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世界讀書日，北京是一座有著讀書傳統的古城。上世紀上半葉，北京城裡的文人雅士們常去舊書攤，他們與書鋪的老闆或者店員熟識後，形成了一種極為特殊的關係，流傳著很多佳話。
袁家方先生是民國北京一家舊書店老闆的後人，他講述了自己父親開舊書店時的許多細節以及老北京舊書行業中，店員與顧客之間超越金錢，甚至超越生與死的不平凡故事。
講述者：袁家方，74歲，京城老字號研究專家。
舊書店老闆資助“落難”大學生
年過古稀的袁家方，對閱讀與寫作依然充滿熱情。如今他著作等身，是研究北京商文化以及老字號的專家。袁家方每天上午睡覺，下午埋頭苦讀，或奮筆疾書，一直忙到次日凌晨。這份對書的喜愛，源於小時候——他父親曾開有一家舊書店。
他父親袁俊是1912年生人，13歲在琉璃廠書店學徒，出師後，在東安市場擺書攤，專賣外文書籍。在東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撰的《王府井》一書裡，提到東安市場的外文書攤，創辦最早的有3家，袁俊的書店就是其中之一。
袁家方家中收藏的部分舊書
不久，他父親在西單商場開辦了自己的書店。“當時西單有五個商場，書業都在第二商場，我家的書店叫大眾書社，同樣也是專營外文書，面積80至100平方米。”
抗日戰爭臨近勝利，袁俊敏銳地感覺到戰後，北京城裡大學會復課，他就收集了很多醫學類的教材。果不其然，當時，很多人都在找醫學類教材，而整個北京城就他這裡最齊全，由此掙得了“第一桶金”。
袁家方說，儘管他父親不懂外文，但是隻要顧客來問某本外文書，他就能像賣中文書籍的店員一樣，立刻指出那本書在哪裡。不懂外文，為何能做到這樣？原來，袁俊非常用心，在顧客買書時，他會打聽書的譯名和內容。他也向顧客學習，不斷翻檢書籍，積少成多，他便懂得了多國文字和不同門類的外文書籍知識。
當時，他父親會根據一些顧客的特點，做一些不同的處理。比如有些書，有可能是某位常來的顧客需要的書，他就不擺在外面，然後寫信問那位顧客哪天來看看，如果沒有時間來，他就會派人給送過去。
袁家方的父親曾經歷過一件非同尋常的事。那是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有一位大學生經常到書店裡看書，父親見他好學，有時會讓他把書帶回去看，看完再拿過來。一天，這個學生來書店找他父親，悄悄對他父親說：“我要去延安。”他父親立即安排那學生到安全地點，給他買了火車票，還給了他一些盤纏。
1949年，那位學生穿著軍裝，特意到書店裡找他父親。學生說，他現在是葉劍英軍調小組的一員。雖然曾經救助過這位學生，但此次見面後，兩人再沒有了聯繫。袁俊幫助過好幾位類似情況的學生。
上世紀五十年代，不少大學生來他家書店看書，他們一站就是一天。袁家方對此印象頗深：“到中午吃飯的時候，這些大學生掏出一個火燒，一邊吃一邊看。那會兒火燒3分錢一個，比燒餅還便宜兩分錢。”每逢這時，父親也會讓袁家方沏上茶，給大學生送過去。有時，還會請他們一起吃午飯。當時不少書店會讓學生把書拿走，看完了再送回來。袁家方說，“早年間，舊書店的老闆，雖然自己也要養家餬口，但對於讀書人，特別是家境貧寒的讀書人，他們還是會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予幫助。”
袁家方多年的書友兼“球友”、北京城歷史及文化著名學者朱祖希，對於當時的苦日子，深有體會。朱祖希是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的學生，1955年，朱祖希考入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當時他每個月只有12.5元的助學金加2元的生活補助，北京城裡大大小小的舊書攤，成為他最愛去的地方。那會兒，他一般是坐公交車到西直門，然後再去逛城裡的舊書攤，從中關村或者北大西門坐公交車到西直門，坐車要1毛5，而從海淀黃莊坐車只要1毛錢，為了省下這五分錢，朱祖希每次都是走到海淀黃莊去坐車。
一份書單跨越四十年
袁家方說，出於對知識的尊重，北京城裡的舊書店與主顧之間，形成了一種超越金錢的默契，“這種默契的基礎就是信任。”
多年前，袁家方去拜訪中國書店的顧問郭繼森老先生。“郭老先生一見面就問我，‘你是老幾？過去我常去你們家。’”在交談中，他得知了郭繼森與歷史學者洪業的一段故事。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燕京大學老師洪業，常去中國書店買書，漸漸就和郭繼森熟識了。郭繼森後來常給洪業送書，兩人建立起了良好的友誼。這交情還擴展到洪先生的學生，如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1941年冬，燕大被日軍封閉，洪業也被捕入獄。郭繼森不僅冒著生命危險去監獄探望洪業，而且還給洪業帶信，甚至還幫洪業把信帶出來。可見兩人關係之密切。
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期，洪業去美國講學，臨走前，洪業請郭繼森購買一批古籍。沒想到的是這一別，就是幾十年杳無音信。上世紀七十年代，中美恢復邦交後，洪先生派了一位學生到北京，尋訪當年的老友，當然包括郭繼森。與那位學生寒暄三兩句後，郭繼森在一個抽屜底下的牛皮紙中抽出了幾頁紙，這正是當年的書單。郭繼森告訴那個學生：“洪先生去美國之前，委託我買的書，一直保存到現在，一本不落。請你轉告先生。”經過40年風風雨雨，無法想象郭繼森老先生是如何把這批古書完好無損地保護下來的。
不久，洪先生從美國回到北京。老哥倆見面，洪業把一個大信封交給郭繼森，說：“我在北京的房子送給你吧，這是全部的手續。咱們年紀都大了，我此次回美國，不知道以後還能否回來（1980年洪業在美國去世），留個念想。”
袁家方聽了郭老的講述，趕緊問：“那您現在住的是洪先生的故居？”郭老搖搖頭：“當天下午，我就把它上交了。”見袁家方不解，郭老淡淡地說道：“非賣書所得，情義領了就是。”
袁家方說，這就是當年北京舊書店裡那些店員們對於舊書這行的獨特理解。袁家方告訴記者，如今燈市口中國書店還有幾位老店員，還有當年的做派。“與你見兩三次面，他就能記住你，你一去，他老遠就點頭衝你樂。”
前幾年，習慣了在網上購書的袁家方，又去了一趟燈市口的中國書店，那些老店員見他來，遠遠的就用很低的聲音說：“來了啊？”“這個聲音很講究，既要讓你聽見，又不能驚擾其他人。”
舊書堆裡寶藏多
袁家方珍藏的《舊都文物略》
對於袁家方來說，父親留給他最大的財產在精神層面。 年少的時候，父親的一次“特殊訓練”，讓袁家方印象深刻。那是一個三九天，天寒地凍，父親讓袁家方在書攤邊上，要求站得筆管條直，不管多冷，兩手都不許揣兜裡。一天下來，袁家方的腳和手被凍傷了，“三年後凍瘡才痊癒。”從那個時候起，袁家方也真正體會到了什麼叫“站如松、坐如鐘、行如風、臥如弓”。
他父親不懂外文，卻把外文書店開得有聲有色，離不開“用心”二字，這也深深影響了袁家方。袁家方戲稱自己讀書做學問是“愛抬槓”，總要問“是真的嗎”或者“為什麼”，不懂或者有疑惑的地方，一定要想辦法弄明白。如今，袁家方正在撰寫關於北京會館方面的文章，憑著愛鑽研的勁，他發掘出很多人並不關注的細節。
不過，父親還是給他留下了一份“傳家寶”：那就是一本民國二十四年出版的《舊都文物略》，這是他父親的至愛，父親去世前，專門留給袁家方，並對他說“這本書你有用。”袁家方也對這本書珍愛有加，給它做了專門的布書衣。他開玩笑說，“這本書平時秘不示人。”2000年，北京古籍出版社重新出版了這套古籍，他毫不猶豫又買了一本，用於平時查閱。
父親對他影響最大的，還是對書的熱愛。袁家方自己常逛舊書攤，碰見喜歡的書，就會買下。袁家方最為“自豪”的一本書，是著名書法家大康先生選輯的一本字帖：《金文書法精華》。那是上世紀九十年代，袁家方花11元買的。讓他頗有意外的是，如今，這本薄薄的字帖，在網上居然賣到了四五百元。
從學生時代就愛逛舊書店的朱祖希，同樣在舊書堆裡發現了很多寶藏。他在燈市口的一家舊書店，淘到了一本《天人合一觀念與華夏文化傳統》，這本書對他論述古都北京規劃的文化淵源有很大的啟示。他最後成書的《營國匠意》（2008年該書榮獲國家圖書館第四屆文津圖書獎）就與此有很大關係。
兩位多年的老友，在瀰漫著書香的午後，追昔撫今，不無感慨。正如袁家方所說，“北京城應該多關注舊書市場，舊書是書籍寶庫中的重要資源。”
閱讀更多 北京日報客戶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