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木藏堯：彝族文化的自我詮釋者
作者：許曉明文章來源：《中國民族報》2013年4月12日第07版：理論週刊·時空
近代西南邊疆民族地區的田野考察與研究，除了大量漢族學者以“他者”的身份介入外，還活躍著以“主位”方式參與的少數民族學者的身影。這些學者從小接受母文化的滋養，又在漢族地區受過系統的現代教育。特殊的成長經驗，使他們在與以漢字為傳播載體的現代知識體系的接觸過程中，既願意按現代學術研究的方法考察和研究母文化、強化自身民族認同感，又容易在文化比較過程中，產生對母文化的反思；同時，在國難當頭的時代，他們亦能與漢族同胞一道，張揚中華民族文化的多元一體性。他們成為近代西南少數民族中較早的自我文化詮釋者。彝族軍官曲木藏堯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曲木藏堯，原名王治國，1905年出生於四川省越西縣，後考入貴州大學，畢業後進入南京中央政治學校學習。1931年，曲木藏堯以彝族黨務宣傳員的身份，被派往四川、雲南、西康(現分屬四川、西藏等省區)等省興辦學校等。後又到廣西、貴州、雲南彝族地區考察彝族，在兩年考察的基礎上，於1933年12月出版了5萬多字的《西南夷族考察記》。這本書以彝族人的視野，考察本民族的族源、居住環境、人口分佈、社會生活、經濟狀況、人生禮俗、歲時節慶、宗教儀式、語言文字、學校教育、天文曆法、民間文學、物產、交通等，內容豐富齊全，展現了上世紀30年代的彝族全貌。
在近代中國，彝族人還處於被歧視的處境。作為一位具有少數民族身份的民族工作者和民族文化研究者，曲木藏堯的研究首先體現了民族身份所帶來的困惑。他在《從西北問題之嚴重談到西南國防》一文中寫道：“就以我去歲到滇考察，因我說自己是夷人關係，所以本來我的目的是到雲南，研究邊地民族的生活情形……可是在雲南省黨部及省政府方面的一般同志，背地總是說：可惜曲木同志他自認夷人，所以我們在省府方面，都不便幫助他了。”身份的困惑讓他由此生髮出強烈的民族情感和自尊心，他在《倮夷民族之由來》一文中說：“猓夷民族之由來‘猓玀’二字，本音六蘇，非原為猓玀的，我們現在所謂猓玀的稱呼，實不是他的原名，而是漢人對六蘇譯音的名稱，並帶有輕視的意味。大意不外說他與動物相似，還不脫犬羊的形狀，未具人的資格。我們看他羅果上加‘豸’旁，就可瞭然。如中國古時稱西戎、北狄、南蠻名稱一樣，猓玀二字，就是由他的本音‘六蘇’脫變而來，在他的背上多加一張狗皮。”
俄國人顧彼得在其著作《彝人首領》中描述了第一次見到曲木藏堯時的情景：“當曲木藏堯走進來時，他的外貌使我十分吃驚……他穿了一套式樣很新潮的西服，另外還配有昂貴的襯衫和領帶。他熱情地用很棒的英語問候我，然後我們開始用法語交談，時不時又用另一種語言交談。”顧彼得的描述顯示這位彝族年輕人除了熟悉本民族文化，在漢族地區的遊學經歷還讓他受到當時相當前沿的西方現代文明的薰陶。
彝、漢及西方兼通，使曲木藏堯擅長於文化的比較研究。在考察中，他留意漢彝兩種文化的差異性，並作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比較，比如在生育習俗方面：“夷族婦女，對於生育兒女，決不像內地漢人的婦女，一有了孕，就以為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在夷婦，不但沒有此所述的安適的生活，而要想拿一天來不作苦工、安靜一下，都是萬難辦到的。看到嬰兒都要落地，往往在山中牧羊或割草把，不覺中就生了小兒，隨將所披毛毯包裹，置之懷中。若是恰巧遇著母羊也生下羔兒，也是置之懷中，一左一右，抱回家中。”儘管承認漢彝文化的差異性，但他堅信：“夷漢的關係，非相生不能存在，非互助不能發展。”
曲木藏堯並不避諱檢討在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彝族文化落後的一面。他坦言：“夷(彝)人因自身生活的簡陋，地理環境的限制，以至思想落後，保守成性，無發展的希望。寧願受那巨風、苦雨、烈日的生涯，不肯從事於職業的發展。”“說到父兄對於子女的教訓，簡直絲毫沒有。小兒也沒有什麼可學習的。所教所習的，都不外一些山歌土謠，戀愛的淫辭，故夷人可以說，只有養而沒有教，這也是猓夷民族不能進步的一種原因哩。”他還認為當時彝族人“無衛生之可言。不但不洗臉，不洗澡，男子連穿的衣服，都置之不理。迷信鬼神，以牛羊豬做和尚，以求病癒”。
當然，曲木藏堯不忘展示彝族文化豐富多彩的一面，比如娛樂：“除了這種單純的娛樂外，又注重公共團體的娛樂。在工作時間，團體娛樂是特別有趣的。當在田中工作休息時，大家高唱山歌，互相賽跑鬥石狂舞……其次家庭娛樂，到晚飯後，男女老少圍爐而坐，說故事、講笑話、紡毛線、吹笛、彈口琴，至於十二點鐘左右，才各分身回家就寢。”此外，曲木藏堯在考察報告中還流露出對彝族人團結性的自豪感：“只要你是彝人，哪怕你荷包裡沒有一個錢，就走遍了夷地，也不會餓飯的；另在夷人社會組織上，最可嘉者，就是幾個部落相互爭鬥、殘殺到各已危險的狀態，漢人即乘此用兵剿辦。但各部落，亦立即停戰爭(不打冤家)，一致同盟御外。”以此表達對自身民族文化的情感。
1940年10月，曲木藏堯在瀘沽遇害身亡。儘管其民族服務和民族研究工作在35歲時即戛然而止，但是，作為“第一個彝族寫彝族的人”，他和他的《西南夷族考察記》一書將永遠銘刻於彝族學術史中。
轉自：彝學研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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