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雙》是這個國慶檔裡最大的驚喜。（當然，驚喜不等於狂喜，有些人說它是神作，那未免言過其實）。
擺到整個華語電影史上，就“罪案片”這個相當罕見的類型而言，它算是最出色的之一。
見的類型而言，它算是最出色的之一。
請注意“罪案片”的概念，它和傳統意義上的“警匪片”，以及具有內地政宣特色的“公安偵緝題材”，都存在顯著的區別。
這概念的顯著標志在於，它的敘事中心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並不聚焦於罪案偵破者的英明神武，也並不落定於罪案背後社會問題和人性陰暗的反思，而是對於罪案本身的展開方案與實施過程，進行了事無鉅細的還原，事實上，這種“對罪案本身的沉迷，甚至對於罪案實施者的心理代入感”，構成了本片前半程裡最精彩紛呈的部分。
也就是說，相比於加拿大街頭和金三角雨林裡的兩場群戰，相比於審訊室裡抽絲剝繭的真相羅生門，印刷機、電版、無酸紙、變色油墨、偽造水印，這些聞所未聞的專業術語名詞，支撐起了《無雙》最引人入勝的記憶點。
“罪案片”對於港片和陸片而言，都是一個相對新穎的提法，所以，你真的很難區分，它這一次的業績和成功，究竟在為哪一方代言。
乍一看，它確實具備經典港片裡那些最常見、也最必需的東西：善與惡的灰色地帶，比警察更有神采至少是更有故事的匪幫，極道雙雄模式，身份錯置後的焦慮（參見香港曾經出現過的大量臥底、反臥底、雙面臥底題材），家族傳承的、行規森嚴的、從不失手的生意，某些凌駕於正邪之上的、比道德教條更加通用的江湖金句——比如“任何東西做到極致，都是一種藝術”。
它用“精彩”遮住了一切，對“精彩”的沉迷讓觀眾忽略了一切，不斷出現的新事件、不斷填充的新的興奮點，這些，既是內地市場目前最大的喜聞樂見，也是內地市場一直以來最大的缺失和飢渴。
香港電影裡最迷人的部分，或者說最當得起“港味”的部分，在我看來，可歸結為“明明置身國際大都市中，卻無處不湧動著一股江湖草莽氣”——大概是因為，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裡，這裡沒有一個強勢的“國家”和“政府”，卻孕育著空前茂盛的“社會”，包括亞社會，乃至，黑社會。
於是，相比於衣香鬢影、一擲萬金的中環，電影中的香港，反而更偏愛泥沙俱下的旺角、廟街、油麻地、天水圍，偏愛月黑風高夜裡，各壇口的叔父們指揮子侄輩爭奪話事人的角鬥，這構成了港片最大的生機勃勃。
所以，港片的退潮，本質上是這種江湖感和草莽氣的退潮，是97之後政治新格局、以及無孔不入的當代商業文明，共同重建的秩序方案裡，“亞社會”與“黑社會”丟失了傳統的存在機理，是利益至上的法則當中，兄弟情所遭遇的所有危機和挑戰，以及對以之為內核的舊信條崩潰的隱約的恐懼——就像那句經典臺詞“我們已經不適合這個江湖了，因為我們都太念舊”。
那麼《無雙》可以說是一個逆行的、反其道而行的文本：不再是“明明置身國際大都市中，卻無處不湧動著一股江湖草莽氣”，而是“明明是一群江湖草莽，卻無處不經營著一種國際大都市的格局”。
這是亞社會的精密化、資本化、流水線化，這是黑社會的跨國化、大工業化、產業鏈化，這是亞社會和黑社會一起玩出了主流社會的調調。想想被視作一個時代落幕輓歌的《奪命金》裡，劉青雲飾演的黑道人物豹哥，面對“資本運作”，曾經表現出了怎樣的陌生與進退失據？
但如今，他們已遊刃有餘。
因為內地觀眾當下更熱衷的，從來都是財富，以及規模。
相比義氣，或者恩仇，這才是更能取悅這個時代的東西。
“港片不死”，這個口號從來都更像一種精神信仰，而不是一種基於現狀的總結或推斷——它好像隨時可以附著在一部品相和票房相對靠譜的、內地資本和內地影人參與度相對不高的“純香港製造”裡、完成斬釘截鐵的自我麻痺，然後被新一輪的不景氣所證偽：從《無間道》系列到《竊聽風雲》系列再到《寒戰》《毒戰》系列，週而復始，其來有自。
其實，這本來就是個偽命題。
因為“純港片”，其實已經不存在了。不管死還是活，它都已經蛻變了。
莊文強說，我都沒死，港片怎麼會死呢？
其實這話應該反過來，港片可能會死，但你怎麼會死呢？
只要不那麼在乎血統，只要不自設藩籬，只要不原教旨主義，誰都不會死。
有趣的是，《無雙》一邊用盡各種鏡頭語言幫周潤發復現和追懷那個逝去的黃金歲月——彷彿隱喻：在一個高智商博弈蔚然成風的世界上，小馬哥雙槍飛舞在敵陣中的七進七出，只能存在於一場虛構敘述當中——一邊卻勇敢捨棄了傳統港片裡那些不講究、沉不住氣的東西，把住了相當穩健的節奏。
很難講，前者和後者，究竟是誰成就了《無雙》。
不過，守住情懷又不被情懷困死，這大概才是一種，最為聰明的，至少是最為務實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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