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建设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其中特别纪念了牺牲于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这是中共官方第一次以纪念广场的形式公开纪念那段尘封的历史。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
这是一段封存了60余年的秘密。值此缅怀为了祖国统一在台湾英勇献身的干余名英烈们。
1949年前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中共向台湾秘密派遣党员和进步人士达1500余名。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叛徒出卖，岛内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的有1100余人，余下400余人侥幸逃脱追杀，最后能回到大陆的屈指可数。
在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花岗岩烈士名录墙上，镶刻着到目前为止、经各方查找发现的846位当年牺牲于台湾的烈士英名。尚有200多名烈士的姓名没有下落，名录墙上留有许多空格，以便将来发现新的英烈名字可以随时增补上去，供后人瞻仰。
由于资料有限，只能谨此粗略的梳理一下台湾中共隐蔽组织的发展、消失过程和干余名烈士被残害的来龙去脉，从而来展现那段悲壮的历史，告慰为祖国统一献身的英烈们。
‘老台共’（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与延安派去的党组织共同组成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
台湾被日本侵占后，岛内人民仍同大陆保持着密切联系。20世纪20年代初，一些进步青年回大陆学习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如谢雪红在1925年便于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共，年底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同邓小平、蒋经国为同期同学。
谢雪红（曾名：谢阿女）
1928年4月，台湾共产党“一大”，在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馆的二楼召开 。在只有九人参加的此次会议上，推选林木顺、林日高、庄春火、洪朝宗 、蔡孝乾等五人为常任中央委员，翁泽生、谢阿女（即谢雪红）为候补委员。其组党纲领有三大主张：台湾民主、台湾革命和台湾独立。
按照共产国际当时的规定，只有成员超过100人的共产主义团体才能成为独立的政党。由于“台共”创建初期党员人数不足，又由于当时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党组织应归宗主国党组织领导的原则，虽然台湾共产党是在中共中央帮助指导下建立的，但此时只能作为“日本共产党的一个民族支部”开展活动。对此 ，翁泽生、蔡孝乾持反对意见，希望“台共”能归属于中国共产党并由其进行直接领导。但在共产国际的强力压制下，只好勉强表示服从。
“一大”决定，由林木顺具体负责书记处和组织工作。洪朝宗负责农民运动，庄春火负责青年工作，蔡孝乾负责宣传鼓动工作，林日高等人负责台湾的党务工作，谢雪红等人担任东京特别支部和联络员工作，翁泽生任驻上海办事处和驻中共联络员。
台共建立后即返岛发动群众， 一方面借台湾文化协会，与知识界发生联系；一方面借台湾农民组合，对农村进行渗透。 并于1929年在台湾中南部发起小规模暴动。日本警方随之展开第一次“台共大检肃”，逮捕了许多骨干。
1931年日本警方在台湾全岛发动第二次“台共大检肃”，抓捕了台共领导谢雪红等人并判重刑，日共台共组织被彻底破坏瓦解，只剩下少数人隐蔽民间或潜回大陆。
当年8月蔡孝乾潜回大陆，隐藏至福建漳州。
1932年4月红军攻下漳州后，经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安排，蔡经闽西苏区到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2年6月在苏区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总同盟主任。
1934年1月作为台湾代表参加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在苏区期间，他与毛泽覃、胡耀邦成为了密友。
当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长征中唯一的台湾籍共产党人。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任反帝联盟(后改为抗日联盟)主席。后跟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全民族抗战开始，蔡孝乾跟随八路军上了前线。
1938年至1939年初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负责管理日俘和对敌宣传。后调回延安工作。曾在《群众》、《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过《怎样进行敌军工作》等文章。
1941年10月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2月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同盟常委。
1945年4月至6月旁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9年9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随后，国民党军由美军运送接收台湾，同时中共中央也决定在台湾建立党组织。在考虑派遣人选时，虽然蔡孝乾此前已经犯过生活作风错误，并受到党内批评和检查，但当时在延安的蔡孝乾是唯一有红军长征资历的台湾干部。鉴于他熟悉岛内情况并经过长征考验，中共中央还是任命了他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
9月，蔡孝乾从延安出发，经淮安到达上海。在上海学习一个多月后，为尽快到台湾发展组织，党组织委托上海台湾同乡会会长李伟光为蔡孝乾办理了入台手续。最早的台湾工委干部还包括了简吉、谢雪红、陈福星、张伯显、廖瑞发、林梁材、林英杰等人。
蔡孝乾
早于1946年4月时，首批派遣干部已经由张志忠率领从上海搭船潜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孝乾则于7月进入台湾，联络岛上的“老台共”谢雪红等人秘密建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领导台南、高雄、屏东等地区工作；洪幼樵任委员兼宣传部部长，领导台中、南投等地区工作；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的工作。
张志忠唯一相片（年轻时期）
由于台湾已经受日本半个世纪‘皇民化’统治，大陆革命风潮对岛内影响较小，群众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台湾工委一年内发展党员不过百余人。即便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掀起台湾全岛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变，中共台湾工委因事先缺乏准备，只有谢雪红和张志忠等人组织部分群众参加斗争。随后，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统治愈加严苛，台湾工委的秘密活动更加困难。但是台湾民众不满情绪的增长也为以后中共地下组织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1948年底，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面临崩溃，其党政军机构和特务机关陆续迁台，对岛内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但是地下党组织还是得到快速发展。1949年5月上海解放，蒋介石败退台湾，此时台湾工委向中共中央报告称地下党员发展到1300人，同情党并参加地下活动的群众还有2000人，如果再加上可以动员的普通群众，可以掌握的群众将达5万人，即便这样，与岛内700多万人口相比，力量仍很薄弱。后来，陆续从大陆派遣的共产党员和当地发展的党员、进步人士达1500多人。1949年解放战争凯歌高奏，解放台湾成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毛泽东在这一年7月曾提出“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和空军”。这里所说的“内应”便是岛内的地下党组织。
1949年春，台湾工委向各级地下党下达了工作方针：“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将每个党员、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在一切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总口号下，立即转入战时体制，建立必要的战时机构。”并且创办了创办了《光明报》。台北市基隆中学党支部承担了这项重要任务，即秘密编印中共台湾省工委直接领导的党报《光明报》，发表延安电讯，刊登中共在三大战役中节节胜利的消息等。
6月，《光明报》发表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二十八周年》的社论。文章是由台湾中共党员林英杰起草的，文中分析了大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向台湾人民转告了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以后大举南下的消息，指出全国解放指日可待的发展趋势，号召台湾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做好一切准备，迎接全国解放。后来，台湾全岛很多地方包括公共场所都出现了《光明报》和革命标语。该报的影响惊动了台湾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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