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7日，昆山市街头凶杀案引起了广泛关注，先有普通民众的八卦讨论，之后到法律界人士的集体探讨，已成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事件，该事件的判决必将对中国的法制建设方向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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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件的另外一个爆点，死者刘某龙的社会职业，其背后的组织天安社兄弟会被媒体曝光。媒体通过天安兄弟公号与天安社团取得联系，天安社核心成员随即对媒体表示刘某龙跟天安社没有任何关系，并拒绝接受采访。但即使否认，也等于客观承认天安社兄弟会存在的事实。经媒体披露，虽然天安社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也不可能在民政部门注册，但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帮派组织，以利益为纽带的新帮派，天安社兄弟会、天安社兄弟商会均以天安社名义进行社会活动。
天安社真正引起轰动的是天安社兄弟会的直播，2015年8月9日，在河北涿州三义宫，刘关张三结义的旧址，在喝掉一次性纸杯里的饮料，跪地磕头上香祷告之后，天安社兄弟会的结义誓词响彻云霄：我们自愿在桃园结义故里，效仿先贤，结为异性亲兄弟，在今后的人生事业中，有福同享，有难共度，拳拳此心，天日可鉴。”
天安社志对其有记载：天南地北，朋友逾百人，情同昆仲，五行八作，公司数十家，互通有无。二〇一五年，结于桃园故里，对天盟誓。按年岁认作兄弟，以永字取为义名，载于谱，纹于身，孝于心。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敬老携幼，亲家爱国。此为天安社者也。这次直播瞬间在直播平台引起轰动，同时引起了数百万人的江湖梦，但随即被广大网友贴上了黑社会的标签。直播平台在随后的整顿中将天安社等账号予以封禁，但此时，天安社的发展已经有数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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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派，指帮伙派别，多指一大群人组成的群体，旧社会民间秘密组织的总称，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形体沟通方式。帮会首领从心理和观念上强化帮会成员对帮会的认同感，从而加强了帮会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帮会内部，可能以忠义相约，帮会外部乃至帮会与帮会之间则往往采用打、抢、讹、骗等流氓行径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因而极大地危害社会的秩序并侵蚀社会的文化。帮会还会通过各种手段向社会上层渗透乃至与国外势力勾结，扩大自己的生存能力和势力范围。
2005年，当年的中国香港黑帮电影《黑社会》获得了第4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原创剧本奖，其实，此时的香港黑帮已摆脱了当初打打杀杀的低级阶段，开始了以金钱利益为主的商业运作等高级阶段。而中国内地的帮派则各式各样，既有以本地垄断为特征的打打杀杀，也有以商业利益为纽带的高端运作，也有港台三合会的渗透盘口。天安社就在此时初步形成，由当初的四人核心成员制定了规则，有章程，有公司，有标识，直接向帮派的高级阶段发展。而此时内地的绝大部分帮派只是在本地区进行发展，参与拆迁、砂石供应、建筑工程等等，没有脱离打打杀杀的低级阶段，也没有形成全国性的新帮派。但随着经济的不断拓展，伴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行业、商业利益为纽带的全国性、松散型的新帮派势力正在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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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高冈，一派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中国最早的帮派组织，当年的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流传到现在，则分化成各个利益群体的帮派组织，彼此争夺地盘和势力范围。中国的帮派势力源远流长，成立时间远比国外的帮派早，但其后的运作模式则大同小异。都是控制黄赌毒，向娱乐业、高利贷等金融业进行渗透。中国香港则成为研究帮派演化的最佳标本，早在1845年，由于帮派对社会的渗透及影响，香港地方政府就出台了《遏止香港三合会与其他秘密社团条例》，但对帮派的打击则一直不够力度。到了1970年左右，香港帮派索要保护费、贩毒和卖淫基本是黄赌毒无所不沾，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这时香港帮派已经完成了社会渗透，政府，司法机关都有其代理人，于是在香港上演了无数次的无间道。直到90年代，香港成立有组织犯罪及三合会调查科才有所改观。在中国政府收回香港的管辖权后，2002年，香港帮派新义安与和胜和的火并才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此后在中央政府的协调下加大打击力度，香港的帮派逐渐向高端转型，进入娱乐业、金融业，如今新义安大佬控制的电影公司早已上市，参股的上市公司就有好多家。
中国内地的新帮派则借助互联网直接跨越式发展。在互联网上宣传其宗旨，在互联网上为商会做宣传。在汽车分期行业，已经形成以违约收车为模式的全国性松散帮派，这些帮派互通有无，一旦汽车分期款项没有按时打款，这些收车公司就派出人员将分期车辆收回，之后以违约金、收车费对汽车分期人收费，少则万元，多则数万元，由于收车队帮派的无形压力，很多汽车分期人不得不屈从压力缴纳。在网贷行业，已经形成以暴力催收为模式的松散性帮派，这些帮派在互联网发布广告，进行全国暴力催收，通过威胁、暴力收取高额催收费。在kTV等娱乐行业，已经形成以带公主为模式的全国性帮派组织，这些帮派联系KTV，通过介绍女性到这些娱乐场所牟利。和全世界的帮派组织一样，娱乐行业、高利贷行业、中介行业等已经成为帮派滋生的温床。这些帮派为了扩大自己的生存能力，必然在党政纪检机关、公检法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可以预见，无间道必然会在内地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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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派对社会的影响显而易见，打击帮派远非严打或者一场扫黑除恶所能解决的。有些帮派以忠义相约，声称爱国爱家，通过商会企业做公益，实则是扩大影响力。有些帮派则参与拆迁、承揽工程，通过重点工程谋取利益，与主要机关建立利益联系，实则是寻找代理人。要解决正在形成的新帮派势力，必须加大力度对娱乐行业、高利贷行业，中介行业的监管，成立帮派组织调查机构。中国内地的新帮派正在形成以金钱利益为首的商业模式，利用法律空子，行走在法律边缘，其犯罪性特征倒不明显，对这些新形态的帮派组织，仅靠司法机关的打击显然是不够的。
车来2018年8月30日于汴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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