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家与经济学家对话:中国的教育创新之路在哪里?

教育学家与经济学家对话:中国的教育创新之路在哪里?

何帆对话杨东平

教育学家与经济学家对话:中国的教育创新之路在哪里?

2018年,经21世纪教育研究院介绍,经济学家何帆去探访了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的范家小学,他称之为“所有最先锋的教育理念,在这所山区小学都能看到。”(详情请见何帆:我是怎么找到范家小学的?)

2月23日,在成都万象城的西西弗书店活动现场。何帆老师、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老师对谈,以范家小学为镜,反射现代教育,就当前很多焦灼的教育问题进行观点分享,在“高考为旗帜”下,思索教育有没有其他的出路。

杨老师是一位教育学家,何老师是一位经济学家,他们将会有怎样的碰撞呢?

基础教育的功能是什么?

何帆

杨老师,我想跟你讨论的一个问题,也是让我非常困惑的。在我写了范家小学这个故事之后,有很多读者说写的很好,还有想把孩子送到范家小学。但是也有很多批评,说你讲的范家小学这些孩子这么乐观、自信,那是因为没有高考,等到他上到高中的时候,他又要高考,他如果没有办法升学,他就没有办法找到好的工作,他不还是一个失败者,你怎么看?

杨东平

把教育的成效和教育的评价完全定位到高考这么一个单一的因素上,这是一个非常不妥的事。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最后能够上大学的是很少一部分,相当多的农村孩子连高中也上不了,那么我们的基础教育的功能究竟是什么?

首先是成为一个道德良好的、阳光乐观的、具有合作精神、表达能力,这种所谓叫非认知能力。一个孩子,无论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如果他真正获得了这种非认知能力,那么他将来的发展就是可以预期的,他可能是在大学里,可能是在企业,可能是在研究所,他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是可以确信的。

何帆

杨老师是专门研究教育创新的,杨老师您这么多年跟踪教育创新,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我们到哪里才能看到活生生的,我们去想象一下未来的教育,非常先锋的理念,尤其对我们在成都的这些朋友,如果他们想去找一个教育创新的试验田,他到什么地方去能够找得到?

教育创新是要发现每个孩子的可能性

杨东平

教育创新在我们国家作为一个口号是非常响亮的,但是真正有实质性创新的学校或者领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少的,我们21世纪教育研究院也在着力去发现和评价这些教育创新,像范家小学是一类,是农村学校,我们有一个农村小规模学校联名,我们联合1500家农村小规模学校,这里面已经有一些,较少的一些所谓从小而差、小而弱变成小而优、小而美了,所以这是农村教育的改善。

那么我想在座很多人更关心的还是城市学校,成都就是教育创新比较活跃的一个城市,成都的城市边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小规模学校,其中有一个名字叫“先锋学校”,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没听说过的话,可以记下来查一查。它有一个什么好处?万一你的孩子在公办学校走投无路了,混不下去了就可以到那去,你所有的公办学校教育不好的孩子,都可以走上他们的道路,大部分都到美国去留学,他就有这个本事,这就是教育的力量,唤醒一个儿童,包括有各种所谓问题的,包括网络成瘾、游戏成瘾,在家长和公办学校看来不可接受的孩子,到那他都可以给你焕然一新,走上自己的幸福人生。

那么他采取的完全不是我们现在学校的这种分科教学和规范的教学,而是用项目制学习的方式和小组学习,从8、9岁到18、19岁都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事实证明,这些学生走向社会以后都非常优秀,其中最早的一批,张校长当时收留了一批藏族的儿童,现在已经成为藏族地区的优秀的企业家,做得非常好,这学校,我建议何老师有机会要去看一看。

何帆

一定会的。杨老师,您刚刚讲的其实是一些非传统的,比较另类的一些教育创新的学校,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也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不是多动症,也不是在学校里头问题儿童,但是想要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想要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的空间,这些孩子我们应该把他送到什么样的学校,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杨东平

现在我们的很多名校,尤其是高中的名校,对于优秀的学生来说,其实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要花大量的时间学那些没用的东西,反复操练一些枯燥无味的所谓技巧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现在通常是要用高三一年的时间去刷题,现在在有些地方已经发展到了一年半甚至两年的时间去刷题,这完全是对生命的一种折磨和浪费,但是问题是这些学生如果不在这,又到哪去呢?很多人选择了出国,所以我们希望中国的创新教育发展的更好,有更多的家长和学生可以选择的学校,这些学校就是自主学习、自主探索,自己来构建你的知识结构,按照你兴趣的方向去深入学习,所以也有一些名校的这些优秀学生。

好的教育不是一道无解题,是多选题

何帆

杨老师,刚刚你讲到相关学校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朋友心里头也在琢磨,您说的是这些孩子很多,以后是送到美国去上学的,送到美国去上学,那还需要一大笔银子的,我们可能家里的收入也没有那么高。

我们都在公立学校,也没有那么多的关系,所谓公立学校的家长大家都有切身的体会,各种各样的烦恼,小升初要择校,有课外的压力,想送孩子去参加一些辅导班,现在教育部门又不让,不想送,别的可能偷偷的也会有,我们的竞争会受到影响,我们现在在公立教育,在这种常规的教育里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择校、课业负担很重的这些问题,是不是已经变得无解了?

杨东平

我个人认为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明了的,是完全有解的。这个背后的制度、文化、政治这些因素,我们只是举例,就在中国的有些地区,完全没有课业负担,没有培训,风平浪静,中国所有大多数地方的老大难问题,他们都没有,都解决了。

我想举例的就是陕西的晋中市,它下面有11个区市县,非常太平。所以我经常说,我们经常把教育现代化挂在口上,我觉得首先要做到教育正常化,学校像个学校,孩子像个孩子,把儿童当儿童来对待,在有些地方已经做到了,当然这也是国外普遍的现象,有的人认为中国人口太多了,竞争太激烈了,不可能实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在很多地区也局部地实现了,所以减负,克服择校等等,都是有可能做到的,关键在于,经常有人说这些问题无解,剧场效应,大家都乱套了,我想说的是,我们看到过这样的剧场吗?所有的观众都站着看戏,不可能有的,为什么没有?有保安,我们这个教育公共秩序的保安是谁?答案很明确,地方政府,政府势力是我们整理教育乱象核心的力量,而政府一出手很多问题麻烦就迎刃而解。

我举例来说,现在各大城市的小升初竞争,竞争的都是所谓民办的优质学校,因为公办学校不能考试招生,不能提前招生,所以他招的都是民办学校筛选过以后的学生,所以民办学校所谓叫高峰学生都一网打尽了,所以前两年上海中考的分数,民办学校比公办学校要高十几分,平均分差,那当然家长趋之若鹜,不愿意待在公办学校,所以民办学校的入学竞争就非常激烈。但是从2018年政府开始干预了,只做了一条,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同步招生,过去民办学校是先招生,现在同步招生,同步招生以后,一招,就把民办学校的招生思想改变了,原来10:1、5:1,现在全上海变成5:4,马上就正常化,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我是坚信这一点。

教育学家与经济学家对话:中国的教育创新之路在哪里?

何帆

那我们还回到很多家长都非常关心的高考问题,其实在很多人的眼里头,高考制度尽管有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是还有很多人说相对公平,尤其寒门的这些子弟,可能这是唯一的一条出路,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别的都不干,就是高考的机器,可是还有很多人表扬他们,而且很多人说,你要不经过高考这个磨难,你以后怎么能干大事呢?

刚刚你也讲到了,其实这种对你能力的提高、知识的提高没有任何帮助,它只是为了能够让你上一个好的大学,能够考上大学,还不一定是个好的大学,我们站在现在这种迅速变化的时代,高考制度对孩子的成长到底有多大的帮助?我们如果帮助孩子来度过这一关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跟孩子,怎么去为孩子做规划?

杨东平

高考制度的问题,的确它主要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我本人就是国家考试改革委员会的成员,高考制度我们也是深度地参与的。新高考方案,我个人觉得还是不太理想,我觉得高考改革的核心并不是考试科目的改革,3+1、3+2、3+X,而是高校录取方式的改变,只有把高校录取的自主权交给学校,才能打破千校一面,一个分数定终身的这种情况,因为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学科它对学生要求是不一样的。

这种方式可能会产生关系考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当时公布的高考改革方案,把高校自主招生这部分砍掉了,最后出台的还是一个公办改革。但如果担心腐败问题而不做高校自主权改革的话,我们就永远原地踏步,永远在一分定高下,一分定终身这种怪圈当中。规避腐败问题来进行高考改革的方法是用改革促进改革,具体措施是在高校建设一套透明公开、具有公信力的、可见度高的高校录取制度,教育部可以根据制度建设程度来给高校进行授权,建设的越好授权越多,出现问题就收回授权,用这种方式来促进高校自主权的改革向前迈步,否则将会永远停留在原地。

何帆

杨老师,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是让孩子在国内参加高考,在国内上大学更好?还是干脆就把他送到国外,去国外读书更好,什么样的孩子更适合送到国外去,什么样的孩子适合在国内发展,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察?

教育学家与经济学家对话:中国的教育创新之路在哪里?

杨东平

现在到国外留学已经成为很多家长,无论是富裕家庭,还是普通家庭,无论是学霸,还是学渣共同的选择,把出国作为一个逃避应试教育的一个出路。我个人认为,在很长的时间内,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的质量,尤其是他对学生的重视,对本科教育的重视明显的比国内大学更好,所以有能力、有可能的话,关键是小孩的意愿,这个学生的意愿和他的社会生活的能力,社会适应的能力,这个特别重要,如果他非常懦弱,非常胆小、内向,而不会交朋友,这样的孩子你就放在国内也有选择,可以上国内的“洋大学”,就像珠海国际学院。这些学校都办的很好的,我也介绍过一些人,他们过去以后,深感非常适合孩子,教学的软件和内容跟国外是一样的。很多家长就解除了他的忧虑,所以我们还有很多选择,但是还是尊重孩子他自主的选择和判断他生活能力、社会适应能力,这个比较重要。

教育重要的不是起点,是终点

何帆

现场我们还看到很多小朋友也在旁边,这些小朋友可能现在也在上幼儿园,可能要准备上小学,我们这些年轻的父母都有个担心,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对于在起跑线上的孩子我们该怎么教育?

杨东平

我觉得在我们这种严重的课业负担和课外培训当中,实际上我们的孩子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因为我们知道对于教育的评价而言,重要的不是起点,而是终点。

我们在起点的时候,拼命的透支精力和健康,它的结果只能是所谓叫输在终点,就像跑马拉松一样的,头两圈快一点、慢一点可能没有重要性,但是你拼命跑、拼命跑、肯定跑不到终点,所以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平常心,要有一个定力,要看18岁时候孩子的表现、30岁时候孩子的表现,而不是四年级、五年级、小升初,这个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很多成年人回过头来看的时候,都没意识到自己,当你小学三年级的成绩有重要性吗?你还记得吗?没有重要性。

教育学家与经济学家对话:中国的教育创新之路在哪里?

何帆

所以经常会看到书店里头有一些书吓唬家长,三年级是最关键的一年,四年级是最关键的一年,五年级也是最关键的一年,其实可能从1岁到100岁都很关键。

杨东平

社会上,这些年来,为什么家长搞的非常焦虑呢?我个人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培训机构的一种营销策略,他们的营销策略就叫做制造焦虑、满足焦虑,天快要塌下来了,你再不考,上升的通道越来越堵塞了,这种耸人听闻的、蛊惑人心的说法来制造焦虑,在今天当一个成熟的家长要有定力特别重要,你不要被培训机构的宣传所蛊惑。

教育会使社会阶层固化吗?

何帆

如果我们看未来的话,刚刚您讲到社会阶层的固化,包括阶层之间的流动,您会觉得更畅通,还是跟原来比可能会变得更不畅通,会变成个新的社会问题呢?

杨东平

这个就要说到,我们所说的“小趋势”这个概念了,我觉得尽管在宏观的意义上,中国经过了改革开放30年以后,它的社会流动、社会变动相对的减速,但是我认为用阶层固化这样的概念来定义,它那还是太早了,因为我们看每年还是有七八百万的大学生走向社会,这些大学生绝大多数还是来自于平常家庭,我们这些普通家庭,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身边很多人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

人不能被所谓理论研究的那种宏观的大趋势,被这种东西吓唬住,就好像应式教育没法改变,讲中国人文化传统望子成龙,这个望子成龙是个大趋势,是个背景性的因素,它不足以解释最近这几年择校竞争格外激烈,它都有很多很具体的制度性和政策性的因素,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些背景性的问题视为是不可逾越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性的因素,我觉得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充分的自主性,归根到底还是看你有没有自信,有没有进取心,有没有恰当的放心等等这些东西。

观众提问

何帆

站到小趋势里头,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自己的命运。看看各位,因为我已经问了杨老师很多问题了,我想占用了大家很多时间,肯定大家还攒了一肚子的问题,要跟我们杨老师一起来讨论,那我们现在看看哪位读者,我已经看到有举手提问的了,有请。

Q1

老师您认为现在中国教育是不是正在教育产业化?您对此怎么破?

杨东平

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有两个高潮。第一次是90年代末,当时把一批公办学校转成民办学校,转制学校、独立学院。第二次,最近十来年,2000年有一个背景叫做资本市场成立,所以我想到今天为止,从政府到各地都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最近这几年中央连下12道(政策)来阻止资本对教育的侵蚀,对公办学校的改变,主要是学前教育市场,一刀切,所有的资本不得上市,先把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这两个市场保护起来,避免它被资本绑架,再通过打击课外培训业,再通过民办学校的分类管理来改变现在有很多不太好的一些格局。

在幼儿教育市场和义务教育阶段的校,资本市场不得把这些学校打包上市,阻断了它上市的道路,各地再控制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的比例,因为全国平均民办学校的比例是10%左右,但是在有些地方它可以高达30%、40%、50%,那义务教育就成公益性的。

对谈嘉宾

教育学家与经济学家对话:中国的教育创新之路在哪里?

杨东平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中国著名的教育和文化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现代化、教育公平、教育公共政策,是中央制定《全国中长期人才工作规划纲要》聘请的战略专家,国务院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聘请的专家。

教育学家与经济学家对话:中国的教育创新之路在哪里?

何帆

何帆,经济学者,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兼任熵一资本首席经济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拥有20多年政策研究和市场咨询经验,游历50多个国家,每年读300多本书,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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