後來也承認：“（綱吉）初欲改宇內殺伐之風習，且遍示好生之御德於天下，以彰其盛意……群臣奉行其事者，恣行其道，次第嚴峻禁網，至於百姓冤苦，諸侯患之。”
而在這樣的“滋擾天下”、四方騷動中，幕府財政也漸漸瀕臨破產了。
四、
幕府財政的瀕臨破產，與大修寺廟有關，與禁止漁獵、禁養或禁食禽畜所造成的民生蕭條有關，也與綱吉令人啼笑皆非的“養犬令”有關。
那些年，人不可以踢狗但狗可以傷人，狗吃商鋪的東西不能驅逐，遇見兩犬相爭要設法阻止以免狗受傷，無法阻止則附近居民要負責救治傷狗的醫藥費……凡此種種，讓千萬日本人不勝其擾、不勝其煩。儘管嚴刑峻法，但越來越多人丟棄了家犬，導致野狗成群。在又一次發佈“禁止棄犬令”卻無濟於事後，元祿八年（1695年）綱吉終於作出了一個決定：由幕府負責飼養這些野狗。
飼養野狗需要狗舍，綱吉決定在江戶的大久保、四谷等地興建“狗小屋”。這些“狗小屋”佔地16萬坪（約合750畝），耗銀2314貫（約合3461兩）、耗米5500餘石（日製每石約260斤），至於當地居民則被強制遷離，當然也不可能有什麼補償款。
飼養野狗需要糧食，綱吉擬定了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伙食標準：每犬每日食白米3合（約1.08斤）、味噌50匁（約40克），此外還有3兩有餘的沙丁魚乾。這個標準遠高於普通日本人的日常膳食，也難怪街談巷議充斥著“人不如狗”的喟嘆了。
飼養野狗還需要日常照料，綱吉專門派出了一批醫生、飼養員，治療病狗並日夜防範疫情的爆發。
僅僅是第一年，飼養野狗的開支就達到9萬8千兩，約佔當年幕府財政總收入116萬兩的8.5%。
第一年是9萬8千兩，此後十餘年的支出恐怕遠不止此數。臺灣學者李明水認為綱吉飼養野狗約為48700條，這很可能是第一年的數據。更廣為流傳的說法是飼養82000條以上，這很可能是高峰時期的數據。當年幕府支出127萬兩，赤字11萬兩，赤字大頭都在了狗身上。而在次年綱吉開徵“狗捐”並勒令各地大名“獻納”後，日本怨聲載道，無論貴族還是士庶都認為此舉不啻於“率犬而食人”。在滿懷怨恨地給綱吉取了一個“犬公方”的綽號外，千萬人家也遷怒於狗，開始虐狗、屠狗甚至偷偷地吃狗肉。而這也導致了綱吉的又一個惡政：懸賞以緝拿虐犬者，至於賞金，則高達30兩。
30兩賞金，幾乎是一個富裕人家的一年開支了。30兩賞金，足以讓一些人鋌而走險，更不必說區區舉報了。但綱吉沒有想到，告密者固然數不勝數，民間虐狗、屠狗或將貓丟進井中溺死的案例依舊層出不窮，乃至愈演愈烈，成為潮流。綱吉保護不了他的狗、他的貓或者他的馬，藩庫卻見底了。在隨時可能遭受熟人、鄰居乃至親友舉報之際，素以“忠義”著稱的日本人漸漸以鄰為壑，風俗也徹底敗壞了。更要命的是，從貞享二年頒佈第一道“生類憐憫令”到此時，十年過去了，他以整個國家為代價讓上蒼賜以子嗣，眾多妻妾的肚子卻還是沒有任何動靜……
也是元祿八年（1695年），為維持“生類憐憫令”，為換來一個他望眼欲穿的子嗣，綱吉又開始了他的再一個惡政：改鑄金銀，以惡性通貨膨脹為代價來飼養他的狗，來照拂他無邊寬憫心靈所憐惜的無盡生靈。
如果說“生類憐憫令”作惡當世、讓無數士庶家破人亡的話，那麼，改鑄金銀卻遺禍後世、流毒無窮，讓那一代日本人付出自己的一生後，又搭上了自己的子孫。
改鑄金銀以牟利的辦法非常簡單。日本原本極富金礦、銀礦、銅礦，哪怕銅錢裡都摻雜著一些白銀。進入大航海時代後，日本的貴金屬以質優價廉聞稱於中國、西洋，以至於出現了一些專門收購銅錢以提煉銀子的商人。此時各礦已漸趨枯竭，貴金屬外流又極其嚴重（新井白石後來統計，在幕府開幕107年後，日本外流黃金高達239萬餘兩，約佔總儲量的四分之一，白銀更為嚴重，外流在四分之三左右），唯一的辦法也就是降低貨幣的貴金屬含量了。在柳澤吉保舉薦荻原重秀擔任“勘定吟味役”後，相關舉措很快出籠了：以金幣“慶長小判”為例，原純度是84.29%，收回改鑄後下降為57.37%，扣除1%的改鑄火耗，就可以從民間搜刮大約46%的純收入；以銀幣“慶長銀”為例，原純度是80%，先是降為64%，後又降為50%，獲利更為可觀，接近60%。雖說亞當-斯密曾斥改鑄金銀為“君主的最大罪惡”，但如此輕而易舉、財源滾滾，何樂而不為？
在綱吉人生最後的12年，據說改鑄金幣高達1393萬兩之多，銀幣也在7萬貫左右。依靠這筆較為隱蔽、後來才漸漸被日本士庶覺察的收入，他繼續養著他的狗，繼續推行著他的“生類憐憫令”。而在改鑄金銀也無法維持後，他乾脆推出了“大錢”，以驚人的、讓日本為之譁然的一比十比例收兌舊幣。
他對“生類憐憫令”如此執著，但可笑的是，終其一生，他也沒能再生育一個孩子。在唯一的女兒姬鶴嫁給他的堂弟、紀伊藩藩主德川綱教後，他曾決心以綱教為第六代將軍，更希望他能為自己生一個嫡外孫。但世間不如意事十居八九，寶永元年（1704年）姬鶴就死去了，幾個月後綱教也撒手西去。在白髮人送黑髮人之後，他不情不願、極為勉強地以他三哥綱重的兒子家宣為養子，歷史兜了一個大圈，他其實是恣意妄為的幸運兒，此時卻以為自己是命運的失敗者。
更可笑的是，在臨死之前，他還交代家宣，諸法可廢，唯獨“生類憐憫令”必須維持。他說：“我近年所推行生類憐憫令，雖系無關宏旨之細節，然只此一事，在我百年之後，希望仍如我在世一樣執行，這才是對我的孝順。”但新井白石在他的《折薪記》中寫道：寶永六年（1709年）正月二十日，第六代將軍德光家宣就率領眾多閣臣在他的靈柩前宣示：“起初聽取指示，就我而言，永遠決不違背。至於天下人民，因另有考慮，希望予以批准。”
也就是說，依靠一句輕輕巧巧的“因另有考慮”，家宣埋葬了這個“滋擾天下”、在人類歷史上近乎空前絕後的惡法。此時，距離德川綱吉的身敗名裂，還不過十天。
圖：德川家宣
參考資料：1、《憲廟輯錄》；2、《文昭御實錄》；3、新井白石，《折焚柴記》，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4、李明水，《古代日本史》，臺灣鴻儒堂書局；5、荻生徂徠，《政談》，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6、《日本近世儒學家荻生徂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7、沈仁安，《德川時代史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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