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胡遷因抑鬱症而自殺,我們為什麼不自殺?因為我們得了庸俗症

導演胡遷因抑鬱症而自殺,我們為什麼不自殺?因為我們得了庸俗症

胡遷

導演胡遷在月初自殺。可能是長期不逛“文藝圈”的關係,我並不知道這個人。這些天,有關胡遷的報道陸續多起來,便對他有了印象。

出生於1988年的胡遷應該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寫過一個長篇,一箇中短篇小說集,中篇小說還在臺灣獲了獎。別小看了臺灣的文學獎,王小波也是因為《黃金年代》在臺灣獲了獎,才慢慢在整個華語圈產生影響。我看了胡遷的獲獎小說《大裂》,感覺大好,完全沒有主流文學圈那種低智而圓滑的套路,而是按著自己的想法一意孤行,同時自圓其說。胡遷還是一位導演,導演了兩個短片,一個4個小時的未剪輯完成的長片。應該說,還不到三十歲便能夠有著這樣的成績是令人欣慰的,至少這是一個足夠紮實,同時不乏華麗的基礎。但是,胡遷卻選擇了甩開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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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遷作品:《大裂》

“這一年,出了兩本書,拍了一部藝術片,新寫了一本,總共拿了兩萬的版權稿費,電影一分錢沒有。女朋友跑了,隔了好幾個月寫封信過去,人家回覆‘惡不噁心’。今天螞蟻微貸都還不上,還不上就借不出。關鍵是周圍人還都覺得你運氣特好,CTMD。”9月3日胡遷在微博中寫道。“生命痛苦又無意義。”這是9月10日微博上的文字。在很多人轉戰微信朋友圈之後,胡遷對微博還保持著足夠的信任。“兩年前的九月,我的一個師兄在傍晚來找我。他很虛弱,手一直抖,他說:你不要跟我一樣吃了睡睡了吃。”這是9月22日的文字。

“多年前,我每天打遊戲,後來精力跟不上了,就靠睡覺,我每天睡十幾個小時。再後來,我大腦老化,不能長時間睡眠,我開始喝酒。從清醒到入睡之間需要很多酒,而我酒量越來越大。到現在,也就是現在,我看著這面牆,再也沒有逃避世界的方法了。我只能看著這面牆,一整天。” 9月25日,胡遷望著一面牆,一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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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遷微博

看朋友對胡遷的追憶,都說他說是一個心裡充滿善意,而極度單純的人。從他零碎的微博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在現實中的困窘:他寫了書拍了電影,但是過得並不輕鬆。他遇到了困境。首先是那部4個小時的長電影因為與製片方的分歧,有可能無疾而終。再有,愛情離他而去,而且冷漠而決絕。而他是一個極端愛電影的人,也可能是一個極端愛“愛情”的人。所以,或者說有可能所以,之後有了“生命痛苦又無意義”的感嘆。

現實中,一個人感到世事維艱,感到走不下去,並不奇怪。很多人都遇到過困境,但是因為種種原因,大多數人都挺了過來,透過一整天面對的那面牆,重新看到了陽光或者某種樂觀的氣息。但是對於有些人來說,望著那面牆的同時自己卻倒了下去,而且永遠不會再起來了。胡遷是其中之一。南京的詩人外外也是。

胡遷自殺後,很快就有人說因為他患上了抑鬱症的緣故。外外選擇從樓上縱身一躍,“官方”或者醫學的說法也是抑鬱症。在這之前,弗吉尼亞·伍爾芙、海明威、川端康成、三毛、海子,一批與文藝相關的人在某一個個人的重要關頭選擇了結自己。然後一無例外被冠上了抑鬱症的帽子。而抑鬱症是一個醫學用詞,胡遷和伍爾芙們在醫生那裡不過是沒有挽救好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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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

自殺者曾經被貼上懦弱的標籤,好像任何時候選擇自殺都是一種逃避和錯誤,生活再過嚴厲,人也必須活下去,所謂“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所謂“好死不如賴活著”。可是,現實中總是有一些人不願意“賴活”、“苟活”,或者行屍走肉般度過餘下的日子。與其“前者”,他們寧願“站著死”。其實,自殺者,特別是清醒的自殺者,應該都是理想者,他們覺得活著應該是有意義的,如果現實把活著的意義榨乾,活著便沒有意義了。從這個意義上說,不是他們,反而是常常與現實妥協的我們才是病人。精神上的懦弱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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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爾芙

一開始,我們並不是妥協者。我們也曾經兩眼清澈,在少年時代渴望無菌的、萬里無雲般的生活;到了一定年紀,退一步,希望自己能夠出汙泥而不染;再後來,我們不止一次遇到了一面同樣的牆,我們試著翻越,但總是無功而返,磕碰得渾身是傷。於是我們選擇了繞道而行,選擇了與狼共舞。

雖然推向山頂後,石頭還會重新滾落下山,但西西弗選擇了推,而且週而復始,永不停歇。與此相對,人總是要死的,我們選擇活著。

胡遷們選擇了完美和意義,他們痛苦得活不下去;我們選擇了庸俗和現實,我們可以活到自然死。

我們為什麼不自殺,因為我們得了庸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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