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是周恩来总理最喜欢的交通工具，不管距离远或近，他每次出行大都会选择乘坐飞机，原因是飞机速度快、节省时间，办事效率高。
周总理在伊尔-14专机上办公
周总理有两架专机，一架小一点的伊尔-14，和一架飞得更远的伊尔-18；抗震救灾时期，总理坐过直-5直升机，早期出访曾包租过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总理最后一次坐飞机是三叉戟。
“大鸾”是周总理的小名，传说中的神鸟，表字“翔宇”，和飞行的关系不言自明。
两航起义 推动民航起飞
1949年夏，周恩来批准了中共华东局《争取两航公司的工作报告》，决定中央由李克农负责，具体事务由罗青长联络，动用中央情报部的香港系统和上海系统，上海军管会予以协作，全力策动两航起义。
1949年11月9日清晨，原中国航空公司的10架飞机与中央航空公司的2架飞机相继从香港启德机场呼啸起飞，在脱离塔台视线后，掉头向北飞去，1架飞抵北京，11架飞抵天津。
两航起义的飞机康维尔240“行宫”号
同日，香港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投入新中国的怀抱。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
起义北飞的12架飞机和后来修复的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17架飞机，构成了新中国民航初期的机队主体，起义归来的技术业务人员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建设的一支主要骨干力量。
毛泽东主席称赞两航起义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
周恩来总理称之为“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民航事业的起点”。
我信任你们 大胆地飞
曾任周总理秘书的王伏林同志曾有这样一段叙述：当时中央首长坐飞机，驾驶员都是苏联人，也就是中苏公司的苏联飞行员。坐在飞机上，别看周总理好像从不介意，有一次，他终于发话了：咱们自己的飞行员能不能飞这样的飞机？
五十年代初，空军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已能从飞行员里挑出尖子来飞专机。可是空军总觉得不行，“总理啊！您还是坐苏联人飞的专机吧！不要冒这个险！”周总理一听：“不行，你们一定得找一个咱们自己的飞行员来飞。”
1954年7月，周总理乘坐苏联提供里-2飞机，参加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五国外交会议。
空军方面的负责同志担心自己的飞行员一旦上机出点问题风险太大，就一直拖着没办。周总理知道了，很是生气，就让空军尽快解决。空军实在拗不过，从全军中选拔出最优秀的飞行尖子来飞专机。周总理首位专机机长张瑞霭就是这样被总理“压”出来的。
张瑞霭特级飞行员，从1954年-1973年为周恩来总理飞专机20年，驾驶过伊尔-14、伊尔-18专机。
张瑞霭从1954年起开始为周恩来总理飞专机。第一次专机飞行是从北京西郊机场到太原亲贤机场，落地后周总理到驾驶舱，鼓励机组说“飞得很好，要大胆地飞”。并进一步说：“我很信任你们！”
我没有专机
周总理乘坐过的专机有两种机型，伊尔-14和伊尔-18。
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到中国访问，被新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所感动，同时，也目睹了中国总理周恩来日理万机，不辞劳苦的工作状态，他告诉中方，准备赠送一架有专机设备的伊尔-14型飞机给周恩来总理作专机。
陈列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的678号伊尔-14专机，这架伊尔-14飞机，航程3200公里，飞行高度5500米，巡航速度300公里/小时，最大起飞重量18吨，业载3.65吨。
当年7月，新型的伊尔-14型飞机出厂，苏联政府从中挑选出两架飞机，一架送给越南主席胡志明，另一架则飞到北京西郊机场，送给周总理作专机。
总理指示，飞机交给民航北京管理局维护使用。他说：“虽然苏方把这架飞机作为专机赠送给我，但我不坐时，其他中央领导人及来访的贵宾都可以坐。绝不能因为我坐了，就成了我的‘专机’，我周恩来没有‘专机’。
如果我坐了，就成了我的专机，谁也不能坐了，那不好。民航底子薄，飞机少，任务重，这架飞机不飞专机时，也可以作为民航机使用。”
这架专机与同型号的飞机有一些不同，多了两个副油箱，能多加800公斤燃油，增加航程。客舱中有一张办公桌，还有一张铺了绿色丝绒的大沙发，把沙发靠背放下后，就可以作为一张单人床使用。因为当时我国还处于建设时期，周总理不允许对飞机作铺张的装修改造。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周总理专机伊尔-18前往杭州。
随着我国外交事务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周总理也更加频繁地出访亚非拉诸国，伊尔-14型飞机就显得不适应远程航线飞行的需要。1959年，我国从苏联购进了三架更为先进的伊尔-18型飞机，周总理才有了第二架用于远程飞行的专机，208号专机。
虽然，我国又相继引进了更为先进的伊尔-62、三叉戟、波音707更先进、更舒适、更快速的飞机，但总理再也没有改用过其它飞机。专机部门也曾请示过更换专机机型，但总理说，习惯了乘坐伊尔-18，不用换了。
民航一定要飞出去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乘坐的是苏制“里-2”型飞机。该机为苏联赠送，条件较差，很难远涉重洋。因此直至1960年代，中国领导人出访的路途稍远一些，大都包租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
周总理出访亚非欧14国期间，照片后面的飞机为包租的荷兰航空DC-7客机
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访亚非欧14国，前后72天，行程十万八千里，当时代表团乘坐的是荷兰航空DC-7客机“波罗的海”号，周总理曾感慨地问民航局，什么时候我能坐着自己的民航飞机出国？总理对机组说，我们一定要飞出去，我和你们一起去实践。
1965年3月，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乔治· 乌德治逝世。周总理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葬礼, 租用的是巴基斯坦的飞机。当专机抵达罗马尼亚时, 罗方很惊讶地对我使馆的同志说, 他们迎接的所有国家领导人都是乘坐本国飞机,惟有中国总理租用别国飞机。这使周恩来坚定了“中国民航的飞机一定要飞出去”的决心。
同年6月，周总理率我国政府代表团访问非洲的坦桑尼亚, 毅然决定带领自己的民航飞行员远航非洲。他对民航总局领导说:“中国民航不飞出去, 就打不开局面, 一定要飞出去, 才能打开局面。”印有五星红旗和“中国民航”标志的伊尔-18专机，开始了首次跨洋飞行。
1957年10月5日，周恩来总理在民航局《关于中缅通航一周年的总结报告》上作出批示：“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这一重要批示，科学概括了民航工作的主要特点，深刻阐明了民航工作的基本内容，精辟确定了民航工作的原则要求，成为民航工作总的指导方针。
乱中求稳保护民航
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冲击，对民航也不例外。“文革”开始，民航总局经批准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确定了运动重点，在高层机关和院校开展“四大”。一批领导干部和“两航”起义人员遭受迫害，生产运行也被干扰。1967年1月25日下午，满载民航系统“造反派”的10辆卡车冲入首都机场，到处贴大字报，揪斗领导干部，殴打飞行人员。
周总理书写的“中国民航”，字体笔润体胖形刚。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总理获知以上情况后，嘱秘书告时任空军领导，“应立即以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1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航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一是明确接管范围，二是规定“文革”搞法，三是要求不准串联。这就是著名的“三条命令”。
民航当时归属军队建制，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作出的决策，对保持行业的相对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文革”期间民航发展停滞不前，但主要航线维持正常运营，继续开展了通用航空业务。民航还完成了大量的专机飞行任务。1970年5月25日，周恩来总理在首都机场对专机工作进行检查，指示“要搞好飞行部队的革命化建设。要把机场的秩序搞好。”
1964年11月，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主动与苏联新领导勃列日涅夫等接触，但苏共当局没有改变赫鲁晓夫时期形成的对华政策。图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到机场迎接周恩来归来。
最后一次飞行
1974年的12月23日，病情沉重的周恩来完成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飞行，他不顾医生的禁令飞赴长沙面见毛泽东。
正是这次鲜为人知的“长沙会谈”，挫败了“四人帮”篡夺国家领导权的阴谋，商定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布局了邓小平的复出，对于之后明确“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铺路奠基。
总理最后一次飞行乘坐了喷气式三叉戟客机。
总理 民航没有辜负您
1957年底，全行业拥有各型飞机118架。
2018年底，民航运输飞机超过3000架，第三架国产C919已投入试飞。
1957年全行业航空共完成作业飞行9168小时。
2018年，运输航空实现持续安全飞行100个月、安全飞行6836万小时。
1957年，我国民用机场数量不到40个，北京首都机场于1958年3月正式投入使用，上海虹桥机场和广州白云机场于1964年4月下旬开始投入使用。到2018年底，全国共有运输机场总数达235个，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1亿人次，全国千万级机场达37个；空管保障航班起降突破1000万架次；全行业完成营业收入约8750亿元。
今年9月，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将投产运行，未来，成都、青岛两大新建机场陆续投产，中国民航正在从航空大国走向航空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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