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普及系列报道之五
最新一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4卷第6期/2018年11月）的“珍稀文献研究/非纸质文献专题”栏目，以首篇位置发表了名为《“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的学术论文（学报主页http://gxss.cbpt.cnki.net/WKA/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gxss ，内容待更新）。作者任光宇以美籍独立研究人身份，经过三年多的潜心研究，用长达近3万字的考辩论证，向甲骨文发现及早期研究学术史中的诸多悬案，发起了新的挑战。（综述见报道之一）
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人们才逐渐知道了王国维、刘鹗和罗振玉之名，但对他们之间的深厚复杂关系，就所知不多了。刘生于1857年，祖籍江苏丹徒（镇江）客籍淮安；罗比刘小九岁，祖籍浙江上虞、客籍也是淮安；王再比罗小十一岁，祖籍浙江海宁（嘉兴）。三人不但有前后学术渊源，后来还成为了姻亲：罗振玉的长女嫁给了刘鹗四子，小女嫁给了王国维的长子。刘罗两家同居淮安老城，少时家贫的罗振玉，对刘鹗仅有官宦子弟“井里少年”的印象。在1891年通过刘鹗的哥哥，刘罗通信讨论治河、开始相互欣赏，但到1894年两人才在书店碰面相识，同样的“嗜古如命”使他们成为莫逆之交。同年刘氏兄弟邀罗转入刘家做家教。1896年罗离乡到上海办农学会，曾多次到刘的居所看铜器。1900-1906年间，刘罗分别时通信频繁，刘资助罗办报，罗帮刘搜购碑帖；相聚时常一起同访高人藏家、共赏古器书画，直至罗振玉进入学部任二等谘议官。1907年前后刘鹗诸事不顺，刘罗关系也逐渐冷却“几至避面”。在刘鹗1908年被捕流放新疆、1909年去世后，罗振玉才开始在甲骨文上发力，并在其后的十几年内成为真正的学术大家。
1906年刘鹗在北京宅院与罗振玉（右起1、3）等人的合影
刘罗尚有一个共同的闪光点，就是他们都是“学者研究型大收藏家”。国人经过多年广泛深入轰轰烈烈的“盛世炒古董”，已对潘祖荫、张伯驹、王世襄等大藏家耳熟能详、顶礼膜拜，岂知上面顶级的，还有刘鹗和罗振玉，而且他们比更早同一类型先贤吴大澄、阮元、董其昌、钱谦益、欧阳修等更幸运和高明的，在于他们将千年中华文明精华与现代西方先进文明连接了起来。
《新论》作者在该论文的第五、六章里，专门讨论了罗振玉的“怂恿/拓墨/编辑《铁云藏龟》说”、和“1901年初见甲骨说”，认为前者应予存疑，后者应该彻底否定。
关于这些说法产生的背景和来源，论文介绍道：长久以来，“罗振玉怂恿/拓墨/编辑《铁云藏龟》”之说在学术与非学术界流传极广，“怂恿建议说”更几乎随处可见。包括文献学大家张舜徽在内的很多德高望重的学者，也都相信此说（见1986年《雪堂学术论著集》张氏序）。而究此说法来源，却都是来自罗振玉一人在刘鹗去世后的几次自说、孤说，未见任何它证。
《新论》作者先列出了“怂恿/墨拓/编辑说”不应成立的一些旁证辅证：吴昌绶最晚为《铁云藏龟》写序（1903年十月），当时试印“印本”已出：“铁云先生获古龟甲刻文五千余片，精择千品纂为一编，以印本见饷”，没有提到罗氏；罗振玉自己虽在1910至1931之间的著作中多次提及“怂恿/编辑说”，但在1917年为王国维《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所作序中却未持此说，而只是说“刘氏曾选拓千余片影印传世，所谓《铁云藏龟》是也”；王国维如果认同师友罗振玉参与了此书出版，当不无附和之理，但王氏早在1920年《随庵所藏甲骨文字*序》中就说道：“铁云又续有所得，选其精者，印行为《铁云藏龟》一书；五年后的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殿堂所作著名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讲到《铁云藏龟》，其正式说法仍是：“文敏殉难，其所藏皆归丹徒刘铁云……光绪壬寅，刘氏选千余片影印传世，所谓《铁云藏龟》是也。”
关于墨拓（搨），刘鹗在《铁云藏龟》自序中专门写明“故竭半载之力，精拓千片，付诸石印，以公同好。任是役者，直隶王瑞卿也。”假如罗一人独揽此事，就应写为“任是役者上虞罗振玉也”；如罗氏帮了大忙，刘应会再加上“罗叔耘相助之”。但刘鹗是否可能故意隐去、埋没罗氏贡献？可能性很小，论文作者给出了具体理由和分析。《新论》还给出了两位专家的相关论断，一是台湾专家严一萍在其《甲骨学》中，对甲骨的早期传拓一事有专门、专业的详细考证，并对《藏龟》墨拓一事特别作出了明确断言：“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前编序》里说：‘余始于丹徒刘君许见墨本’。这是他看见了王瑞卿所拓的甲骨墨本。但他在下面又说‘于是尽墨刘氏所藏千余，为编印之。’就不是事实了。老友陈铁凡兄写《从龟板文字到甲骨学》一文时，以为《铁云藏龟》的‘精拓’之功，‘实出于罗振玉之手’，不免上了他的当。”二是刘鹗孙、罗振玉外孙的史学教授刘蕙孙，在80年代专文《甲骨聚散琐忆》中写道：“《铁云藏龟》的类次和拓墨有无请罗振玉参与？是没有。其时罗正在湖北张之洞幕中办农校并到日本考察教育，并未在北京。铁云所藏的数千片甲骨，也是到1908年家难前才由北京南运，旋即散失。罗也未见过全藏，并无参与类似之事。”
《新论》作者接着指出：罗振玉的自说之所以能够广泛被相信，明显还有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这就是后人谈及甲骨文，学界都知道罗雪堂是一代宗师；而对刘鹗的印象，只知他搞过甲骨著录和另写过《老残游记》，再多也不过知道他还收藏过其它文物、治过黄河、办过煤矿铁路而已。但学术界不该忽略，刘鹗和罗振玉的学识都是渐进的，都有一个从“嗜古爱好者”到“鉴藏专家”、和学者的积累过程。深入阅读了解可以得知，……刘、罗各自的早期学识积累、嗜古程度至少是不相上下，但刘鹗毕竟比罗振玉大九岁（1903年刘46、罗37），更因为刘氏家境较好、交游较广、办矿后又有了来自英国福公司的高收入，故刘鹗的前期收藏、见识都要比罗氏高出一筹。……综合上述理由，可以较为肯定地说，由于当时见识、经验、财力等多方面的领先，加上通才的创见优势，使刘鹗在甲骨文的发现、鉴定和《铁云藏龟》的出版上都比罗振玉先行一步，应是历史事实。故笔者认为，学术界对“罗氏怂恿 /拓墨 /编辑《铁云藏龟》说”这样缺乏证据（且有反证）的自说孤说，不应认可为合理说法，至少不能当做定论而写入正史广为传播。
刘鹗《崔敬邕》碑帖跋文手迹，内容包括对合影的解说
然而天下没有完人，微瑕决不掩瑜，罗振玉的学术地位和历史功绩无疑也不会因存在此类小疵而稍减。在甲骨学界，无论贡献、水平、资历，罗氏都是难以置疑的“四堂”之首，不应因为政治、或押韵因素而排列成“甲骨四堂，郭董罗王”。
关于罗振玉最早见到甲骨的时间，虽然罗振玉自己至少两次在序跋中说是1901辛丑年，但早已被许多学者、包括罗琨研究员在《罗振玉与甲骨学》一文中，判定不能成立。针对旅顺博物馆的王若等在2011-13年间屡次发文称“发现了数条罗振玉写于1901年的有关甲骨文研究的札记”，《新论》作者给出了具体的辨析反驳，认为其文没有给出原始确证，根据只是罗氏在另著中的错记。经过对刘鹗1901年、1902年日记、罗振玉年谱等资料的再次查验，作者断定“罗振玉最早见到甲骨文的时间，应是在1903年春季，或至少不会早于1902年5月。”
《新论》作者在第六章结尾总结道：“今日学人应注意、也应理解的是，罗振玉、王襄、王国维等前辈毕竟是旧时代培育的学者，缺陷之一就是没有现代科学研究所极其注重的时间观念。也因为老一代在相关文字记录上常常没有记下确切时间的习惯，他们在其后相关题跋、记叙、回忆时，就常常难免、或有意无意搞错年月。现代的研究者只要认真、独立，对此并不难明察，如台湾的莫荣宗在编过《罗雪堂先生著述年表》后即直言不讳：‘先生记事，颇缺乏时间观念，是编所述诸事，间有先后倒置三数年者。必须与先生所撰之序跋及……互相对比，始能得其真相。’
“但无论如何，罗振玉完全凭借自身超人的智识、坚韧、勤勉，终成早年首屈一指的甲骨学权威专家。在他学术生涯高峰期，回望这一历史性大发现时说一点利己的话，也是情有可原的人性使然。并且，当刘鹗成为朝廷要犯流放远死他乡、并被视为禁忌人物遭世人遗忘多年之后，罗振玉能不忘他的老友亲家，屡次向学界提及刘鹗传播甲骨文之功、写下传记，又为他继续出版《铁云藏龟之余》，这是刘氏后人和学术界都应该感激的。罗振玉为中华文化往圣继绝学做出的贡献，近代基本无人可以比肩。他在殷墟甲骨、敦煌文书、西北汉简与大内档案这四大近代国际显学中，不但当年是持有顶级成果的学术权威，而且还都是中流砥柱开创者、加筚路蓝缕的具体操作人。而这些确凿事实跟他在王旗频变的时代中，选择过什么个人政治立场没有直接关系。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于罗振玉贡献的评价虽在恢复中，但远还未到他应得的高度。”
（还请关注：论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普及系列报道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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