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州第三中學的學生生涯

在福州第三中學的學生生涯

如今氣派的福州三中校門

1969年,福州軍區後勤部從城區的中山路搬到了位於梅峰的原福建農學院 。我們這群孩子也隨著大院的搬遷,從都市來到郊區,從冶山腳下、歐冶池畔、中山堂旁,來到了綠樹成蔭、果樹滿山、耕田阡陌、樓房櫛比的學府校園。

隨著住所的遷移,我們就讀的學校也隨之發生的變化,從福州十九中轉學到了福州三中。文革期間,學生們按地域就近分配學校,無論是小學還是中學,統統到離家最近的學校讀書;無論你就讀的學校曾經是重點還是非重點,統統不論成績一視同仁。

三中與十九中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一個是省重點中學,一個是隻有初中的普通中學。據說福三中成立於1942年,開始叫“福州市立初級中學”,1952年才改名“福州第三中學”,老有年頭了。我們很幸運,由於家庭的搬遷,從普通中學轉到重點中學;我們很淡然,那個年代,讀書無用,上山下鄉幾乎是每個學生今後的唯一歸宿,既如此,誰又在乎從什麼樣的學校畢業呢?

在福州第三中學的學生生涯

三中新教學樓,前身是一座四層“工字樓”

從1970年到1972年,我在三中就讀了三年,初中一年,高中兩年,直到高中畢業入伍從軍。三年的中學生涯不算短,三年的中學經歷很豐富,三年的中學課堂學到了不少知識,三年的中學結識了很多朋友,三年的中學生涯輕鬆快樂,三年的中學留下了許許多多開心往事。

一,我的初中班主任張金華老師

我們第一次走進三中的校園是在1970年元旦過後。我與同住一個大院的嚮明、小軍、子揚等四人,拿著不知是誰為我們辦好的轉學介紹信陸續來到三中報到。我們四個人居然同時分配在一個班級——“四連六排”。教室位於“工字樓”後面的一座兩層教學樓二樓最東頭,樓下是一個廁所。

在福州第三中學的學生生涯

老三中校園俯瞰,由近及遠依次是學校大門、游泳池、教工樓、工字樓,工字樓後還有一座兩層教學樓

我們四連六排的班主任叫張金華。金華老師很年輕,20多歲,估計大學畢業沒多久。他個子不高,喜歡抽菸,梳著短分頭,稜角分明的臉上有一雙洞察秋毫的眼睛。對學生總的來說比較和藹可親,但對淘氣調皮的學生顯得比較嚴厲。你想啊,那個年代,師道尊嚴不在了,調皮搗蛋學生比比皆是,作為班主任,如果不嚴厲,很難管理好一群學生。那年秋季開學,我的發小林梓也從外校轉學到三中,十分巧合的是,他居然也分到我們四連六排。當金華老師得知林梓是我們後勤大院的孩子又分到他的班級時,滿臉陰沉,嘴巴張了好一會兒才閉上。顯然,他十分不樂意班裡再來一個大院孩子可能的“雪上加霜”。林梓的到來,我們大院孩子的“隊伍”又進一步強大了。後勤大院的有我、嚮明、林梓、子揚、宏剛(小軍已經轉學),政治部大院的有曹達、印小棠和莊南濱。八個大院的男孩子中,一小半比較老實聽話,一大半比較調皮搗蛋。

俗話說,滷水點豆腐,一物降一物。別看我們幾個孩子調皮不太聽話,金華老師就想方設法治你們一下。那年月,每到年底,都要評“四好連隊、五好戰士”,評比之前每人都要寫總結。總結寫得好才有可能評上先進。我和林梓本來就不指望評上什麼勞什子先進,先進是嚮明他們乖乖虎的專利。於是我們倆總結也不好好寫,能糊弄就糊弄,隨便寫幾個字,交上去應付官差。我們試圖矇混過關的企圖被金華老師洞察後,立馬來了一個欲擒故縱。他佈置了一個總結會,要求全班同學都要把自己寫的東西在全班總結會上逐個發言,讓大家都來聽聽你的總結,在大庭廣眾之中、眾目睽睽之下,來剖析你的靈魂深處,來分享你的投機取巧。

金華老師的一擊絕招,使得我們幾個本來想矇混過關的學生,絞盡腦汁搜腸刮肚地把總結寫好了。開總結會那天,嚮明在我們前面發言,久經沙場的他從容不迫、犖犖大端地念完自己的總結。接下來是子揚了,別看子揚平日裡吊兒郎當,學習成績還不錯,尤其哲學方面有一些功力,他的總結尚可,很快就過關了。南濱上臺非常想表現好,由於緊張,效果差強人意,我和小棠、林梓在下面看著南濱窘樣,擠眉弄眼,相視而笑。

輪到林梓上臺發言了,只見他弓腰低頭,嘴巴囁嚅,聲音如同蚊蠅。金華老師見狀,大聲叱喝“大聲點”!林梓唸完,輪到我了。有了前車之鑑,頓感大腦一片空白,站在講臺上,全班幾十個人都在注視著你,尤其是女同學們也肆無忌憚地直瞅著你,不知所措。不知用了多少時間,硬著頭皮唸完了總結,中間時不時聽到金華老師的“大聲點!”“下面聽不到!”。

張金華老師除了比較嚴厲,也很敬業。他是物理老師,負責初中幾個班級的物理課。文革期間,物理課的內容以實用物理為主,基礎物理為輔。諸如“牛頓三大定律“被髮電機電動機原理等內容取代。記得有一次學習發電機原理,說到“切割磁力線”,金華老師是深入淺出,循循善誘,興之所至,從教室門後拿起一個掃地的髒兮兮的掃帚當教具,前後左右一通比劃,累的滿頭大汗,才把“磁力線”“切割”完畢。還有一次,恰遇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第二天上物理課,金華老師又使盡渾身解數,用了一整堂課,才把報紙上發表的人造衛星上天的諸如“宇宙速度”、“運行軌跡”幾個專有名詞解釋清楚。

張金華老師當了我們一年的班主任,高中後,就不再擔任我們的班主任了,但還教我們物理課。入伍後,我們幾個他曾經的學生嚮明、國強還去過他家看望過他。前一段曉玉與幾位三中老師聚會時,問起過金華老師還記不記得我,金華老師茫茫然地回憶了半天,居然沒有想起我來。悲催啊!

二,我的高中班主任吳運籌老師

1971年初,我們初中畢業了,成了文革中的第一批高中生。我們逢人便說:我們是高中生了!可不是嗎,文革前,我們小屁孩兒都是仰著頭看中學生的,看高中生估計要踮起腳了。現在,我們居然也是高中生了,喜悅與自豪之情溢於言表。

高中我們班的叫“高中七班”,班主任是吳運籌老師。運籌老師是教數學的,初中曾給我們上過數學課。運籌老師的名字頗具特色,父母給他取名時肯定動過一番腦筋。從中國古典文化上講,“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是兵家戰略思想追求的終極目標;從現代管理學說,“運籌學”這一門新興學科與數學有著十分緊密的關聯。運籌老師又是教數學的,難道這僅僅是一種巧合?

在福州第三中學的學生生涯

1981年,我們班在三中聚會,運籌老師在二排中央

在福州第三中學的學生生涯

1981年,我們班的男同學與運籌老師合影

運籌老師身上透著一股知識分子氣息,好像永遠穿著藍色的中山裝,上衣口袋裡插著一支鋼筆,戴著一副黑邊眼鏡。他說話慢條斯理,做事井井有條,治學尤其嚴謹,能把數學課講的如同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課一樣。每當運籌老師在黑板上解數學方程式時,總是按部就班,一招一式、套路分明,前因後果、清晰明瞭,如同行雲流水,絲絲入扣,峰迴路轉、一氣呵成。尤其是運籌老師一手工整漂亮的解方程板書,工工整整,井井有條。毛小華同學曾感慨道,運籌老師的數學板書那是一絕,我也曾是一名教師,對能有一手好板書認識深刻,不是誰都能做到的。

在福州第三中學的學生生涯

1981年春節我們班級同學聚會

在福州第三中學的學生生涯

照片從左到右,依次是潘暉、史小林、我,董秉直

在福州第三中學的學生生涯

照片是孫朝平同學拍攝並保存了下來

我最怕數學中的“三角函數”和“平面解析幾何”,尤其是那些橢圓、雙曲線、拋物線的求證公式,把人搞得是頭昏腦漲、眼花繚亂。儘管運籌老師在課堂上循循善誘,講的透徹,分析明瞭,我總是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總覺得這些數學公式太尖端,將來肯定用不上,於是就沒有好好學。結果七十年代末,部隊高等院校招生,我們部隊選了幾個高中生參加選拔,就考語文和數學。語文簡單,寫一篇作文,我手到擒來,不費功夫。誰知數學卡殼,三角函數和平面解析幾何證明題我一道不會,幹瞪兩眼,絕對抓瞎。最後名落孫山,未能被選拔上。這會子,我才想起高中時數學課的不認真,還是應了那句話“出來混,遲早要還的”。

趙旭光同學告訴我,他當兵前曾經與運籌老師告別。運籌老師從即將下發的微積分講義中抽出一份給他,並告訴他這是下一階段數學要講的內容,到部隊後空看看,知識總是會用上的。

在福州第三中學的學生生涯

在福州第三中學的學生生涯

在福州第三中學的學生生涯

以上三幅照片均為學友張廣華提供給我的

運籌老師帶了我們班兩年,我們在運籌老師身上學到了許多優秀的品質。高中兩年是人生成長中很關鍵的時期,對今後人生道路將會產生很大的影響。1972年底,我們當兵去了。1981年初,我們班在三中聚會,我在離開運籌老師十年後又一次見到了他,聚會時留下了大合影,孫朝平同學還即興拍了幾張聚會照,很是珍貴。後來我去了北京,據說班裡聚了幾次,很遺憾我都沒能夠參加。好在廣華同學很上心,給我留了幾張聚會時的合影,使我能夠再一次看到運籌老師那熟悉的音容笑貌。

在福州第三中學的學生生涯

二十年後再一次相聚

三,在戰板農場學農

想當年,我們上中學時,正值文革期間。文革期間,學校一定會按照老人家的指示:學生不但要學習文化,也要學工、學農、學軍。學農成了我們中學三年課程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在北峰汶洋的分校尚未建立之前,初中時,我們曾兩次在戰板農場學過農、勞過動。

記得是1970年4月份,正值江南梅雨季節,田野裡金黃色的油菜花正開,我們來到三中戰板農場。說是農場,絕對螞蟻緣槐誇大國的 。整個農場就一座低矮破舊的木板平房,房間裡是簡陋的無法再簡陋了,只有上下兩層的木板大通鋪,最多能住七八十人,嚮明稱之為“雞窩”;加上一個沒有牆壁只有柱子和屋頂的食堂,還有一個非常簡易的茅廁,這就是農場的全部家當。

農場建在一個山凹裡,環境很美,都是原生態。四面的山坡是都是青翠欲滴的馬尾松,房前是一片水田,田邊有一口水井,農場的全部用水都來自這裡。離房不遠處,有一條蜿蜒的小溪。溪水清澈,流水潺潺,每天早晨,我們在小溪邊洗臉刷牙;每天吃完飯,我們都在這裡洗涮飯盒;每天勞動收工後,我們都來此洗手洗腳。

揹著沉重的揹包和挎包,我們從學校出發,經過火車站後,走上鄉村的機耕道,道路泥濘,步履蹣跚,大約走了兩個多小時,終於來到建在半山坡的農場,大家都累的不行。記得班裡的幾個大院孩子都找到了種種藉口請假,只有嚮明、曹達和我三人來到農場,谷小魯雖不是部隊大院孩子,也和我們三人關係不錯,玩兒在一起,形成一個小“四人幫”。我們四人,在農場的一個星期裡,鬧出許多笑話,出了好多洋相。至今想起,還會啞然失笑。

剛才說了,江南四月,正逢雨季,一天到晚淅淅瀝瀝的雨水彷彿總也下不完。農場地處山坡,紅色的土壤經水一泡,十分鬆軟,沾腳粘滑,稍不留神,就會滑倒。輕者,來個趔趄或屁墩;重者,摔你個大馬趴或仰八叉沒商量。摔跤成為家常便飯,以至於剛剛看到夥伴四腳朝天,幸災樂禍的笑聲未落,自己也出溜了重重墩一下屁股。

我們四人,曹達個高且瘦,時不時就來一跤,沒轍沒轍的。他突發奇想,脫下鞋子,從樹上撕下樹皮裹在赤腳上,美其名曰—防滑鞋。結果沒走幾步,防滑鞋就散了,只好赤腳走在滑溜的小路上,一步一踉蹌,跌跌又撞撞。

曹達的狼狽樣惹得小魯笑聲不斷。小魯個頭小,自詡穩當不易摔。你還別說,開始幾天,小魯果然沒有摔,於是看到別人摔跤,高興飄飄然。誰知天有不測風雲,一天早上,我們去溪邊洗米,洗完後往食堂走,小魯一不留神腳底打滑,眼看就要摔倒。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小魯有兩種選擇:一個是扔掉手中飯盒,用手撐地;一個是保護飯盒,身子觸地。只見小魯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後者,結果摔了一個滿堂彩!不幸中之大幸,小魯的急中生智、臨危不亂,既保住了飯盒,也保住了中午飯。這下子,輪到曹達和我們開懷大笑了,只聽一陣陣爆笑,響遏行雲,迴盪在清晨的山林中。

農場伙食出奇的差,包菜、蘿蔔和洋蔥老三樣是看家菜,吃的肚子沒有一點油水,好在農場下的村子裡有一個小賣部。吃過晚飯,天尚未黑,我和嚮明就到小賣部買了一些糕點回來。我們最喜歡一種叫“豬油糕”的點心,5分錢一塊,用米做的,豬油味兒巨濃,鬆鬆軟軟,非常香甜。晚上,我們從食堂打來熱水,把豬油糕泡在水中一攪,頓成米糊。大通鋪上我和嚮明的鋪位緊挨著,熄燈後,放下蚊帳,打開電筒,開始享用自己炮製的“美味佳餚”。正在享用之際,忽然有人挑開我們蚊帳,幾隻電筒光直射進來!原來是周圍幾個同學聞到豬油糕味道,相約跑來搗亂,發現我倆正藏在蚊帳裡“悶得蜜兒”!

四,在福州燈泡廠學工

1970年10月,我們三中學生分批來到位於工業路的福州燈泡廠學工。福州燈泡廠建於五十年代,主要產品是民用白熾燈和日光燈,還有醫用的安瓶。我分在安瓶車間。

來燈泡廠學工的同學們住在廠區宿舍,一個班級的男生住在一個大房間裡,兩排大通鋪睡了30幾名同學。大通鋪上,小棠睡在我的左邊,林梓睡在我的右邊。林梓和小棠最會惡作劇,有時半夜他尿急起夜,喊我一道去,我睡意正濃不想去;上廁所回來,林梓和小棠就會把我的蚊帳悄悄掀起一個角,讓飢餓的蚊子鑽進來飽餐一頓,待我天亮發現,已經渾身是包。

我們說是到燈泡廠學工,其實是到燈泡廠學徒,整日裡跟著工人師傅幹活,師傅上白班我上白班,師傅上夜班我上夜班。我特別喜歡上夜班,上了夜班第二天上午可以補覺,而且夜班有夜餐。夜餐一般是一碗麵條和一個鹹鴨蛋。

我和子揚分到的安瓶車間是製作醫用注射安瓶的,主要工作是把一根根玻璃管通過拉絲、切削、燒底、退火等工序,製成一個個安瓶半成品。師傅真把我們學工的學生當做一名工人來管理,一個班八個小時,從下午四點上班,幹到晚間零點下班。然後吃夜餐,然後跑到工廠澡堂舒舒服服地泡一個熱水澡,然後再回到宿舍睡覺。為了報復林梓和小棠,我和子揚下夜班歸來,也把他們兩個人的蚊帳掀起一角,讓他們也嚐嚐“還制其人之身”的味道。

學生就餐與廠裡的工人一起吃食堂,自己買飯票,自己到窗口排隊買飯。燈泡廠伙食不錯,最貴的葷菜2毛錢,最便宜的素菜5分錢。那會兒我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再加上幹體力活,消耗很大,肚子老餓,特別能吃,一頓飯吃個半斤沒問題,菜一般撿貴的買。記得有一次我已經吃的半飽,忽然聽說又有新菜紅燒豬蹄端出,每份2毛,就又跑到窗口買了一份,秋風掃落葉一般,統統幹掉,搞得金華老師直搖頭瞪眼。

在福州燈泡廠我們呆了三個星期,紮紮實實幹了三個星期的活兒,學工結束後,我們就回校了,從此沒有再踏入燈泡廠。

五,在北峰分校的日子裡

我在《汶陽村往事》一文記錄了在三中汶洋分校的一些往事。還有幾件,印象很深,說來大家聽聽。

班長徐斌

認識徐斌是在上高中時期了。高中開學的那一天,班主任運籌老師把一位男同學叫到講臺前,告訴大家,這是徐斌同學,並宣佈他是我們班的班長。徐斌個頭中等,比較壯實,臉上青春痘不少,一張嘴一口標準的北京話,舌頭卷的我們南方人聽起來很不適應。徐斌出生軍人家庭,隨父從遙遠的北京來到福州,他待人和藹,辦事認真,學習成績不錯,當班長很負責,在班裡有一定的威信。記得第一次到北峰分校,我們排著整齊的隊伍從學校出發,徐斌帶隊,一邊走還一邊喊著隊列口號。到了汶洋後,跑前忙後,不亦樂乎。我們班男生住在田野裡的糧食倉庫裡,女生住在大隊衛生院旁邊的倉庫裡,兩地相距不近,徐斌兩頭跑,冒著細雨穿梭在山區的小石徑和泥濘的田埂上,真的很辛苦。分校吃飯,每十個人一個菜盆,從食堂打回來然後分到個人碗裡,徐斌每次吃完飯都會主動把菜盆送到食堂。有一次,大家都在狼吞虎嚥吃飯,徐斌吃得快,正要拿空菜盆時發現,一群農村土狗把我們的菜盆裡的殘羹剩湯吃了,徐斌頓時用純正的北京腔大嚷一聲,壞了,菜盆讓狗給舔了!當兵後,我和徐斌一個行當----報務員,我們還曾經通過信切磋報務技術。九十年代他曾來北京,我們最後見過一面。後來,他不幸英年早逝,很可惜。

《三國演義》

分校生活枯燥,白天上課或勞動,晚上或看書、或打牌、或嘮嗑、或吹口琴,看書成了一大消遣。分校宿舍非常小,用松木搭的兩層大通鋪散發著松香的味道。我們班幾個大院孩子睡在上鋪,每個鋪一張草蓆寬,大家緊挨著。我睡著靠牆,然後依次大致是旭光、維建、廣華、南濱、建春、小林、徐斌、秉直。沒事兒干時,大家躺在床上看書,白天有光亮,晚上打電筒。有一次到分校,不知誰帶來一本厚厚的《三國演義》,一下成了寶貝兒,大家愛不釋手,爭相傳閱。書少人多,不免你爭我搶的,有時剛剛從廣華手裡放下,就又跑到南濱手裡,按老話就是“人歇馬不歇”。我手慢老是爭不過大家,眼看大家都看的“三氣周公謹”了,我還在“火燒新野”。於是心生一計,你們不是下課、收工和晚上看嗎,我來一個上課看不與你們爭搶。於是,每當上課,我就把書擱在雙腿上,老師在上面講課,我在下面演義。終於有一天上語文課,我正在巴蜀大地上馳騁時,一隻手伸過來,輕輕地合上書的封面;我一機靈,抬頭一看,原來是馬老師。只見他看了看書名,又看了我一眼,什麼話都沒說就又繼續講課。我合上書,一直到下課都沒有再看一眼。後來,我再也沒有把書帶到教室;再後來,維建接了我的班。看了一段時間三國,覺得哥幾個說話都變味兒了,說著說著就冒出一句明代的白話文,什麼“天數已盡”、什麼“探囊取物”、什麼“錦囊妙計”等等,不一而足。最絕的是維建,一次運籌老師讓他做一件事,他好像不太樂意,最後沒辦法只好應了,完了高喊一聲,此乃天意也!運籌老師在班上說起這件事,逗得全班鬨堂大笑!

土牆不牢

說了半天都是男生們的事兒,也來說說我們班的女生吧!說實話,高中兩年,班裡女生能記住名字的一半不到,因為沒有交往,甚至沒有說話,如何能夠記住大家的名字呢?都說男生淘氣,女生也有淘氣的時候。記得有一次我們在北峰給汶洋大隊幹活----蓋房子。四月江南梅雨季節,北峰地處山區,更是雨天不斷。一日放晴,大隊要蓋一間倉庫,請來打牆夯土工人。我們學生負責剷土、傳土、倒土,給夯土工打下手。汶洋村的房子都夯土牆,俗稱乾打壘,當地人就地取材,用模子架在牆上,倒進紅黏土夯實,牆就得了,經濟實惠,結實耐用,有的牆上百年不倒。上午我們幹完活收工,下午接著幹,到工地時,我忽然發現上午剛剛夯好的尚有溼氣牆上,出現了四個用木棍寫出來的四個遒勁大字----土牆不牢!一群女生圍著幾個字觀看,邊看邊發出吃吃的笑聲,估計是她們寫的吧。夯土工來了,我們繼續幹活,牆越打越高,我們往上遞土也越來越累。幹著幹著,突然傳來“咵嚓”一聲,動靜很大,大家一驚,定睛一看,剛剛打好的一堵牆垮塌了下來,幸好沒有砸到人。只見現場一片狼藉,夯牆的模具東倒西歪,幾位夯土工臉色難看,面面相覷。鴉雀無聲中,依稀聽到女生群中傳來輕聲耳語,果然土牆不牢。其實啊!並非女生們有先見之明,而是夯牆的土太溼了,夯高了自然不牢。

1972年年底,我們班裡8個大院的孩子陸陸續續應徵入伍了。由於我們高中班是1973年初畢業的,我們都沒有趕上學校的高中畢業典禮。學校在12月15日組織了一次班級合影,由於我入伍體檢後就開始逃學,沒有到校參加這次難得的與相處兩年的老師和同學們的畢業合影,拉了一個大空,現在想起,無法彌補,非常遺憾。

在福州第三中學的學生生涯

我們七三屆高二(7)班的畢業大合影

在福州第三中學的學生生涯

大合影中每位同學的位置圖, 高魯燕同學當年留下來的,真是有心人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