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作家協會發布公報 ，經過專家論證和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審核，確定2019年度“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之星”叢書入選作品10部。
“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之星”叢書旨在發現培養少數民族優秀中青年作家，推出少數民族文學精品力作，推動少數民族文學事業繁榮發展。
中國作家協會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辦公室收到2019年度《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之星》叢書項目推薦作品54部，經論證、審核，最終確定入選作品10部，分別為中短篇小說集4部、散文集3部、詩集2部、理論評論集1部。
寧夏維吾爾族作家阿舍的散文集《像風一樣》、回族詩人馬佔祥的詩歌集《西北辭》入選該叢書。
此前，寧夏作家李進祥的中短篇小說集《生生不息》、烏蘭其木格的評論集《喧譁中的諦聽》入選2018年度《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之星》叢書，目前寧夏入選作家已達到4位。
阿舍，原名楊詠，維吾爾族，漢語寫作。上世紀70年代生於新疆，現居銀川。《黃河文學》編輯。魯迅文學院第15屆、第28屆高研班學員。出版有長篇歷史小說《烏孫》，短篇小說集《核桃裡的歌聲》《奔跑的骨頭》《飛地在哪裡》，散文集《流水與月亮》《白蝴蝶，黑蝴蝶》《撞痕》，隨筆集《托爾斯泰的鬍子》。2010年2011年獲《民族文學》年度散文獎，2014年獲《民族文學》年度小說獎。2016年散文《我不知道我是誰》獲《十月》文學獎，2016年小說《左耳》獲《朔方》文學獎。
阿舍：從《我不知道我是誰》談起
阿舍： 我不知道我是誰
很長一段時期，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誰。二零一四年深冬的一個傍晚，一個文學座談會終於進入尾聲。窗外夜幕漆黑寒星閃動，與會者倦意滿面，一整天的交流讓情感、概念、偏見、善良和期待交織在一起，那些形形色色的言詞化為體態不一的精靈，低迴於天花板下。我因為感冒而沉甸甸的大腦像灌了鉛水。到了最後歸結部分，突然，一段關於我為什麼是我的話語罩住我的耳郭，扯緊我身體裡最敏感的一束神經。發言者分析了我為什麼是我的原因：既因我的母系血緣，也因我的父系文化。雖為即興，但剖解到位，推導合理。彼時彼刻，我的“理性之軀”領會著發言者的準確，也為其真切心存感激。但同時，我的“感性的身體”卻緊繃成一根沁出冷汗的皮繩，霎時閃回戈壁童年，怔在與此相似的一幕幕圖景面前。不能置疑發言者的好心，這只是我——一個還未為自己是誰準備好的人——本能而簡單的生理反應。那一瞬間，時間嘩地裂開一條口子，我看見其間純白的光芒在同一時刻蓄積而落，落成一條白茫茫的長路，徐徐移向我的腳下。顯然，時機已到。它如此明瞭，又如此自然。它似乎在等待這個讓我身體“緊繃成一根沁出冷汗的皮繩”的時刻，讓我因為深陷其中而生出一種極度的煩惱，生出極力擺脫這種生理反應的渴望。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煩惱與渴望呢？是你眼睜睜看著別人指認出“你是誰或者不是誰”，而你卻不知道自己是誰或者不是誰的尷尬和焦灼。必須結束這種尷尬和焦灼，必須把自己從身體的倉皇失措中解救出來，必須要在別人指認你之前，首先認出你自己。我對自己說。（節選）
主持人：田鑫 受訪作家：阿舍
田鑫：《我不知道我是誰》，這篇幾萬字的散文，一直圍繞“身份”這個問題進行，您介紹下這篇散文的創作情況吧？
阿舍：這篇文章是從2015年3月份開始寫的，花了六個月寫完。但正像我在文章中寫的那樣，“身份認同”這件事困擾我已經許多年，加上腹稿時間，少說也有五六年了吧。之所以想寫這個題材，當然首先是因為自己被他困擾多年，再有，是在這種困擾中意識到，“身份”問題是個普世問題，並不獨在我這樣有著多重血統、多重文化身份的人身上。大家應該都有感觸，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多重身份，簡單舉例，比如家庭身份、工作身份、社會身份，再往細分，一個家庭身份下面又有多個身份，因為我們同時會是女兒、妻子、母親、兒媳等等，我們每天都會在各種身份之間穿梭，到了哪種身份，就得說哪種身份的話，各個身份之間都有各自的責任與義務……
田鑫：這篇散文發表之後，讀者的反饋如何？能不能看做是您的代表作？
阿舍：比我的任何一篇作品反響都大。首先是刊物的編輯，多處推介並讚譽這篇作品。隨之而來的是刊物的微信公眾平臺，留言不少，閱讀量也不錯。再後來，是一些朋友通過各種方式向我表達對這篇散文的喜愛，其中包括寧夏著名作家石舒清老師向我發來短信祝賀，給予我莫大鼓勵。最給我感觸的是一位新疆讀者，他經由寧夏審計廳的朋友輾轉聯繫到我，在電話裡向我表達了這篇散文在他內心引起的共鳴……
田鑫：有評論認為“阿舍的散文，將散文的傳統尊嚴逼到了一個尷尬的死角，極大地延展了散文倫理的新疆域”， 作為一個有多重身份、多民族血脈的青年女作家，您的文字很明顯區別於同齡作家，能說說您的創作理念麼？
阿舍：可能正是因為我的多民族文化身份，使我的文學關注點、文學敏感區不同於他人。但話說回來，每個人的文學關注領域都與別人不同，因為文學創作的第一個出發點是個人經驗，個人經驗是無法相同的。我的情況可能比較特殊些，除了多重血緣，又出生在新疆兵團這樣一個有著多重文化形態的地域，所以看到的外面世界、遇到的問題，都有特殊性。再加上比較固執的性格原因，比如說，有些問題非要搞清楚，極其不願意人云亦云，所以寫作的差異性比較明顯……
田鑫：阿舍老師這個環節我們談談閱讀和寫作。您最喜歡的作家有哪些呢？
阿舍：首先，我認為一個作家的閱讀要遠遠大於寫作，閱讀除了能教給你觀察和思考外面世界的方法，除了能教給一個作家寫作的技巧，更大的價值在於，閱讀讓你看清你自己的位置和座標，找到你寫下去的方向。當然，我所說的閱讀是指文學經典，和一切帶給你知識和間接經驗的各個門類的真正好書……
田鑫：在成為文學期刊編輯之前，阿舍老師做過很長一段時間記者。記者和作家之間，有很多區別，也有相同點，我想知道的是，您是怎麼分配時間在兩者之間穿梭的？
阿舍：我很感激自己二十多年的記者生涯，新聞工作給我帶來的最大補益，是讓我對現實一直保持敏感。這很重要，因為寫作的第一個要素，就是對現實保持敏感，文學作品的主體是人，而人是處於現實中的，人的任何選擇與行為都與現實有關，沒有現實，人也就不成立。工作與寫作，有時候是互相給予，有時候又互相搶奪，比如在時間分配上，我的做法是，絕不把工作帶回家，家裡的時間只用來閱讀與寫作。有了個原則，就會為了回家的寫作，下意識地在單位提高工作效率，做好時間規劃，讓兩邊的事情不要打架。但事實是，一開始兩邊經常打架，一打架我的心情會不好，不好就會影響兩邊的工作效率。所以，為了搞好兩邊的關係，就得自覺地形成一套紀律，而自己，就是那個既制定紀律、也執行紀律的人。紀律對一個作家很重要，它的作用非同小可，任何事情好像都是如此……
田鑫：您在《青年文學》《十月》等刊物發表了不少作品，感覺挺密集的，平時寫作是計劃性的還是隨意性的？您對自己的創作有要求嗎？能說說您一天的日常生活嗎？什麼時候寫作？都有啥愛好？
阿舍：剛才已經說了，我對自己有一套紀律，對紀律的執行很重要，好在這些年我已經形成了每天寫作和閱讀的習慣，所以，閱讀與寫作的方向是越來越清晰。一般來講，會有短期和長期計劃，閱讀和寫作同時進行，都是有明確方向的，不再是像初期寫作時那樣隨意。你所說的創作要求是哪方面的？在數量上面不會特別要求自己，比如說每天必須要寫多少字，沒有這個要求，只是盡力去寫，寫好每一句，邊寫邊改，寫多少算多少。我一般每天早晨和上午寫作，下午和晚上閱讀，打破這個節奏時候會有心理不適。我的愛好很多，種花、打乒乓球、畫畫……但今年下半年我發現不能這樣，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要把自己想成是萬金油，那樣什麼都做不好。想要做好一件事，就得學會放棄其他。我在慢慢收減自己的愛好，只留下不能捨去的那部分……
馬佔祥 ，生於上世紀70年代，回族，寧夏同心縣人。就職於同心縣文聯，寧夏作協理事、中國作協會員，作品發表於《朔方》《飛天》《詩潮》《綠風》《星星詩刊》《詩歌月刊》《詩選刊》《詩刊》，併入選多種選本。出版詩集《半個城》《去山阿者歌》《山歌行》。曾獲朔方文學獎、六盤山文學獎等，參加第28屆青春詩會，魯迅文學院第17屆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第七屆青創會。
馬佔祥:我的訴說高不過一座山
嚴英秀
寧夏和甘肅比鄰而居，據說以前是一家子。我去過寧夏的許多地方，但認識寧夏詩人馬佔祥卻是多年以後的事了。
我見馬佔祥時，他已到達北京文學館路上一處幽靜的小院了。據說馬佔祥坐汽車趕火車，風塵千里，車馬勞頓，終於到了那座著名的魯迅塑像下，他卸下行李，感慨萬千地說道：“唉，北京真是太偏僻了，離我們寧夏這麼遠！”
馬佔祥是一個安靜沉穩的小夥子。機關幹部的打扮和中規中矩的小平頭，使他和另一些從頭到腳洋溢著詩人氣質的人區別開來。使他和別人區別開來的還有吃飯。吃飯時，他遠遠地一個人坐在清真席上。他是人群中惟一的回族。後來，大家熟了，不十分拘禮了，便也端著飯盆坐到他那一桌。但無論是笑語喧譁三五成群，還是形單影隻向隅而坐，馬佔祥都是那麼安穩，他篤定而自信。從他的背影，讀出的不是孤獨，而是孤獨的力量。
後來，我讀了馬佔祥的詩集《半個城》。半個城就是馬佔祥生活在寧夏的小縣城同心的別名。馬佔祥生在寧夏，長在寧夏，他熱愛寧夏。而他的詩歌，從命名到內容，自然都是關於寧夏的。
半個城，雖然是“這座不顯眼的小城，在傳說中失去了半個城”之後剩下的另一半，但它“依舊養育著莊稼河流大地和人民”，所以在馬佔祥的詩歌裡，它是完整的，是被放大了的，那就是馬佔祥用赤誠的文字建構的詩歌寧夏的形象：西部的，乾旱的，回族的；苦難的，堅韌的，壯美的。這是地理學層面的寧夏，更是精神意義的寧夏。馬佔祥深情歌詠了寧夏廣袤的大地上那些被前人寫過的壯懷激烈之地：六盤山、賀蘭山、西夏陵、騰格里、西海固，他有理由在這些名詞裡自豪沉醉，做出登高望遠凝眸歷史的姿態，因為他確實寫出了那種裹挾天地的浩然長風，那種蒼莽渾黃的西部氣息。但馬佔祥沒有這樣，他做的更多的不是憑弔昔日之榮光，而是撫慰今日之疼痛。他用詩集中近2/3的詩篇，細微精湛地展現了那些卑微、沉默、堅忍的山山水水，一村一壑：廟兒嶺、張家井、石塘嶺、趙家樹村、周家河灣村，村裡那道乾涸的河床，河邊被雨水遺棄了的芨芨草。他詳盡描述了所有滿含希望又收穫淚水的農事，那些過早成熟的山芋苗，沒能高過手指的糜子……寧夏，寧夏南部龜裂的山川大地，就這樣柔軟地、豐潤地走進了馬佔祥的詩歌。
海德格爾說過，歸鄉是詩人的天職。幸運的是，馬佔祥不需要尋找，不需要歸去，他從來都在那裡，他生命和詩歌的根都深深地紮在那裡——半個城，這是具體實在可感知的地理學的故鄉，更是一個他聊以安妥自己靈魂的精神家園。他在《小城之一——同心》裡寫道：“城南是一條河。它如一雙手般∕將小城同心托起。而旁邊一塊闊大的墳地裡∕有我的爺爺。三個奶奶。兩位兄長。已無法數清的鄉親以及∕剛剛大去的李阿訇。城北一大片蕎麥長勢良好。一大片玉米∕迎風挺立。我的父輩在小城同心生活過，我在小城同心∕生活過，我的後代也會一樣。在小城同心滿足而安然。這些都是∕可以肯定的。”不止這些，在馬佔祥厚實悲憫的詩歌裡，可以肯定的還有更多的人和事，那些苦難而親愛的地名共同構建了他的寧夏“乾旱的地理”：“小城西吉如此狹長。像一個沒有結局的故事。從清晨到∕傍晚。它依次發召喚聲。誦經聲以及祈禱聲∕長長的聲音佈滿了整座小城。它安詳平和卻包含了∕更多……那裡還有些堅韌的人。身穿長袍。將頭叩向大地。心中燃著∕火焰。彷彿傳說中的部落……”在就連“向日葵都放棄了春天”的山城固原，“在山與山的間隙。總有秦腔抑或花兒飄起∕那是怎樣的聲音啊∕我該炸裂幾次才能乾淨地收聽”；“一天之中五次禱告∕一年之中一次宰牲∕給每個人都賦予聖者的名字∕在韋州，命定的生活裡∕一切都相安無事。就連暗淡的太陽∕也會在傍晚把頭叩向寬闊的∕大地”；“窯山，這大地上的一粒暗痣。內心蘊藏著∕煤炭般的黑焰火。在五十載不遇的大旱之年∕只讓絨毛般的芨芨草淡淡地綠了一下子”；“十萬山巒洶湧著聚集張家塬，抬起或深埋了∕無數村落。那一刻：鷂鷹收攏了雙翅陡然衝向擁有∕三棵老槐的山灣”；“我可以肯定堡子山是寂寞的。一個撐天的高大身影在∕小城涇源∕撐起雲朵。鳥鳴。山風。留下陽光。水聲。它經歷了∕更多的目光的∕質詢。因此它可以見證：一個漂泊的人在小城涇源∕聽到水聲……”
就是這樣，乾旱缺水、荒涼貧瘠的寧夏高原，賜予馬佔祥的卻是一個雨水豐沛、蔥蘢自足的詩歌世界。故鄉成就了馬佔祥，一生“在塬上尋找糧食和水”的父老鄉親，給了馬佔祥一雙以悲劇的重量輕盈飛翔的翅膀。他沉重卻不蕪雜，澄澈而又深邃，他隨意拙樸又深情蒼涼的詩句使一個叫“半個城”的地方巋然屹立於中國當代詩歌的版圖中。
馬佔祥在詩集後記中說道，寫詩20年，從初次提筆的頑童時期已到兩鬢漸白，詩風由抒情轉為寫實。的確，馬佔祥的詩看上去非常樸實，因為他以極寫實的手法描述鄉土世界，但實際上，他的寫實既有抒情的傳統的根基，又具備一種內在的現代特質。他用詞簡約，語言剋制，摒棄了可有可無的辭藻和修辭，詩句短小精悍，富有張力，尤其在意象選擇和轉換上，自然輕巧，不著痕跡，但又有深入廣闊的內容開掘，表現出了一種特別的現代意味。他常常從突兀而起的日常場景和思緒的承接轉換中，飛躍上升到一個人在完全的寂靜和孤獨中所感受到的對生命、空間的觸摸和徹悟，這樣的詩不見虛弱浮泛的吟唱，內在的支撐使詩句的每一個字都瘦骨如銅，錚錚作響。
馬佔祥生活在“回民的黃土高原”，這使他的詩歌創作必然地籠罩在宗教的光環下。但他袒露在詩歌裡的除了一個信仰者的虔誠，還有一個作為思想者才能達到的現代的審視高度，這種內蘊的勇氣和精神使我非常讚賞。《參加楊輝爺爺的葬禮》這首詩：“六月酷熱，那個被楊輝稱作爺爺的人走了……∕他在八十一年中一直達觀而∕平民地活著。在最後仍保持著低調的∕作風。我仔細地再次端詳了這個老人∕鬍鬚花白。臉色平靜。彷彿一塊平靜的∕石頭。阿訇在他身邊用《古蘭經》的章節∕成全他。其實這個老人已不需要任何多餘的∕——他沒有虧欠什麼……”
我同樣讚賞的還有《寧夏以南：寫給高原的詩》，在這首詩裡，詩人在“一再提及黃土高原，寧南山區，一座山，一條河和眾多莊稼”，提及“山坡羊，苦菜花，陽光，蜜蜂”，提及“戴蓋頭的姐姐皸裂的臉頰”後，卻低聲地喟嘆：“我的訴說高不過一座山”。與這句話相對應的是另一首《我將要到山上去》中的“我不能不到山上去，站在高處，看我生活其中的小城的渺小”。這兩首詩兩句話多麼難得，它們交相輝映，寫出了詩人馬佔祥難能可貴的兩個方面：在山川河流、在自然萬物、在沉默勞作的人們面前，永遠保持著敬畏謙卑的態度，永遠清醒地告誡自己：“我的訴說高不過一座山”。與這樣的態度和胸襟相匹配的是，“我不能不到山上去，站在高處，看我生活其中的小城的渺小”的眼界和立場。作為一個詩人，馬佔祥做到了謙卑地低下去，低下去投身於渺小和苦難，從塵埃裡唱出了神性的歌吟，與此同時，他又警醒著，他掙脫羈絆，完成著對自身對環境對生活的審視：站在高處，俯視渺小。正因為有了這兩樣最可寶貴的秉性和品質，馬佔祥正在成長為一個優秀的詩人。
今夏，蘭州多雨，黃河水漲潮，幾度淹沒了40裡風情河堤。每日出門憂慮於一場場突降的狼狽時，心中總會驀地想起馬佔祥。想起馬佔祥在北京的飯桌上，猛地揚起手機，無比歡喜地喊：寧夏的短信，那邊下雨了！寧夏下雨了！他臉上的笑，他眼裡的亮，像極了一個孩子在宣佈：明天就過年了！——但這樣的歡喜也是孤絕的，並沒有太多的響應和共鳴。人們沉浸在自己的話題中，關於人類明天的走向，關於現代人今天的靈魂，關於後現代時期文學的處境。太多凌空高蹈的宏大思想，使許多人的臉上深刻著恰如其分的憂患，誰又分的出心去關注一片遙遠天空下的一場小小的雨呢？誰又願意從滔滔的熱鬧中抽身而出，安靜地聆聽馬佔祥訴說正在夜降喜雨的那個小城呢？那裡，是他祖輩生活的地方，那裡，自古以來，十年九旱，十種九不收，那裡，年均降水量只有200毫米，蒸發量卻是2300毫米，那裡，清亮的水源總是離村莊太遠，一位回族婦女行走在下溝上塬崎嶇不平的挑水路上，桶裡的水每灑一滴，她就“哎喲”一聲……
那麼，現在，寧夏也下雨嗎？半個城，它在下雨嗎？我的城市裡這不期而至的連綿不絕的惱人的雨，會不會是詩人馬佔祥身後那些苦焦的千溝萬壑久盼的甘霖？那麼，那些旱塬上的莊稼，那些堅挺在村口如同戰士般的矮樹，那些在崖畔上開出皺褶的花朵的馬蓮草，不會再遭遇一瘦再瘦的命運吧？
太多的人說，詩歌是無力的。我不是不知道這個，在今天，詩歌的光芒微弱到不足以照亮一條手機短信撒播的短暫黑暗。但我仍相信，一首純粹的高尚的詩歌，就是一場好雨。相信那個婦女濺灑出去的每一聲疼痛的“哎喲”，都讓馬佔祥用雙手掬起，捧進了他的詩歌——那是生活對一個詩人所能賜予的最好的禮物：上天的雨水。
嚴英秀，女，藏族，甘肅省舟曲縣人。現為甘肅聯合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此文刊發於《文藝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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