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導讀
顧誠（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明史學會常務理事）在《南明史》序論中提出這樣一個觀點：“如果這一勢頭（“明末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不被滿洲貴族和變節的吳三桂等漢族軍閥官紳所打斷，中國社會將在明代已經取得的成果基礎上實現較快的發展，近三百來年的歷史也許是另外一種樣子”。許多明史愛好者或許正是受到了顧老先生這番言論的影響，深信如果不是清軍入關滅亡了明朝，那麼，當時的中國將極有可能趕在英國之前，實現從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而之後那個喪權辱國、愚昧閉塞的滿清政府，將被另一個高度工業化資本化的近代大明帝國所取代。
明代經濟增長示意圖
馬克思提出的五種社會經濟形態是一個歷史哲學命題，明代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形態同樣也是一個歷史哲學命題。然而作為一個自媒體作者，談藝認為沒有必要用歷史哲學的研究方法來討論這一現象，在這個快節奏的時代裡，歷史領域的創作者只有用直觀的數據，準確的推理，幹練的文字，才能打動歷史愛好者那傲嬌的心靈，讓那些喜歡毫無依據就隨便批判創作者的朋友們，可以真正靜下心來細細分析一段歷史，並從中得到啟發。
明代社會經濟的發展狀況
麥迪森( A ng us Maddison)曾經對中國古代整體經濟進行了定量分析，他估算公元1世紀時期的漢朝和古羅馬帝國在經濟總量上處於同一發展水平，從此之後，中國經濟總量的優勢越來越明顯，直到公元1820年，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經濟總量佔世界份額的32.4%。但麥迪森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問題，他將人均經濟水平乘以人口總數得出的GDP數據顯然是無法做到相對的準確，他在產業結構、政府規模和資本積累等方面研究的忽略，讓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不完整的中國古代GDP。
明代GDP的研究，談藝儘可能從多個環節蒐集數據資料，嘗試為讀者展現明代真實的經濟發展水平，以此來推論顧誠先生的那個觀點：滿清入主中原後，打斷了明代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節奏。首先，我們先看看明代社會經濟的主體結構是怎樣的？
以農業為主體的明代經濟
庫茲涅茨在他的《各國的經濟增長： 總產值和生產結構》一書中提出這樣一個觀點：農業部門的收入佔總收入的70% ，是不發達國家工業革命之前經濟結構比例的極限。然而，從上面這張圖中我們發現，即使是在弘治中興和張居正變法的這兩個時間段裡，明朝農業部門的產值收入依然佔到了總收入的80%以上，綜合歷年數據取得平均值，有明一代，農業經濟的份額佔比約為85%~90%。在工業（稱之為手工業或許更為合適）、商業方面的經濟當量總和只佔經濟總量的10%~15%。
有的明史愛好者會提出這樣的一個疑惑：明朝經濟發展水平已經超過了宋朝，不僅可耕種田畝面積已經達到了宋朝的兩倍，而且明代社會的白銀存量和流通量都是數倍於宋朝。在江南富庶地區，真正脫離土地從事手工業生產的人群已經形成，這區別於宋代的勞資關係（宋代除僱傭關係外，大部分還存在以土地為紐帶維繫的人身依附關係）。明末社會在基礎科學研究上面也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宋應星、徐光啟、李時珍等人往往都借鑑了西方的科學研究成果，將儒家經學風氣漸漸帶上了“實學”的快車道，
明代白銀存儲量
儘管這些現象都是誘發明朝可能發生社會鉅變的因素，但我們忽略另外一個經濟基本規律。出現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大前提就是需要有整個社會能積累下足夠的財富，並且這個社會能自覺將這些財富投入到貨幣轉移支付（也稱負稅收，主要是社會福利和其他國民補助）和公共建設中去，為工商農業的持續發展提供良好的生存環境。但明政府顯然沒有這麼去做，他們也沒有能力這麼去做。
明代人口、耕種面積和人均產值
從上面這個表的數據我們可以看到，儘管有明一代的農業可耕種面積持續增加，但人口數量也隨之增長。正因為此，人均產值以及人均財富的獲取水平並沒有得到提高。也就是說，儘管明朝整體創造的財富總量增加了，但卻被過渡膨脹的人口抵充了這一紅利，隨著人口數量的增長，土地供給越發緊張，加上土地兼併和施政的不當，讓明代末期社會矛盾急劇惡化，大範圍的暴動進一步加速了社會財富的消耗，遏制了資本的積累。
明政府開支中的軍費開支佔比
從上面這個表的數據可以看到，明政府的所有政府支出中，軍費佔比長期超過50%，整個明朝時期軍費開支的平均佔比值維持在70%~80%的高位。試問這樣的一種“消費模式”，有可能把明朝的資本主義萌芽培養出參天大樹嗎？為了讓讀者對此有一個更加形象的理解，我引用了英國工業革命之前政府開支比例的數據來加以比對，或許能讓大家有所啟發。
兩國的情況分析
在《Government as an Obstacle to Indu st rialization: The Case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一文中，Perkins坦言道：明清兩屆政府的收入很少用於基礎設施的建設， 公共產品的投資嚴重不足， 這是中國前現代經濟不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明代政府除了要供養一個將近人數在7萬左右的龐大官僚系統外，還有一個宦官集團領導的人數接近百萬的內廷官僚體系嗷嗷待哺，除了這兩個大頭開支外，明宗室的人口在嘉靖時期已經達到了13萬（數據來源：李春芳《宗藩條例》），在明朝很長一段時間裡，明宗室成員是不允許自主謀生的，他們按照等級定期到政府領取生活資助，最低等級的宗室成員每年可領取200兩白銀。也就是說，單單養活老朱家的這一大家子人，明政府每年至少要掏出2600萬兩雪花銀。
除此之外，皇帝也會以各種名目支用政府收入，比如修築皇陵、維護修建宮室等。而最令人詬病的朝貢貿易制度，一方面打壓了民間商業的生存空間，更是直接將大量財富外流到國外。除去軍費開支、朝貢貿易開支、官僚宗室開支以後，剩下的不到10%的資金勉強用於教育、水利道路設施、轉移支付的開支。有歷史愛好者也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明朝的賦稅極低，政府採取的是藏富於民的政策，這是一件好事”！然而，低稅收並不應就是藏富於民，藏富於民也不僅僅靠低稅收就能實現的。
明政府收入佔國家總產值比重
從上面這張表可以看出，明代政府整體收入的歷年平均只佔到了全部產值的7%左右，只有在明初期和晚期有兩個大範圍的波動。與今天現代化國家相比，我國在2000年的時候，稅收額已經佔到了GDP的17%左右。但我們發現高稅收反而促進了經濟在之後的飛速增長。明代的低稅收不但加重了民間對額外負擔的敏感度，也限制了政府體量規模的發展，這造成了每當明政府核算完開支預算後，總是出現負結餘的情況。因為財政危機始終困擾著明帝國，致使其國家權力始終無法得到有效的保障。一旦國家無法形成強有力的干預扶持力量，光靠江南富庶地區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是絕對無法形成一定氣候的。
困窘的明政府財政，以太倉庫銀為例
總結
明代社會經濟大體存在以下幾個困局：1，儘管明代的耕地面積不斷增加，但人口數量的大幅度增長限制了整個社會財富積累率的提高，甚至是耗盡了之前財富積累的總和。
財富積累率長期處於負數
2，當財富積累率長期處於負增長時，勢必會減少社會的投資規模，而減少投資規模後，經濟增長率也將隨之下降。
明代與工業革命前英國的財富增長率對比
3，當經濟增長率持續停滯，甚至是出現負增長時，社會必然出現劇烈的動盪。而長期處於財政困境中的明政府顯然沒有多餘的緩衝空間來處理各種社會危機。李自成能輕鬆攻破京城，清軍能輕鬆入主中原，都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的水到渠成，大廈將傾，沒有甲乙出來攪局，還會有丙丁，明帝國的垮臺，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以上三個困局還是一個解無可解的死局，明帝國的專制皇權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勢必需要吮吸社會上大量的人口和財富來不斷強化自己，但為了不激化社會與皇權之間的矛盾，必定要不斷剋制自己搜刮財富的力度，也就是說，明帝國與社會達成了這樣一個協議：社會只要支出一定量的人力與財富，滿足政府和皇室的開支即可，政府則負責維護社會最基本的穩定和民眾的生存。在這個協議下，皇權與政府顯然沒有更多的動力去謀取社會經濟的增長，隨著人口的增長，社會管理成本的加大，明帝國很快就違背了這個協議，開始不斷加徵稅收，從而激發了社會的動盪，為了維持穩定，他們又採取了鎮壓與控制為主要手段的應對策略，這種方式更加阻礙了經濟的發展，以此不斷往復，這個現象就是後來學者提出的關於歷代王朝命運走向的歷史週期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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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專制時代，文章開頭顧誠先生所提出的那個假設是不太可能出現的。就算沒有清軍入主中原，明代也不會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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