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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文章異於人品
我特別喜歡光風霽月的人，而我識人甚少，對於人性的認識大多還來自書本。
中學時，會不自覺將文章等同人。認為人格一如文品，或如清風朗月，或比汨汨泉流，高山仰止，總會不自覺地生出一種敬畏。
那時，讀不到詩文背後的複雜，察覺不到文過飾非的可能，只是一廂情願地把文學美等同於所有，“美即正義”。
而慢慢地，我開始想去了解作者，瞭解詩文的產生。在此過程中，作者的故事展開了，必然地，沒有按著我臆想的劇本和情節。
友人也會與我談及詩文背後種種: 徐志摩，詩風飄逸俊秀，深情款款，卻對張幼儀視若旁騖。既然不愛，何故要娶，何故為了愛情與自由去誤了另一個無辜的女人。李白，在仗劍走天涯的同時，可曾想過他的妻子，成就著他萬古詩情的另一默默無聞，芳華漸去秋水望斷的憑欄人。他為路人留下“霸陵傷別”的詩行，卻沒為妻兒留下隻言片語，周作人與兄的是是非非... ...這是人的另一面，即使聲名遠播，也不盡能事事周全。
當然，回到他們所處的時代的語境，我們可以找到因由：五四時期的“自由沸騰”，註定會把人燙傷；封建時期的男權氛圍，對女性的關照很難細緻入微；自古家事從難斷……
我提這些並不是要求全責備，苛求人格的完美。布封說“風格即人”，而我認為文學風格也只是人的一個側面。真誠的作家力求“表裡必符”，可“文不逮意”的困擾，古今無異，所以，文如其人倒不如說文見其人。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負見古人。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這是元好問詩論絕句中的一首，說的是魏晉詩人潘岳（安仁）。據說他文辭流於華美，要旨意在高雅，而做人卻與此迥然千里，逢迎取巧，渴望依附權貴。《晉書·潘岳傳》記載：“嶽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他可對權臣車馬過後揚起的塵土，下拜。
後來，這件事有不小的爭議，紀曉嵐就說“不必皆確”。孔稚圭則完全相反：“誘我松桂，欺我雲壑……抗塵容而走俗狀”。潘岳本人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潘楊之好”的美談可見情篤。鍾嶸《詩品》將其列為上品，“《翰林》嘆其翩翩然徒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嗀”，文章更華美綺蘼，且看《閒居賦》：
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樆，遊鱗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藹，靈果參差 ... ...
梅杏鬱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 ... ...
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風新晴，六合清朗... ...
拙政園之名也得於文中“拙者之為政也”一句。他最後說，人生安樂，退求自省。不管他當時為何“拜路塵”，但我們不能僅憑一件事情就認為他虛偽，或者只看文辭就認定他高情千古。但我相信能夠出此語的人，定是才學之流。只是面對現實的打壓，人人都有自己的不得已，或轉向反面，或鬱鬱寡歡，或“斯人獨憔悴”。
於藝術，我們可以力求完美，於別人，我們則不能去苛求一種始終如一的“高潔”。這並不等於要求的降低，只是我們更願意去關照底線之內，對錯是非之外的人性它面，這不就其中一種藝術旨要的追求嗎！
列夫·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之中，對安娜無以評判，而將它交予讀者；陸川導演在《南京!南京!》設置了“角川”這樣一個反思的角色，這並非作者有意要為“壞”留下肆虐的餘地和空隙，只想讓 “美和善”的光伸向那些容易被忽略寒冷極地。
作為旁觀者，我們都難以避免管窺蠡測，如何跳出文章，跳出固有自己，去觀世界萬千，探生命未知，這才是重點。文可反映人性，可文並不等同與作者，他們也是滄海一慄，於生活於創作難免顧此失彼。從這個層面講“風格是一種缺陷”。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中說：
狷急之人作風，不能盡變為澄澹，豪邁之人筆性，不能盡變為嚴謹。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 ...所言之物，實而可徽，言之詞氣，虛而難拙。世人遂多顧此而忽彼耳... ...常有言出於至誠，而行牽於流俗，蓬隨風轉，沙與泥黑；執筆尚有夜氣，臨事遂失初心。
這種偏離，是藝術創作中的“不可控”。
02 不可因文恕人
那回到現實生活中，該如何看待這種“缺陷”，看待“心畫心聲總失真”呢？
世間，不存在沒有瑕疵的人。志定神移，是人的常態，我們能夠體諒，可以理解那些不得已的“偽飾”。但各行各業都免不了良莠不齊，當一些娛樂甚至媚俗的作品湧向大眾時，我們不能將其看成以上說的文學，更要警惕被其誤導。
且說詩文，有時是作者的傾訴和感嘆，以抒胸中塊壘；有時，也只是一種想引起關注的手段，他們所展現的只是也只是世界的一面。何況，不是所有的作者都能正其身，再做其文。在這個魚目混雜的世界，詩文也是一樣。我們說被其欺，不如說，不求甚解，被矇蔽而擅自欺。
而智者也總會透過文章表象，窺探本質！要看到背後的粗礪，甚至不堪，需要慧眼。詩文，繪畫，音樂……這一邊是甜美的紫葡萄，另一邊可以是名利，也可以是高尚。“辭為膚葉，志實骨髓”。不是所有文章皆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作者難免困囿於一些侷限。況且，沒有一種智慧可將“真理”盡攬。
文采卓絕之人，即使他寫作之時是真誠的，心向高遠的，而誰能夠保證這就是不變的事實，一如既往，一片冰心。
黃侃說：“猶謂之採浮華而棄忠信也，焉得謂文勝之世士有誇言，質勝之時人皆篤論哉？”與自我與真理相背離的文章，細細讀來，總能分辨。讀文還要看當下時興，要看作者有意誇飾和迴避的部分。我們試圖窺其真相，也只是想更好了解這個世界，瞭解這個世界可能作用於自身的一些負面力量，而能夠多一些準備。
從自身的角度講，人為其人，要多一份對自己的要求，對一份對自己的苛責，這是我對美德的界定。因體諒和寬容而對紕漏不以為意，這不對。如果沒有這個要求，自身無疑是在倒退的。於創作者，我們要求精進，於鑑賞者，要求審慎。
不論詩文的世界多令人陶醉，也可以接受它的缺憾和失之偏頗，可是不能認為或者讓別人慣性地認為這是——理所當然。假象也是事實的一種，我們卻不可因文恕人。這是體諒之餘的另一份要求。
如遇“巧言令色”，可以質疑，但不要抱怨或否定。因為這不是藝術的問題，若果它有機可乘，那自身也有不擅辨識之嫌。不要說真情難留，如果套路能深人心，如果人心被套路佔據，那是人的愚昧和損失。
所有的藝術形式，最終還是要回歸於人，迴歸於自身。我們要敬畏，卻不可盡信。書裡書外，能探知其中差異，或好或壞，甄別珠玉，得其環中，感知生命更細微的脈動和溫柔，這是共同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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