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 682 年），突厥貴族阿史那骨咄祿帶領突厥餘眾竄居黑沙城（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北），設立牙帳，自立為可汗，稱頡跌利施可汗，“以其弟默啜為設，咄悉匐為葉護”，建立後東突厥汗國，史稱後突厥汗國。《闕特勤碑》東面第 10 到第 14 行對此也有相關記載，“（但）上面突厥的上天，（下面）突厥的神聖水土（神）這樣說：‘不要讓突厥人民滅亡！讓他們成為人民！’（於是）把我父頡跌利施可汗、我母頡利毗伽可敦持護在上天之頂，高高舉起了。
我父可汗同十七人出走。在聽到（他們）外走的消息後，城中的人上了山，山上的則走下來，聚集起來是七十人由於上天賦予力量，我父可汗的軍隊像狼一樣，（而）其敵人像綿羊一樣。東西征戰，（結果）集結起來的共是七百人。當有了七百人之後，（我父可汗）就按照我祖先的法制，組織和教導了曾喪失國家、喪失可汗的人民，曾淪為女婢、成為奴隸的人民，曾失掉突厥法制的人民，在那裡組織了突利斯及達頭（兩部）人民，並在那裡（賜）給了葉護及設（的稱號）。”單于大都護府叛亂之後，突厥叛軍最終在唐朝的鎮壓與討伐之下建立起一個分裂政權，即後突厥汗國。其中原因令人深思。
《闕特勤碑》東面第 6 行第 7 行記載，“由於唐人的奸詐和欺騙，由於他們的引誘，由於他們使兄弟相仇，由於他們使官民不和，突厥人民喪失了成為國家的國家，失去了成為可汗的可汗；高貴的男兒成為唐人的奴隸，清白的姑娘成了女婢。突厥諸官舍棄了突厥稱號，親唐朝的諸官採用唐朝稱號，臣屬於唐朝皇帝”。東突厥汗國滅亡之後雖歸降唐朝，接受了唐朝的羈縻統治，但是作為曾經盛極一時的突厥汗國，內心仍多有不甘，可謂“政亡心未亡”，這成為突厥復國的深層次原因。《闕特勤碑》東面第 8 行講到突厥“（併為他們）出力五十年：前面，在日出之方，一直打到莫離可汗那裡，在西方，一直打到鐵門（關），把其國家和法制交給了唐朝皇帝”，通過這一記述可知突厥降部憑藉著戰鬥力極強的騎兵成為唐王朝東征西討的軍事骨幹力量。
“唐朝單獨動用突厥降部進行的重大軍事活動就有三次”，即史書中記載的：顯慶五年（公元 660 年）五月“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左武侯將軍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合珠併為冷幵道行軍總管，各將所部兵以討叛奚”，總章二年（公元 669 年）十二月“延陀部落餘眾擾亂。詔發突厥進襲至烏羅德健山，大破之”與咸亨四年（公元 673 年）十二月“弓月南結吐蕃，北招咽面，共攻疏勒，降之。上遣鴻臚卿蕭嗣業發兵討之。嗣業兵未至，弓月懼，與疏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歸國”。 一方面歸降的突厥部在唐朝羈縻政策的統治下，實力漸增，軍事力量也日益強大，為後突厥汗國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礎；另一方面，被唐朝頻繁徵調的突厥兵，在沉重的兵役之下對唐朝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這也是其脫離唐朝統治，重建政權的重要因素。
又《闕特勤碑》東面第 8 行到第 9 行載，“突厥所有普通的人民這樣說道：‘我曾是有國家的人民，現在我的國家在哪裡？我在為誰獲取國家？’——他們說。‘我曾是有可汗的人民，(現在)我的可汗在哪裡?我為哪家可汗出力？’——他們說。這樣說著，他們就成為唐朝皇帝的敵人”。顯然，突厥人民在突厥汗國滅亡後，失去了民族歸屬感，從內心深處極其渴望重建故國。所以才會出現《暾欲谷碑》第 17 行的記載，“當聽到(我讓)(突厥可汗)、突厥人民來到于都斤地方，我自己謀臣暾欲谷住在於都斤地方後，南邊的人民及西邊、北邊、東邊的人民都來(臣服)了”。
《闕特勤碑》東面第 10 行還載，“成為敵人後，(但)他們未能自立，重又內屬了。(唐朝皇帝)並不考慮(突厥人民)曾出了這樣多的力，他們說：‘我要滅掉突厥人民，並使其斷絕後代。’他們(突厥)在滅亡”，這可能是關於唐朝在裴行儉第二次平定突厥叛亂後，由於內部政治鬥爭而斬殺降將阿史那伏念，致使突厥餘眾對唐朝失去信任的記述。這也成為突厥鋌而走險，再次叛唐，建立後突厥汗國的原因之一。後突厥汗國建立之後，頡跌利施可汗東征西討，擴地斂財，勢力不斷壯大，給唐朝北部邊疆的穩定帶來重大威脅。
頡跌利施可汗（公元 682 年——公元 691 年在位），即阿史那骨咄祿，“頡利之疏屬，其父本是單于右廂雲中都督尉舍利元英下首領，代襲吐屯啜”，叛唐前曾任唐朝雲中都護府舍利元英部眾首領，是一位善於把握戰機的軍事統帥。 阿史那骨咄祿領兵南侵時，恰逢時任單于府檢校降戶部落的阿史德元珍因坐事“為長史王本立所囚”，後元珍主動請求前往說服突厥退兵卻“降骨咄祿，與為謀”，投降突厥的阿史德元珍被封為阿波達幹，“悉屬以兵”。 由於曾在唐朝單于大都護府任職，所以他對唐朝的政治制度、習俗文化以及邊疆管理政策體系都比較熟悉，正是憑藉這點，阿史那骨咄祿在阿史德元珍的輔助下多次南下入侵。
從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 682 年）建國到唐玄宗天寶四載（公元 745 年）白眉可汗被殺，後突厥汗國僅僅存在了六十多年。它的興起與發展使得單于大都護府下轄的羈縻府州基本被廢棄，標誌著唐朝在北部邊疆的羈縻統治土崩瓦解。與此同時，對唐朝北部邊疆政治格局的發展變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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