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特约撰稿人 聆雨子
如果你的印象依然停留在四十年前的那部《大篷车》，那你可能忽略了一个越来越无从否认的事实：
印度电影正在进入它最美好的时代。从《三傻大闹宝莱坞》和《地球上的星星》开始，中国影迷对印度片的重新认识，不知不觉已走过一整轮天干地支：以“引发广泛热议、收获极高口碑和美誉度”为筛选标准，《神秘巨星》《嗝嗝老师》《小萝莉的猴神大叔》《摔跤吧爸爸》《厕所英雄》《印度合伙人》《一代巨星桑杰君》、《我的个神啊》《巴霍巴利王》……随手列举，就有如数家珍般的琳琅满目影片。
浓郁的本土风情和鲜明的辨识度，聚焦社会焦虑、直击人心痛点却又总能回归到正能量的励志和催泪，受人尊敬的标杆性演员，完备的类型建构和类型涉猎，这种盛况，在全亚洲范围内，好像只有黄金期的香港和1998年分级制度建立后的韩国可堪比拟。
所以，“2019年看到的第一部激动人心的悬疑片竟然来自于印度”，虽然意料之外，却也情理之中。
只不过，宝莱坞终究不是好莱坞，好像再怎么努力，也还是有人会把它扁平化地解释为“一言不合就跳舞”。所以，网友们总在调侃，去除了标志性的“咖喱味”之后，印度人究竟能不能以更加现代的节奏和模式，拍出一部国际化的佳作。
《调音师》大概算是一种答案，至少，算是一种方向所在。
“看不见”与“看得见”
很多观众都知道，它的母本来自某法国短片，能扩容为现在的长度和容量，靠的是不断展开的意外与突变，不断被研发出的新的阴谋、欺诈和解套：用一个段落的脑洞，引出下一个装有新脑洞的段落。这种套层式结构，会让人想起那些属于东方智慧的、古老的叙述形态，比如《天方夜谭》里的大小故事接龙，还有印度自己的《罗摩衍那》中，史诗单元的叠加。
不必说那据统计高达五十次的剧情反转（大概是每个人对“反转”理解标准不同，也可能是我自己的愚钝，本人使劲浑身解数，也只统计出了十七八处）。不必说被控制住了的、不逾矩的歌舞场面（巧妙地缝合于男主角“音乐人”的身份中，服务主线情节、外带适度增加看点，却没有跳戏）。也不必说自带符号学与神秘学色彩的那只兔子、那柄兔子拐杖、那个被兔子拯救的故事。
更不必说最后一个镜头里开辟出的那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巨大阐释空间，和“到底瞎了还是没瞎”的无解天问——让看客在离开影院之后还可以展开持续不断的讨论甚至争论，并在讨论里获得巨大的智力快感，对一部以悬念为主体卖点的电影而言，这构成了它最具有生命力的成分。
总之，悬念迭出、意外不断、完成度极高、观影体验非常好，这些评价，应该没有什么异议。
如果进行相对简练或抽象的概括，那这首先是一个在盲人和常人之间似是而非的故事——这种盲与不盲的模糊性，甚至一直持续到电影结束还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所以，它的核心任务，其实是一直在着力经营“看得见”和“看不见”之间的辩证关系，它所有的戏剧性，都来自于这两者中间的碰撞和撕扯。
明明看得见却假装看不见，骗过了所有人以为你看不见，这是第一次张力释放，“盲眼"在这里作为一种行为艺术、身份实验、卖惨伎俩甚至是撩妹手段而存在。
所有人都默认你看不见、反而疏忽大意让你误打误撞着看见了某些真相，这是第二次张力释放，“盲眼”在这里作为一种误解、默认和巧合触发点而存在。因为看见了某些真相，不得不在急于灭口的行凶者面前继续装作看不见，这是第三次张力释放，盲眼在这里作为一种掩藏、保护色与退无可退的自救而存在。
因为没能成功地继续装作看不见，终于陷入危机，最后真的被弄瞎双目、失去了看见的能力，这是第四次张力释放，“盲眼”在这里作为一种弄假成真的惨剧、一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果报而存在。很显然，这样推导与梳理下来，我们顺理成章地会期待第五次张力释放：
因为想要重新“看得见”，被迫首次以一个真的“看不见”的身份，去对抗、去自救。“假眼盲”和“真眼盲”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小遗憾：阿卡什真的眼盲之后，剧情的推进开始过度依赖于那几个猝然来到故事核心地带的、中二病十足的魔性角色——无论是那对逗逼坏夫妇还是那位逗逼坏医生，他们结成的绑票小团体，虽然心狠手毒，却智商捉急，第一次反水的原因竟然会是“相信阿卡什是湿婆的化身”。
这个小团体与阿卡什与西米之间，形成了一场不断变换结盟关系的猫鼠游戏，游戏固然精彩，但主角一直非常强大的自主意志和自主能力，却在这个三角博弈里，被多多少少稀释了。
也就是说，当阿卡什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看不见”之后，他曾经长期假装“看不见”所带来的对“看不见”的熟悉和适应，他长期扮演盲人所形成的某些固有的习惯和技能，完全可能、也应该成为他脱困的关键。
因此，就像很多评论者都指出的那样，相比前二分之一的窒息感，故事后半程有一点为了酷炫而酷炫、为了提速而提速的崩坏，整个路数几乎从心理惊悚急变为黑色喜剧，转折点多到自相干扰和缠绕，节奏上也相应地脱线了。
不过细想的话，还是可以在其中发现很多与“既往的盲人身份”或者“既往的盲人训练”相契合的东西。比如：听力惊人，记得司机和卖彩票女人的声音，从而很快意识到他们是谁。比如：“被习惯性地忽略”，几乎是失明群体最常见的一种存在状态，甚至是最常见的一种存在策略。
而阿卡什这一生，如果说上半场在利用盲人的“被同情”，下半场毫无疑问就是在利用盲人的“被忽略”——目睹凶杀时、面对伪证时、在金钱和复明的诱惑时，他总能适时地从众人面前隐去自我，躲开外部最危险的猜度。
再比如：因为视觉层面的信息摄入困难，盲人在理解和认识世界的时候，总要被迫启动“脑补”进行信息填补，这在无意中铸就了其想象力惊人的独特质素。所以阿卡什一上来就很会胡编乱造（什么自己14岁被板球砸中了脑袋、伤了视神经以致双目失明），所以他在警局里会假想一段自己挺身而出拆穿证人声明的勇敢戏码、作为对内心潜藏的良知的自欺式抚慰与代偿，所以他在最后能对前女友构建、描述、巨细无遗地还原一整幕往事，并且有能耐自圆其说。
“他很牛”与“他很坏”
What is life?it depends on the liver.
生活是什么？生活取决于肝脏。
这句话是全片的起点，也可说是全片的题眼。这句话的双关语意味很容易被忽略：liver既是指“肝脏”（扣合了器官移植这个局），也是live的名词人称形式——在生活着的人，在生存着的人。
生活是什么？生活取决于生活着的人本身。
生活是什么？生活取决于能让自己活下去的人。
一切都会归附于人，人的弱点，人的欲念，人的良知与智慧，以及，人的局限。
杀人成瘾的西米带来了一场“施恶者是否就该被另一种恶反噬”的伦理困境，一手遮天的警察局长其实色厉内荏，利欲熏心的出租车夫妇结局相当无助与可怜，冷漠贪婪的邻居熊孩子让人很难说清一切究竟是儿童的恶作剧还是人性本恶的渊源。
前女友苏菲好像是这里面唯一的单纯者，只是这单纯几乎到了浅薄至少是傻白甜的程度——就像现实生活中许多本质良善、但缺乏思考习惯的热心群众，永远痴迷于被舆论裹挟、永远急于人云亦云地下判断。所以她很容易爱上又很容易失去，所以她的追问只能得到男主一个意味深长的笑，所以，她最终讲出的“她害死了这么多条人命，你应该听医生的，取掉她的角膜”，这句以恶制恶的想当然的道德决裁，肯定也无法代表主创者的态度。
当然，本片最大的内在纠结在于：视点人物并不具有理想的人格，或者说，主角光环里没有道德光环。
阿卡什的八面玲珑、以身犯险、聪明过人，很难不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对其产生情绪投资、以他的遭遇作为自己的挂牵、以他的安全作为自己的期盼。
但是他的虚伪、腹黑、利用残疾人身份骗取同情和爱情的做派、面对凶杀案时的“自保优先”、乃至最后疑似存在的默许医生摘取西米视网膜的选择，又都是确切无疑存在着的。
于是，感性的情绪投资，与理性的道德评判之间，产生了分歧，并且始终无法自洽。
然而，正是这种分裂，正是这种无法自洽，构成了《调音师》最大的野心，使之得以区别于一般爆米花电影，完成了对人心、人性、人间世的抽丝剥茧。
一旦抽丝剥茧，就必然要触碰一片巨大的灰色地带，因为宇宙从来不是非黑即白。
“他很牛”让我们紧跟剧情、震颤心弦，“他很坏”让我们掩卷长思、默然怅然。
“他很牛”让我们high起来，“他很坏”让我们静下来。
一部能让人“high起来”又能让人“静下来”的电影，一定不会太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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