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商業文明的消失——再回質樸
而沙陀人最終的落腳地之所以選擇在代北，並非沒有隱情。而這個隱情卻異常的關鍵。
《新唐書》的細節雲：“大和中，柳公綽領河東，奏陘北沙陀素為九姓、六州所畏，請委（朱邪）執宜治雲、朔塞下廢府十一，料部人三千御北邊，號代北行營，授執宜陰山府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隸河東節度。”這裡的九姓、六州當然是昭武九姓、六州胡的簡稱。但是這句話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印象，就是粟特人和這批沙陀突厥差異比較大。我們知道，之前的粟特人是將突厥人，甚至是後來的回鶻人都玩弄於股掌之間的。可是，面對這批新來的沙陀人則完全不同。特別是文中提到“素為”二字，這說明沙陀人和突厥人的文化很不同。前面已經提到了沙陀乃是處月人，並非突厥本族，存在文化差異是自然的。據此來看，突厥人和沙陀人的區別就是沙陀人不大喜歡粟特人——不喜歡而非完全排斥——這是一個大致的分野。特別是說為粟特人所畏，就是非常害怕沙陀人。因此，我們說沙陀人來到山西北部和河北張家口地區的交界處，根本上改變了這一地區截至到晚唐時期這裡依然還是非常濃郁的粟特人的商業文化氛圍。別忘了，安祿山最後也是河東節度使。這是極為重要的一個轉折點。而以沙陀來管轄、壓制粟特人才是朝廷的秘密理由。這應當是唐朝排斥粟特人的一個自然的舉措。這點我們必須格外強調下。
從前面引文看，沙陀的戰鬥力極強，比雪域高原的吐蕃人還厲害。這說明沙陀內部有其特殊性。而當代學者有不少研究其騎兵的。其實草原部落哪個不是長於騎射？何以現在就輪到這批沙陀人稱雄？如果考慮粟特人對沙陀人的畏懼的心理，那麼我們可以初步認定，沙陀人是更加原始的部落，其內部可能更加依賴於血緣關係，換言之，內部更少商品交換關係。
《新唐書-突厥》記載當時其風俗為：“始，沙陀臣吐蕃，其左老右壯，溷男女，略與同，而馳射趫悍過之。”可以想象的是一個男女都不大分別的民族其內部怎麼可能會高度接受處於高等級經濟模式的粟特人商業文明？對商業文明的打壓是必然的。但是這一地區大量存在粟特胡人的事情也是很明顯的。作為落後的民族必然在打壓的同時又得接受學習這些文明，這也是可想見的。這裡不僅是有粟特人還有粟特化的突厥人，而這批東突厥人後裔作為突厥人和同樣作為突厥系統的沙陀人當然也有共同性，有聯繫，有共同語言。另外，代北地區都會有大量的粟特人，那麼今天的延懷涿盆地有大量的粟特人機會是板上釘釘的事情。因為這裡更靠近幽州，有利於做生意。這是對我在本文中提出延懷涿盆地有大量粟特人的最好的、最有力的支持證據。
落後的部落使其必然更加熟悉騎射，這與被粟特文明腐化了的突厥和回鶻完全不同。幾十年的血雨腥風中的遷徙，目睹了突厥和回鶻兩大強國在草原上倒下，其中的粟特商業文明的副作用，必然讓這批來自西域雪山和草地交錯地帶的人群所厭惡和恐懼，所以，他們一定會非常排斥粟特的商業文明。雖然在新舊《五代史》上有不少姓康的、姓安的，但是這些以戰將身份出現的人，當然已經脫去了商人的長袍而換上了廝殺的甲冑了。因此，這批沙陀突厥人和之前的突厥人是不一樣的。
從外因來說，延慶、懷來、涿鹿地區的粟特商業文明的消失，最終是在這股來自西部的沙陀人和來自東部的契丹人兩股反粟特人的勢力合擊下形成的。
如果我們熟悉下粟特人的習俗，那麼就知道這是必然的，而且也與沙陀的養假子的制度完全不同了。據微信公眾號“多斯達尼” 2017-09-26發表的《古代粟特人對東西方文明的影響》介紹：
粟特人“父子計利”，因之不存在大家族制度，而盛行父系小家庭制度。這種家庭的特徵是一方面非常重視父系家世，穆格山文書中的粟特人皆冠以某某是某某的兒子，父名至關重要，祖父以上就不計了。另一方面，男子成年後就須脫離家庭，自去經商謀生， 孩子一降生就進行經商教育，至“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 以得利多為善”。及成年更須獨立生活。“丈夫年二十，去旁國，利所在，無不至”。開始與父母、兄弟別離分居，兄弟之間如發生利益糾紛，不恥訴於官府。兄弟、鄰居之間財產分得清清楚楚，但粟特式的“小家庭”只是相對於數代同堂、兄弟分居的大家庭而言，規模並不算小，這是因為其婚姻乃建立在多妻制的基礎上，粟特人的正妻多為同族聯姻，如康阿義屈達幹夫人石氏、安菩夫人康氏、米繼芬夫人米氏，康、安、米、石皆為粟特姓氏，但也有異族通婚者，如安祿山生父本姓康，養父姓安，母為突厥阿史德氏，亦屬異族豪宗大姓。正妻地位很高，可以與丈夫並坐胡床見客，法律上不但允許夫休妻，而且允許妻棄夫，擁有再嫁的權利。由於粟特人多去遠地經商，其性生活不可能為一夫一妻制束縛得很緊。因此，還另有侍妾、姘頭，這些次妻皆為外族，有的還具奴隸身份。“婦言是用，男子居下”，無非反映正妻尚擁有一定的發言權。
這種習俗反應到安史之亂後從安慶緒殺安祿山開始到劉守光將他老爹劉仁恭關起來，簡直就是必然的結果。這樣的家族內部很難產生強大的凝聚力。所以幽州藩鎮雖然最早是安史之亂的策源地，但是最終也沒有擴張到多大面積，這就說明其內部難以形成強有力的核心。反過來說，誠然富裕，但是卻不是很強大。這是以商業興國的特點。讓人感覺安史之亂歷史作用當然很大，但是不過是商業帝國的叛亂而已。以商人為主的文明稱為大帝國的動亂之源這也是李唐王朝歷史的一個特色。但是之前之後大多沒有這種狀況發生。這點尤為值得注意。
再說沙陀的假子制度（就是認乾兒子），必然是以家庭內部共產主義為特徵的，沙陀人下級向上級奉獻自己的兒子，作為上級的養子，是一種示忠的表現，培養養子，跟接班人的同等待遇，沙陀人是遊牧民族，人丁也不是很旺盛，加上游牧民族大多數都有全民皆兵的的制度，這是一種互惠互利的制度。沙陀人是非常勇猛好戰的民族，頭領養子越多，也說明自己手下的人丁興旺，一個養子的背後是一戶沙陀人的家庭，人頭越多，這個部落的戰鬥力也越強。而家庭內部當然不會出現交換。假子和親子的待遇而且相彷彿，這就為後來帝位紛爭帶來隱患。
《胡注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四》記載了山西北部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
自魏縣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後唐起於太原，馬牧多在並、代。莊宗在河上與梁戰，置馬牧於相州，以康福為小馬坊使以鎮之，蓋以並、代之貛牧為大馬坊也。唐內諸司有小馬坊使，宦官為之，非此。薛史唐莊宗曰：「康福體貌豐厚，可令總轄馬牧。」由是署為馬坊使。及明宗離魏縣，會福牧小馬於相州，乃驅而歸命。〕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福，蔚州人也。
嶎州人，就是現在河北的蔚縣人善於養馬。這當然意味著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之所以能破幽州李匡威，下媯州、居庸關，強大騎兵是資本。反過來看，藩鎮們雖然可以和朝廷鬧，卻不敢跟北方的契丹等少數民族鬧事，說明藩鎮時期騎兵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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