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人類心靈的外化，是精神主體對外部世界的投射和觀照。當我們讀了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莎士比亞、雨果、曹雪芹、魯迅、沈從文等作家的作品，再來讀賈平凹的小說，看看他究竟有一個什麼樣的文學觀？
要寫作就要研究、觀察這個社會；要觀察、研究這個社會就是看廣大的民眾，或者大多數基層的民眾是如何生活的，其中必然帶著精神、心靈方面的東西，這是統一的。作家要有一種敏感，將其觀察透徹，就能發現其中的規律性。這樣寫作就可能超前一步、前瞻一些，避免人云亦云。這樣可能使作品產生一種張力，也可能與社會產生一種摩擦，這是文學帶來的，而不是作家要對社會怎麼樣。
建立自己的文學觀
十多年前我在西北大學帶過文學寫作研究生，有三年時間。在那三年裡幾乎在大多數的時間裡，我一直在跟學生反覆強調，怎樣建立自己的文學觀，努力掙脫業已成為習慣的那一套固有的知識形態所形成的對於文學的觀念，這種文學觀念影響著我們的寫作，同時也影響了我們的閱讀。所以我一再強調，並從各個角度去講要建立我們的文學觀，也就是我們要明白文學的真正意義，我們的獨立思考、我們的觀察、我們的判斷、我們的追求和想象。
幹任何事情，一是要從大的方面、在根本的問題上有所明確了，解決了，然後別的事情才能解決。比如我寫作的技術的問題都是這樣慢慢來解決的。我們常說一級是一級水平這句話，就是說村長面對的是一個村，鄉長面對的是一個鄉，縣長面對的是一個縣，省長面對的是一個省，總理面對的是一個國，面對的問題不一樣看問題的角度就不一樣，其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也不一樣。在文學寫作上，一直要盯著文學寫作的態勢。就是要讓我們知道整個文學是怎樣一個怎樣的大盤子，大盤子裡裝著什麼形狀、什麼顏色的豆子，我們的位置在哪裡？永恆是什麼，哪些是永恆？我們沒有永恆的局面是什麼？我們又是如何沒有永恆的。
將特殊變成普遍如此遞進
我在開幕式上說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作家寫作，對世界文學，它是特殊的，是“這一個”。它的努力都是想著使自己能走向普遍的意義。這個普遍意義如同文明軸心國影響著全球或區域一樣。作為特殊的“這一個”，當經過努力，差不多使自己有了普遍的意義，往往遇到了更高的文學標準，就將自己的普遍性又還原到了特殊性。我們現在講從高原到高峰，也是一樣道理，一直努力著，登到了一座山，以為是高峰了，可往前一看，前面的一座山更高。由特殊到普遍，再由普遍回到特殊，再由特殊到普遍，這樣的過程是衝撞的、破裂的、痛苦的。但當了解了自己與更高的文學標準的關係，才能夠分析、吸納，融合、重新生成，以內在能量再次使自己的特殊變成普遍，如此反覆遞進，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寫作才能大成。
要有能力寫出“集體的飢餓感”
小說的基本價值，或者說寫作的理由，是表達人類生存的困境，並探討複雜的人性，使人活得更美好。我們強調普遍性，就是要求寫出所寫的人與物的本性。本性是人類共知的，是自然散發的，彭老師講到是共同、共通，也是共識的。舉個例子，當我們一群人乘坐一輛汽車去某一個地方旅遊，早上十點的時候，我說肚子餓了，咱停車去路邊店吃飯吧，全車人都不理睬，司機也不會把車停下來。而到了十二點，我說肚子餓了，咱停車去吃飯吧，大家就都響應，司機也會把車停下來，大家一塊去了路邊店吃飯。這就是說，凡是人都有飽了餓了的感覺，但吃過一頓飯後大致有個肚子再餓的時間，十點鐘我的肚子餓了，那不是吃飯的節點，只是我一個人的肚子餓了，而十二點才是大家的肚子都餓了。小說寫作寫出一個人的飢餓感是不行的，要寫出所有人的飢餓感。當然這取決於作家自己的見識、有能量還要有定力，也就是說你要能發現十二點時你餓了，大家都餓了，你還得有能力將這種集體飢餓感寫出來。所以從這一點上講，任何的作家都是在寫自己，寫作的過程就是發現和提升自己的過程。寫得準確和得意也是我們常說的與神相遇的時候。
中國人狀態，就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
文學的普遍性就同文明的軸心化一樣，它的外化就是文明的擔綱者，這樣來看我們當下的作品並沒有影響別的國家的寫作，我們對於世界文學還處於特殊性。這就需要我們一是竭力增強自己的能量，提高自己的力量，以適應全世界的文學環境，二是超越地域、國家和民族，建立世界視野的想象力，以便安頓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
對於現今的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們、社會學家們都發表了很多的言論，他們認為雖然中國還沒有在世界上處於中心的定位，但世界原有的秩序在失衡，在重新組合，中國在這個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這種判斷是對的，那麼可以說真實的、準確的寫出中國現實社會、寫出中國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也就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之所以在這裡強調真實與準確兩個詞，是我們要警惕當下寫作中迎合的東西，這種迎合有時是有意的，投機性的，有時候是不自覺的、引誘的和裹挾的。比如說迎合宣傳、迎合偏激、迎合娛樂消費等等。
當突破地域、民族、國家的視野看到中國在世界在秩序中的結構意義，然後再強調地域、國家、民族的存在，找準我們中國的位置，找著中國文學的位置，這是非常重要的尋找位置的過程，也可以說是尋找對手和鏡子，幹任何事情都得有對手，沒有對手就得有鏡子。位置沒有找對，就可能產生無盡的煩惱，找對了，我們就相對自由了，就知道你需要什麼和不需要什麼，知道你應該堅持什麼放棄什麼。他從特殊性中到普遍性的遞進循環中，越是要擴大文學視野越是要專注自我，這就是四海漂泊、守株待兔。
人和物的本性，它就有詩性、象徵意義
因為有中國國情的所在，因為中國有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現實，中國當下文學中批評的元素非常多、也非常強烈，這似乎成了中國當下文學的一個特點，而很久以來我們講作品的深刻，總是以批評的強弱為尺度，這樣就常常出現一些觀念的寫作。我們幾乎習慣了作品中精英式的視角，但是中國文學會不會還有另外的寫作呢？會不會還有這另外的視角呢？20年我與一個著名的電影攝像做過交流，他說作為電影攝像有兩種，一種是極力要表現攝像的存在：其構圖、其顏色、其情調、其節奏，當你在觀看電影時，不斷地能看到這裡有攝像的存在，強調這是他的作品。另外一種，就是完全消失攝像，觀看電影時，你忘了這是電影，這就是存在於天地間的一個真實。我是推崇後一種的。
在我的認知裡，凡是一個生命，在生命達到圓滿的時候，他是精力充沛的、反應敏捷的、能吃能跑能幹活的，渾身都感覺有一種氣向外噴發，甚至達到最高境界的時候，就像佛一樣，頭頸上有光圈。而一個生命不圓滿，或者是病殘，他能讓他幹什麼呢？這就是說作品把你所要寫的人或物，寫到位、寫到本性，其就有了所謂象徵意義、詩性，否則那只有人為的外在的強加，只是觀念寫作，是可能會一時取悅於世，但很快就會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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