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要是看關於抗日戰爭敵後戰場的回憶，會得到一個印象：日本鬼子“掃蕩”敵後抗日根據地時，特別愛搶老百姓的家禽，比如雞啊鴨啊。這並非日軍對根據地實施“三光政策”之後才有的現象，而是貫穿抗日戰爭始終。除了日軍野蠻成性，幾乎就沒啥不搶的東西之外，其實還有其他原因：那就是日本鬼子是最窮的帝國主義。
日本鬼子一開始就在佔領區推行“以戰養戰”政策，瘋狂地進行無情的掠奪，而且還對日本人自己進行變本加厲的榨取，但仍彌補不了戰場上的巨大消耗。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日本被迫追加第二次軍需動員計劃，並採取了利用代用品、回收廢品、降低產品規格等的措施，希望用降低質量的辦法來滿足對數量的需求。但日本在軍需物資的供應上仍捉襟見肘。1938年6月，日軍甚至將中學裡的教練步槍都收回利用。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敵後抗日軍民亦採取了一系列經濟鬥爭方式，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粉碎侵華日軍的“以戰養戰”的企圖。在敵後抗日根據地內，抗日軍民實行統制貿易，設置關卡，杜絕資敵物資外流；發行貨幣，禁止敵鈔流入。在敵戰區，發動群眾破壞敵人的交通線和控制的工廠，礦山，抵制日貨，使敵人對中國經濟侵略的計劃破產，同時使它越來越多的財力、物力消耗在中國戰爭。日本國度比較小，其國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開始想從戰爭中解決這個問題，結果將因戰爭而增加困難，戰爭將使它原有的東西也消耗掉。日本軍事經濟衰竭、戰爭財政拮据，反映在侵華日軍中，主要表現為後勤供給狀況惡化，日軍士兵生活待遇直線下降。
侵華日軍士兵歷年貯金（日元）從該表看，侵華日軍士兵的工資，從1937年7月至1944年6月的7年中，名義上增長了兩倍以上。但是，侵華日軍內部實行強迫儲蓄制度，即“貯金”制。每次發薪水時，規定的貯金先被扣下，戰時不得支取。僅扣除貯金一項，就可看出士兵月薪的增長僅是一種假象。
僅扣除貯金一項，就使侵華日軍士兵的薪水額還停留在戰爭初期的水平上。
除貯金外，因物價不斷上張，貨幣不斷貶值，也直接影響了士兵的實際收入。而日本幹兵的伙食費，是直接從到手的薪金裡抽取，交給在聯隊裡保管倉庫和負責出納的士官，或交給負責烹飪的炊事士官和炊事兵，統一採買主副食。剩下的錢才能由士兵個人支配。
日軍侵華初期，各部隊中隊以上均設有“酒保”。所謂“酒保”，就是專賣生活日用品的隨軍小賣部，為日軍官兵服務。其物價較市場價便宜，煙、酒、糖等物品均大量供應，士兵有錢可隨意購買。但從1940年開始，由於日用品供應不足，大隊以下的“酒保”均被取消。“酒保”供應的物品中，物美價廉的優先供應給軍官，質次價高的都由軍官下令強制士兵購買。1944年隨著敵後抗日根據地開始局部反攻，日軍實際控制區域不斷縮小，交通線受襲擾的頻率越來越高，導致日軍“酒保”供應品的售價像斷了線的風箏般扶搖直上。其中，麵包價格較1943年上漲了3倍多，紙菸的價格上漲了10多倍，白糖價格更是上漲了100多倍。
戰爭前期，日軍面對伙食還能笑得出來。越往後越笑不出來了。
具體到伙食方面，我們先來看則資料。
1931年，日本陸軍頒佈了修改後的《戰時給與規則》，首度將甜食列人軍人口糧當中。根據該規則，戰時陸軍每人每天的伙食定量如下：
主食：精米640克、精麥200克；代用品為精米855克，或麵包1020克，或餅乾675克。
肉類：罐頭肉150克。代用品為帶骨鮮肉或鹹肉200克，或無骨鹹肉、帶骨幹肉150克，或雞蛋150克，或無骨幹肉120克。
蔬菜類：幹蔬菜110克，或新鮮蔬菜500克。
漬物類：梅乾40克或福神漬40克；代用品為糠漬醬菜或鹽漬醬菜60克（所謂“糠漬”，是用米糠中所含的乳酸菌來發酵醃漬蔬菜的方式）。
調味料：濃縮醬油20克、食鹽12克、味噌粉40克、砂糖15克；代用品為醬油0.1升或味噌75克。
飲料：茶葉3克。
加給品：每人每天清酒0.4升或燒酒0.1升，甜食120克，紙捲菸20支。
看起來似乎還相當豐富，各種營養物質門類齊全。其實，全面抗戰爆發後，這項規定其實就沒怎麼真正落實過。
前侵華日軍東史郎在其日記中多次提到，日軍的戰場後勤保障能力很差。在部隊出發的前幾天還可以就士兵自帶的口糧過日子，然後就開始節食減肥。1天吃不到1合大米,（1合約0.18升），菜就是鹹菜什麼的，一點奶糖都是十分珍貴的，基本上看不到什麼動物食品。只有在部隊到後方休整時，才有可能吃能按軍部標準發放的基本伙食，或是部隊“就地徵發”，實際就是搶劫。
根據日軍戰史資料及倖存士兵戰後回憶，侵華戰爭初期，日軍官兵的主食中大米佔70%，後來遞減為50%，主食中摻雜了大豆、小米與雜糧。供應量也由原來的每天6合減為5合（約700克）。每餐僅一小碗。在副食品的供應上，剛開始為豬、牛肉及雞、蛋等，後來逐步為生魚、醃魚、海帶等代替。至1943年後又被代之以醬、蔬菜、南瓜、蘿蔔等。士兵連飯也吃不飽。1940年6月後，日軍部隊普遍以麵條、饅頭為主食。
按規定日軍每人每頓糧二合(約半斤)，煮成飯只有一大碗，本來就不太夠吃， 軍官還經常剋扣，藉口說：打仗時吃不飽肚子怎麼辦？為了做到在吃不飽肚子的情況下也能打仗，平常就應該經常多練習練習餓肚。於是為了練習餓肚子，日軍軍官便下命令把該發的糧食減去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這就叫做實行‘減食’訓練。其實日軍軍官把糧食私自賣掉分錢。可日軍士兵們就更遭殃了。一般老兵還能想點辦法但新兵們卻餓得夠嗆，只要撿拾老兵們的殘羹剩飯。特別是晚上站崗時，肚子餓得只能一個人站崗，一個人到外面街上去找東西吃。
另外，由於戰爭的延長日軍的給養也越來越困難。過去吃的全部是大米，而後來因為大米缺少，便給士兵吃小米、豆子、山芋等，一半細糧一半雜糧。即使打仗時，也不過吃白麵、小米、高梁和土豆之類的東西，而美其名曰‘代用食’。”
日軍以前發的罐頭，裡面裝的是豬肉，牛肉以及魚肉和雞肉，後來發的罐頭裡面裝的卻是豆類，要不就是那些既無營養又無滋味的‘昆布’。
而軍官們平常都要吃好幾樣菜，不是日本的餚饌，就是中國的特產，甚至有的日本名菜，都是用軍用飛機從日本運來的。與軍官們相反，士兵們下飯的菜卻是水多菜少的南瓜湯、茄子湯、白菜湯。
此外，軍官們還經常會餐，做‘私物料理’(私下做菜)。會餐用的也是士兵的伙食費， 這樣士兵的伙食就更壞了。
如果不打仗，平時在營房駐守的時候，日軍士兵一星期只有兩次大米飯和兩次白麵，其餘全部是‘代用食’。而且若是吃大米飯和麵條時，一人只有一大碗，吃饅頭時，一人兩個，根本就吃不飽。
瞧瞧，這就是侵華日軍的伙食狀況。在這種情況下，哪怕是上峰沒有下達“三光”的命名，這幫子餓紅了眼的豺狼還不得見啥搶啥？
當年中國窮，雞作為一種主要靠散養，可從自然界自行獲取食物，能自己找食又不消耗寶貴糧食的雞，自然成了農民養殖的首選。這些可是地地道道的土雞哦。
而在當時的日本國內，因為品種及產量的原因，雞肉一直是奢侈品。按1921年的物價，一碗拉麵售價0.1日元，一條鯛魚售價0.15日元，而一隻雞卻賣到3.6日元。大部分日本人即便是逢年過節也未必能吃到一口雞肉。到中國下鄉掃蕩見到中國土雞，蔫有不搶之理？
不過，搶著搶著，搶到1944年及以後，日軍漸漸搶不動了。這一方面是因為淪陷區百姓的物資給糟蹋得差不離了，另一方面侵華日軍不僅戰鬥力下降明顯，而且戰鬥意志也大不如前，加上長年半飢半飽，體力也跟不上，動手搶掠已經不像戰爭初期那樣信心拈來，十拿九穩。
那咋辦呢？肚皮餓著咕咕叫，總得想點辦法吧。於是在敵後戰場上的侵華日軍中，啥怪事都發生了。
日本和平學研會曾採訪過的200多個侵華日軍老兵，他們回憶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部隊伙食就已經很糟糕了。為增加份量，吃搶來的麥子時經常不去麩殼，下地挖野菜，捉蛇捕蛙、上樹掏鳥窩的事屢見不見。青黃不接時，甚至連地裡的青苗也不放過。《晉察冀日報》1942年1月18日報道：“在糧食給養上，敵人就更加狼狽了。據抓去的民夫談敵人每日三餐均吃雜米飯（即少許大米拌上高粱），而且每人只限吃一碗，當然吃不飽是事實，於是便只好出來搶劫。下社敵人曾經為了搶一個老太婆的窩窩頭和大豆而打起架來，而菜蔬則以搶來的老百姓的南瓜和山藥充之。老兵4人一小碟，新兵6人一小碟，每人吃不到三口便光了，至於肉，除了搶老百姓的羊牛雞外，一個月不見葷是常事” 。抗戰末期，山西清徐居然誕生了一條新的歇後語：日本人吃茭子——沒辦法了！所謂茭子就是高粱。當地日軍孤立的據點由於補給不暢，只能吃到高粱米，加上不會做麵食，結果小鬼子吃得面黃肌瘦，沒幾天就投降了。這一景象就成為了一條新的歇後語，用於形容窮途末路。
1944年的時候，駐蘇南地區的日軍每月只要發了肥皂牙粉，就拿到到點心鋪交換點心。還有的日軍拿軍大衣去換地瓜吃。山東諸城的日軍吃野菜糰子的照片，登上了日偽的報紙。北平郊區有日軍向農民討要蔬菜果腹，狀如乞丐。戰爭末期，侵華日軍裡還多了不少上了年紀的手藝人。這些人為解決吃飯問題，開小店，做買賣，修農具，出租軍馬換糧食，生意做得風聲水起。
上面這些是相對本份的，自然也有膽兒肥的。1944年冬天，為籌集過冬的柴火和糧食，廣宗件只、核桃園，南宮高家寨、南便村、蘇村等地的日軍拿出部分槍械彈藥來和自衛團、青抗做交易。不僅小地方的日軍，就連北平日軍也這麼幹過。清華園附近的1個早點攤實際上是個交易所。雙方談判代表身著便衣同桌吃早點，吃著吃著就把交易談妥了。上到輕重機槍、擲彈筒，下至步槍、子彈，換多少多斤米麵均可議價。交易雙方都只收實物，不要現金。
1945年農曆春節過後，駐河北冀縣的日軍集中了2個小隊外帶1挺重機槍，想打劫地方維持會長，“吃大戶，打牙祭”。這股日軍年齡段主要集中在14至16歲，以及45歲至50歲之間，是標準的老弱。加之長年營養不良，體力很差，結果幾十號人被維持會長手下堵在院子裡，用棍子好一頓胖揍。最後雙方經過“友好協商”，達成了用1挺重機槍換1頓豬肉水餃的協議。交易完成，兩撥人各自歡天喜地回家。
有強搶不成的，也有巧取成功的。有“腦筋活絡”的日軍官兵，則成天為成為中國地主、富農的“乾兒子”而努力奮鬥。這倒不是為了啥“中日親善”，說穿了就為了蹭飯吃。而一些中國地主、富農為了自家少受襲擾，也樂於這麼做。日本文化是極為鄙視“上門女婿”的。在日本，上門女婿必須改姓女方家的姓，公開聲明孝忠女方家，與自己家斷絕關係。如有違反，全社會會把這人當作不守信用之人，這在日本比死還難熬，絕對沒他的好。可河南商丘1個日軍中隊長不但自己倒插門當上門女婿，還派手下幾個鬼子到老泰山家當長工。老泰山吃飯管飽，還發些零用錢，結果沒被派上活的鬼子那個羨慕嫉妒恨呀，就甭提了。不光是中國地主們開始僱傭日本士兵當長工。1944年的時候，淪陷區的中國工廠裡出現了大量日本“工人”，其實都是來打工餬口的鬼子兵。
敵後戰場上曾經不可一視、四處劫掠如家常便飯的侵華日軍最後混成了這副光景。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期間，在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與之進行了不屈不撓的、艱苦卓絕的鬥爭，不斷觸發侵華日軍內部矛盾的激化與擴大，加速了其由強轉弱的衰敗進程。這一點，在敵後抗日戰場上表現得尤為突出。敵後抗日軍民，為了民族解放事業前赴後繼，付出的犧牲無法統計，自當永遠被後人銘記。
公眾號作者簡介：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後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於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爭行動有個人獨到的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爭》於2014年5月、6月，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眾號名亦為“這才是戰爭”，歡迎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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