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沈艾娣《夢醒子》的中譯本，我悵然若失。不知道為什麼，有一種“異體同悲”的難受，又好像讀懂了《紅樓夢》裡女媧補天之後剩下的那塊嗚咽的石頭。
沈艾娣說，“教科書都傾向於將現代化描述成向美好生活的邁進，我希望學生們能想到這些遭受進步之苦的人”。
有些人如果生在別的時代，也許將擁有不一樣的人生。而在急速去傳統化的20世紀，這些人成為了不合時宜的人，生活在不合時宜的時代。 他們走完了一生，帶著全部的不知所措，沉默地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幾乎沒留下任何漣漪。
夢醒子劉大鵬，只是一個標本。
年少時，他就時常做夢，長大之後夢更多，最初他不解夢境為何如此紛紜，繼而又詫異為何夢如此光怪陸離（“髫齡時常夢夢，及長夢更多，始焉怪其夢之何其紛，繼焉詫其夢之何其幻”)，然而在人生各種境遇中浮沉也何其像紛紛擾擾的夢境。直到他夢到一位長相酷似經書裡描繪的孔子的長者，告訴他，人生只在“誠與敬”。驚醒之後，劉大鵬似體悟到孔孟之道的真諦，自號為夢醒子。
這一段“大夢誰先覺”，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二字心傳的得道故事。然而，真相也許是，這是一個夢中套夢的人間，夢醒之後，也許仍然住在一場夢裡，儒家信仰成就了他的救贖，也使自己的整個一生變成一場醒不了的噩夢。
無材可去補青天，劉大鵬覺得這個世界太陌生。 最可怕的是，這位中國傳統文化塑造出來的人，他的一生不過是它的不堪一擊和土崩瓦解的一個小小注解。
他看到了維新運動一味求富強背後拖著的長長可怕陰影： 痛恨新學校“全在富強而倫常並置不言。凡所措置者一意嘉國害民，無非用夷而變夏。”
革命以後，傳統私塾繼續存在，但它們所提供的教育很快被看作不入流且缺乏傳統。他無法繼續坐館收學生。曾是銀行業中心的太谷縣經濟不斷惡化，傢俱生意所在地李滿莊曾是一個富裕的鄉村，如今變為空城。原做傢俱生意的劉家改為經營煤礦，最後收益越來越少，最後只能靠他們僅有的耕地艱難度日。
1915-1918參與晉祠的修繕工作時，劉大鵬與僅有生員頭銜的鎮長牛玉鑑的爭執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他的道德資本所含的政治價值的明顯衰落。不僅地方社會忽略劉大鵬，他自己的家也開始逃避劉大鵬的道德觀，三子四子都成為了癮君子。
對地方經濟而言，革命簡直是一場災難。農村經濟的惡化，或者說中國農村本來的赤貧現象，可以從劉大鵬寫日記使用的紙張看出，有：白紙，舊報紙，訃告背面，藥店廣告單頁，甚至草紙（1925年）。但他如踐行宗教信仰般堅持日課，每日虔敬寫日記，過世時，房間木櫥裡有超過四百卷手稿，半數是日記。
到了30年代，劉大鵬對自幼所學的正統儒學的堅持已經變成了一種近乎滑稽的表演，只有有心人才能為之肅然起敬。“遍地皆有紙菸之包，皮上有字。因拾之歸，遵古敬惜字紙之遺訓，今人不知此訓，反笑予迂闊也。”
劉大鵬活了八十多歲，他所經歷的也許是中國歷史上最滿目瘡痍的時代：日軍轟炸之後，隨之而來是搶掠，通常是退敗的中國士兵所為。看到被日軍招募的工人們在晉祠路上穿梭往來，他寫道“亡國奴之困苦”。這種情況下，唯一的希望就是存活。“不至於飢寒而死亡，則為亡國奴隸之慶幸事也”
當家庭面臨災難時，劉大鵬深信這是上天對其缺乏孝心的懲罰，在這樣一個苦難叢生、生命如浮萍的世道中，一直秉持這樣的觀點。 對於本鄉本土，他依舊持儒家的匡扶天下之志，“處此亂世，不能做一件救濟本村之事，恨己無德，沒由上格天下，下去民害，何以仰慰先父先母在天之靈哉？不孝之罪大焉。”
夢醒子的一生，講完了。我不由得想起魯迅在《祝福》中的下列一段描寫：
我回到四叔的書房裡時，瓦楞上已經雪白，房裡也映得較光明，極分明的顯出壁上掛著的朱拓的大“壽”字，陳摶老祖寫的，一邊的對聯已經脫落，鬆鬆的捲了放在長桌上，一邊的還在，道是“事理通達心氣和平”。我又無聊賴的到窗下的案頭去一翻，只見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錄集註》和一部《四書襯》。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
讀過的人，都會把這一場景看成舊傳統百足大蟲死而不僵的陰森象徵。我在想，劉大鵬的故事也許就是另一個四叔的故事，那是《祝福》中所沒有講出來的故事。他們同屬於這批傳統塑造出來的最後一批遺老遺少，風雨飄搖中，他們的尊嚴，他們的生命依歸，是急於擺脫傳統的魯迅還有你我扭過頭不願去看的，也不願意去了解的。
只能是，一城風絮，滿腹心事都沉默。
毫無疑問，對於新一代的中國人而言，劉大鵬日記中描繪的世界已經不是他們生活記憶的一部分。但這本書，並不只是懷舊，它也許還是一個關於你我個體命運的亙古不變的寓言，神秘且殘忍。
沈艾娣在文中提到，儒家思想中，女性是不能拋頭露面的，劉大鵬或許想象不到，近一百年後，正是西方女性試圖將他鮮活的生命復活在歷史中。而設若劉大鵬知道這一情況，他又會作何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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