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冬，湯恩伯調升魯蘇豫皖四省邊區總司令，進入各方勢力犬牙交錯，歷來被視為“四戰之地”的中原地區。隨後幾年，他的一些舉措引來河南地方頗多爭議，尤其是豫中會戰的失利，有人分析前因後果，認為河南人民飽受“水”、“旱”、“蝗”、“湯”四大災難。筆者通過考察、分析幾十種相關文獻檔案（包括很多河南地方誌），覺得湯恩伯與豫中會戰的有些問題存在進一步審視和探索空間，願與網友分享自己的一些粗淺看法。
抗戰後期，湯恩伯視察戰防炮部隊
將帥失和的第一戰區
1942年1月，湯恩伯升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魯蘇豫皖四省邊區總司令。戰區設置副司令長官一職屬於普遍現象，以1938年10月為基準時間，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副司令長官鹿鍾麟、宋哲元、劉峙。但是湯恩伯不一樣，他的特別之處在於“獨擋一面”，蔣介石允許其在河南葉縣單獨設立副司令長官部，當時全國有此特殊待遇的只有傅作義的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部。
1943年底，第一戰區正規部隊大約四十個建制師，外加渦北（蘇北）、泛東挺進軍等名目繁多的遊擊武裝，和當面日軍相比，人數佔盡優勢。不過據日本學者研究，“對以炮力為中心的戰鬥力進行比較，假設日軍的常設師團是100，那麼預備師團就是62，警備師團是44，而中國軍隊一個師則是16”。“按照這個比例，日軍一個聯隊可以對抗蔣介石的直系軍一個師；日軍一個大隊可以對抗軍閥地方軍一個師”。第一戰區的一半正規軍劃歸湯恩伯指揮，其中第13、第29、第78、第85軍等屬於“蔣介石的直系軍”。
抗戰初期的湯恩伯
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資歷很深，廣東國民政府東征時期已是少校營長，他身先士卒，彈穿左肺而不退，一時被傳為佳話。然而到了1930年代，當上軍長的蔣鼎文生活開始腐化，蔣介石曾經指責他整日“狂嫖濫賭”。蔣鼎文直接掌握的部隊亦多達四個集團軍，看似與湯恩伯平分秋色，實際論“質”，基本上為日軍眼中的“軍閥地方軍”。
也就是說，湯恩伯在第一戰區名義上是副職，事實上卻比正職強勢。蔣鼎文曾向李宗仁抱怨：“他眼睛長在頭頂上，這個位子，我早就不想幹了，但是我辭職，委員長又不準。”為了阻擋日軍坦克，湯恩伯極力主張挖掘深溝，地方上大概有些保留意見，蔣鼎文乘機攻訐：“有人想學隋煬帝，要在河南開掘千里邗溝，而名之曰‘國防工事’，我覺得現代戰爭無此必要，現值災歉之年，應該立即停止。”
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
河南在1942年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蔣鼎文提倡戰區全體官兵每月減食兩餐，參與救災。湯恩伯積極響應，從1942年10月份起，至1943年5月止，魯蘇豫皖四省邊區總部、第31集團軍、第13軍、第85軍等單位共計結糧253萬斤。
美國《時代》雜誌記者白修德來到赤地千里的河南，儘管湯恩伯開辦的災童收容所在西方人眼裡根本不符合衛生標準，但他不得不承認：“我認為湯恩伯不失為一個好人，他命令所有的軍官都要在營房裡收留一名災區孤兒，所有的士兵都要從每月的配給中扣下一磅糧食分撥給受餓的人們。”
白修德與湯恩伯
湯恩伯其實也想過離開，他在1943年春對胡宗南透出心裡話，“擬調開李宗仁，而自為司令長官，否則擬保為五戰區副司令長官”。據李宗仁回憶，經他多次居中調解，蔣鼎文和湯恩伯的矛盾緩和很多。1944年2月，湯恩伯對蔣鼎文的看法的確有所改變：“蔣個人態度較前積極，可惜幫手不行，不能替他執行，雖積極，無用也。”
不管怎樣，蔣湯矛盾幾乎世人皆知，日軍在大舉進攻河南時散發這樣的漫畫：一張畫著蔣鼎文一手牽著小老婆，一手抱著鈔票逃命。另一張畫著湯恩伯橫眉怒目，摩拳擦掌，指著蔣鼎文大罵：“銘三要負戰敗之責任，老湯要去告狀！”
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
豫省駐軍普遍從事商業活動
抗日戰爭相持階段，蔣介石出於解決部隊給養不足，要求“前方困難要由前方解決，當地事情要由當地解決”，允許軍隊設立合作社，改善官兵生活，想法雖無不善，實行起來卻弊端盡顯。“本來我提倡軍隊設立合作社的原因，為改良官兵生活，這種良法美意，應該推行其利，但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現在我們軍隊當中竟有借合作社名義來經營商業，反作為營私舞弊的淵藪，尤以沿江沿海附近一帶，與交通衝要地區的駐軍為甚！”
第一戰區北有黃河各渡口可運私貨，南有蘇皖通豫陝的要道界首三鎮，駐軍從事商業活動的開展時間比較早，範圍也比較大。1939年冬，東北軍舊部騎兵第2軍從晉北移駐界首附近，軍長何柱國藉口保護新興市場，組建武裝經濟大隊，“公開保護走私”，甚至還與日軍保持“經濟交流的聯繫”。東北軍舊部暫編第9軍軍長霍守義明搶暗奪，勾結阜陽田賦管理處強索已過年度的軍糧約20餘萬斤，“從皖北雙溝運至敵方盜賣，再叫他的軍需到漯河買金條”。
抗戰時期的蔣介石
湯恩伯的部隊由第五戰區調至河南，第31集團軍很快學起“生意經”，先是名為籌集子弟學校經費，開辦了中華菸廠，此後一發不可收拾，做起各類買賣。儘管湯恩伯立下規定，“私人有營商，作買賣之事，一律充公，極端禁止私人營利”,可是幾十萬人馬良莠不齊，貫徹程度似難整齊劃一。
據胡宗南1944年2月20日日記，湯恩伯悄悄透露：“年來努力採購物資，以河南菸葉，換取徐海之鹽，預計今年可收入兩萬萬元。而其支出則為，游擊隊服裝費六千萬元、經常費三千萬元、收容青年一百五十萬元、總司令津貼十萬元、參謀長津貼一萬元、副參謀長津貼五千元。”
抗戰勝利後，湯恩伯為《中國抗戰史演義》題寫書名
戰時的生存問題對於各方力量來說都是極其重要的。1941年5月，中共冀魯豫根據地工商局長楊壽山接到上級指示，“為了加強對敵經濟鬥爭、粉碎經濟封鎖，必須加強根據地的貿易工作”。內黃縣沙區辦事處主任王樂亭後來撰文指出：“辦事處通過各種渠道，想方設法，採購了槍支、彈藥、棉花、醫藥等軍需民用物資。在井店開設了收購站，敵佔區的商人和能搞到彈藥的人，經常到收購站洽談生意，秘密運來軍用物資，換取抗日根據地的硝鹽、花生、紅棗、土鹼等。”
顯然，中共領導的敵後根據地能夠通過商業活動壯大抗日隊伍。相反，國民政府軍政系統由此滋生的腐化現象比較嚴重，表面三令五申實際失控。
“水旱蝗湯”的多種說法
1942年春夏，河南遭遇大旱災，有些地方的麥收平均只有一二成，繼而整個夏天又未下雨，晚秋即使勉強種上，也因缺乏雨水和播種太晚，不能結實生籽。偏偏禍不單行，夏秋之交，又鬧起了蝗災。
電影《一九四二》海報
湯恩伯比較積極地參與了救災工作，但他並沒有停止構築國防工事，葉縣附近的宗教場所遭到強拆，所得的磚瓦、木料悉數用來興建“中正學院”和“政治學院”，以便招攬淪陷區流亡的青年學生。維護民間信仰和鄉村秩序的廟宇、祠堂接連被毀，老百姓一片怨聲載道：“湯屠夫要蓋房子，連龍王宮都要拔掉！”遇上災年，農民祈禱龍王保佑風調雨順的願望，勢必遠遠超過湯恩伯的政治熱情。
1944年11月，八路軍獨立第一遊擊支隊政委王首道在南征途中對抗日軍政大學分校學員的講話中提到：“有人說國民黨軍隊像胡宗南、湯恩伯的軍隊，不是保護人民的利益，而是危害人民利益的，河南老百姓非常恨這樣的軍隊。河南老百姓說得好，河南有四荒：水、旱、蝗、湯，湯就是湯恩伯的兵災。老百姓恨湯恩伯猶如恨蝗蟲一樣，湯恩伯的軍隊到什麼地方，什麼地方就搞光，日本實行‘三光’政策，湯恩伯也是如此。”
飽受爭議的湯恩伯
蔣鼎文晚年口述個人歷史，甚至還說河南有一句民謠：寧願日本鬼子來燒殺，不要湯恩伯來駐紮。但也有人不以為然。陳寶琦1942年夏天曆盡艱難，泗渡黃河進入第31集團軍轄區，先是充當黨部幹事，後又返回東北招收愛國青年，他說：“抗戰時期我在河南一年半，就我所見，湯恩伯部隊的軍風紀，是嚴整的。”
日軍“一號作戰”，中方一般稱為“豫湘桂戰役”
第85軍第110師在豫西的抗日行動或許可以部分支持陳寶琦的看法。1944年5月，洛陽龍門失守，第110師奉命進入嵩縣境內與敵展開周旋。嵩縣地方武裝熱情地為正規軍供給食物，偵察敵情，派遣嚮導，特別令人感動的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太太，在一次戰鬥後堅持要給部隊領路，她說：“你們拼命打鬼子，是精忠報國，我讀過《岳飛傳》，能為你們帶路，真是無上光榮。”聽了老大娘的話，在場的官兵都很感動，副官主任範光祖激動地叩頭致敬。
近年還有一種說法，河南流傳的四大禍害實際是指“水、旱、蝗、蹚”，後來被編排置換成了“水、旱、蝗、湯”。肖舟先生在《歷史上被掩秘的“1942”》（刊於《歷史學家茶座》2014年第三輯）一文中這樣解釋：“在魯山方言裡，土匪統稱‘蹚將’。同音諧轉，也就成了‘湯’。姚雪垠的小說《長夜》、《李自成》都把河南一帶的土匪稱作‘蹚將’。”
中原戰事到底激不激烈
2015年8月，中州出版社出版了大型抗戰文獻套書《民族記憶——中原抗戰實錄》，其中第五卷收入了《河南省志·軍事志》：“河南戰役自4月18日開始，到5月25日結束。國民黨40萬軍隊只有少數雜牌部隊進行了頑強抵抗，整個第一戰區部隊面對日軍的穿插迂迴，一潰再潰，損兵折將20餘萬。在37天中丟失豫西、豫中38座縣城，開封至潼關約400公里、新鄉至信陽約350公里的廣大地區淪入敵手。”
大型抗戰文獻套書《民族記憶——中原抗戰實錄》
所謂“河南戰役”即為“豫中會戰”，也稱為“中原會戰”。筆者認為，《河南省志·軍事志》的表述是值得商榷的，而且與豫省地方一些縣市志的說法互相矛盾。
首先，把洛陽失守的5月25日作為河南戰役的結束時間明顯不妥。26日，蔣介石電令第一、第五戰區各部及第八戰區在靈寶附近部隊於28日起分別反攻陝縣、洛寧、澠池、嵩縣、魯山、郾城等地。此後直到6月中下旬，河南境內始終處於大規模交戰狀態，尤其是接近陝西潼關的豫西地區，當地史志部門對此多有記載。
筆者好友胡博製作的豫中會戰戰前中日雙方態勢圖
比如《三門峽市志·軍事》：“6月4日，日軍大舉進犯靈寶，至12日鏖戰9天，在國民黨守軍英勇抗擊下，粉碎了日軍繼續西犯之企圖。”《靈寶市志·軍事》：“10日凌晨，第57軍第8師副師長王劍嶽奉命將陣地交於第106師317團，自率餘部百餘人退居二線待命。不久317團2營陣地失守，戰況趨於惡化。王劍嶽見此拔槍高呼，‘大丈夫報國殺敵的時機到了！’遂奮勇向前，衝向日軍。”王劍嶽負傷堅持指揮，不久又身中兩彈為國捐軀。
其次，所謂“只有少數雜牌部隊進行了頑強抵抗”也不客觀。比如第85軍第23師防守密縣，經過五天五夜的血戰，全師過半數官兵壯烈犧牲。據《密縣誌·軍事》，當時的中共《新華日報》報道說：“我官兵，都抱殺敵決心，英勇奮戰，在戰場（密縣城）東約十公里到二十公里地帶與敵搏鬥，寸土必爭，敵遺屍遍野，我方也傷亡甚多。”
河南戰場上的日軍坦克部隊
防守許昌城的新編第29師前身雖是雜牌部隊，但是經過整訓之後，連以上軍官多已替換為軍校生，第85團1營1連連長張訪朋畢業於黃埔第16期，他說：“統帥部叫我們死守待援，不能撤退，沒有命令不能撤退，你撤退就槍斃你，某些人侮辱我們一觸即潰，沒有這回事，我們軍隊，我們是黃埔軍校出來的嘛。”5月1日，許昌失守，副師長黃永淮被俘不屈壯烈犧牲。師長呂公良在突圍途中身負重傷，附近老百姓將其抬至家中，終因缺醫少藥不治而亡。
第94師是陳誠“土木系”第14師擴編出來的中央軍，配屬第15軍守衛洛陽，期限為十五日，結果從5月4日奮戰到24日夜，全師8000多官兵倖存者僅300多人。《洛陽市志·軍事志》稱洛陽保衛戰的殘酷程度“在中日戰爭史上實屬罕見”。
誠然，豫中會戰是一次不可諱言的敗仗，繼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後來總結失敗原因，認為“各級幹部差不多都成了官商不分的人物，一個個腰纏累累”，湯恩伯“不能以身作則，又個性太強，上行下效，往往相率矇蔽，不敢舉發”，“軍隊紀律的敗壞，實在也是無容為諱的事實”。不過話又說回來，凡是英勇抗敵的中下層官兵，無論中央軍或者雜牌軍，今日都應得到後人應有的尊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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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蔣鼎文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9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
10、陳寶琦：《抗戰歲月回顧》，《鐵嶺文史資料第9輯》，遼寧省鐵嶺市政協文史委1995年。
11、 龐鐵軍：《110師在嵩縣抗日紀實》，《洛陽文史資料—紀念抗戰勝利60週年專輯》，河南省洛陽市政協文史委2005年。
12、《河南省志·軍事志》，《民族記憶——中原抗日實錄》第五卷（上）。
13、《中原抗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
14、《三門峽市志·軍事》，《民族記憶——中原抗日實錄》第五卷（上）。
15、 《靈寶市志·軍事》，《民族記憶——中原抗日實錄》第五卷（上）。
16、《密縣誌·軍事》，《民族記憶——中原抗日實錄》第五卷（上）。
17、《洛陽市志·軍事》，《民族記憶——中原抗日實錄》第五卷（上）。
18、《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臺北，“國史館”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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