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孝公以來，法家的思想在秦國紮根下來。這一思想把農業當作社會的根本，而把商業當作末業。就像一棵樹一樣，如果枝梢太強太盛了，那就會影響主幹的生長。所以法家的條令中，對於農業很重視，對於商業卻十分的仇視。
在秦軍的徵兵體系中，擁有商業戶籍的人處於歧視鏈的底層。國家戰事一吃緊，就會首先徵發商人，甚至父母、祖父母上曾過了商人戶籍的，就要徵發。他們的受歧視程度與刑徒、黑罪犯是同一個等級的。
在這個商人受到歧視的國度裡，卻發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秦王居然稱一個商人為“仲父”，這個商人還有擁有最高的爵位、養了3000名食客，且位居百官之首。這個商人就是呂不韋。
呂不韋被秦始皇稱為“仲父”，因為呂不韋是他父親生命中的貴人。當初，呂不韋在趙國發現一個窮困潦倒的秦國公子，這個公子名收子楚或者異人，也就是秦始皇的父親。子楚在趙國為人質，一旦秦趙交戰，他這樣的人很可能就會被送上斷頭臺。而且子楚的生母在秦王后宮地位低下，絲毫沒有發言權。
呂不韋本是一個在列國之間做生意的人，多年的經商經驗，讓他一看就看出子楚是個沒有被發現的寶石。於是他一方面供給金錢，讓子楚廣交朋友；一方面到了秦國找到後宮的門路，將子楚過繼給秦太子專寵的華陽夫人為子。兩頭穿線，水到渠成。後來秦太子當了秦王，子楚就成了秦國太子。
可以說，秦始皇父子的富貴全繫於呂不韋一身。所以他在秦宮受到了特別好的待遇，打破了很多秦國舊例。
首先，秦國規定商人不得從政。可是呂不韋先後擔任相國、相邦，被始皇帝稱為“仲父”，可謂位極人臣。
其次，秦國沒有私人養士的傳統。戰國時期，有著名的四公子，如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和春申君，門下養有賓客數千人。這個現象其實是公族或貴族權力膨脹的體現，對於國君來說，未必是件好事。所以在中央集權非常嚴重的秦國，一直沒有出現過私人養士的風氣。然而呂不韋卻打破了這一傳統，他門下的賓客有數千人之多，家僮超過萬人，加以還有洛陽作為采邑，儼然就成了一個獨立王國。
再次，秦國是以法家學說為立國之本的。秦國形成了一種“以吏為師”的傳統，也就是說不存在什麼私學，人們要學習，就像官員學習。而學習的內容就是秦國的法律，也就是法學的思想與知識。但是呂不韋卻組織手下人，編寫了一本書，叫《呂氏春秋》。這本書雜揉了各家的思想，所以被稱為是雜家思想的代表作。這與法家思想是存在明顯的衝突的。但是呂不韋並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有何不妥，反而將此書掛於城門之上，聲稱有誰刪減其中一字，就可得賞金一千。
在秦國上上下下都被嚴密的法網規範著時，恐怕只有呂不韋活得最為舒心了。他幾乎不用受秦法的約束。
後來，呂不韋倒臺，起因是他與太后有私情，並且向太后進獻了嬖臣，而此人又發動了反叛。按秦法，舉薦失當就是承擔相應的重責。呂不韋就被始皇帝一捋到底，最後被逼自殺。
我們不禁要問，如果呂不韋沒有獲罪，依舊能位居高位，他的人生以及秦國命運會不會發生改變。
從呂不韋的所作所為來看，他並不是一個安於秦法的人。他的生活習慣、思考方式是比較接近關東諸國的。如果他能一直在秦相的位置上幹下去，說不定可以逐漸改變秦國的治國思想，將嚴苛的法律刪除一些，這對將來秦國治理天下也話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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