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讀書人，最想穿越到哪個朝代？
在這個關於理想世界樂此不疲的追問下，出現最多的答案是宋朝。
原因很簡單，宋朝被稱為讀書人的天堂，是讀書人的幸福時代。
宋朝不僅為讀書人創造了良好的讀書氛圍，拓寬了讀書人的上升通道，而且對讀書人是相當地寬容。
廣為流傳的說法是，宋太祖趙匡胤曾立下祖訓，刻於碑上，“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這則祖宗家法也歷來被人津津樂道，大都對宋朝皇帝的仁慈加以稱頌。
毫無疑問，正是趙匡胤留下的祖訓，給讀書人崇高的地位奠定了基調。
但是，歷史學家黃仁宇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指出宋代的一個矛盾之處：
“一個以軍人為首腦而組成的國家，自始注重國防，偏在軍事上的作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
與之相關的一個疑問是，“生於憂患 、長於憂患”的宋朝為什麼會採取“文治”，甚至明顯地“重文抑武”呢？
我們知道，大宋的江山是太祖發動陳橋驛兵變而得來的，篡權而得來的帝位本來就不是很穩固。
黃袍加身
為防範內部變亂，穩定政權，首先就要收攬軍權，控御軍將。
宋太祖可不想他的部下再被人披上了黃袍。
從外部環境來看，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相對來說都比較強勢，他們的實力都可以和中原王朝相抗衡。
尤其是五代十國時期，後晉石敬瑭將幽雲十六州割讓給了契丹，他們的騎兵可以直逼華北平原。
在這樣的內外情況下，宋王朝在內部要尋求一條“穩定至上”的道路。
統一疆土之後，宋太祖亟需一套可靠的制度來遴選人才，擴充文官政府。
宋太祖所倚賴的制度當然是科舉，以籠絡士大夫來換取宋王朝的江山永固。
但究竟在哪裡才能找到這樣一群肯為朝廷無私賣命的士大夫呢？
大概只有底層寒俊翻身為官才能對朝廷感恩戴德吧。
也許宋初的政治家認清了這一現實，科舉才成了宋朝取士選官的主要途徑。
譬如宋孝宗就曾說過：“朝廷用人，別無他路，止有科舉”。
科舉始於隋唐，盛唐時已經成為政府取士的重要途徑，但是直到中晚唐，門第勢力在政治上仍然佔有重要地位。
後來經過唐末五代大亂，官宦士族受到很大摧殘，從此脫離了政治核心，把持權力的局面已經結束。
所以，到了宋代，需要擴大科舉制度，輸送更大規模、出身更加多樣化的“新血”來取代貴族留下的真空。
宋代的科舉考試
宋代對科舉的重視前所未有。
相較於唐代，宋代科舉考試錄取人數大幅增加。
進士科最受重視，歷年所取進士成了官僚隊伍的主要來源，由此形成文官政府。
據《宋代科舉社會》統計，唐代科舉每年舉行，每次進士科錄取不過一二十人。而宋代考試平均三年一開科場，錄取人數從宋太宗開始逐漸增多。
淳化三年（992）進士榜錄取達300多人，此後每次進士錄取都達到數百人。
宋真宗在位第三年（1000），進京趕考取得功名的各級別考生達到了1538人——這是中國科舉取士歷史上的最高紀錄。
宋代對科舉制度的重視還表現在，對遠道赴京趕考的貢士提供旅費補助。
以往士人入京應考，費用均需自備，家貧道遠者無法赴考。
宋太祖特意下詔：“自今西川、山南、荊湖等道舉人，往來給券。”
西川、山南、荊湖的讀書人進京考試，可以憑“公券”免費使用官驛的交通工具，並在官驛借宿，“自初起程，以至還鄉費，皆給於公家”。
973年，宋太祖親自主持了殿試，以對未來高級別官員有一個直接印象。
殿試
宋太宗時，進士及第可以享受皇帝設宴的榮耀，宴席設在瓊林苑，皇帝賜詩作賀，後來成為定製。
宋真宗更是親自作《勸學詩》，用“書中自有千鍾粟” “書中自有黃金屋” “書中自有顏如玉”來勸勉學子讀書上進，考取功名。
兩宋的科舉制度也在不斷完善，更加嚴密和開放，這使得社會的上升渠道向更多階層開放。
一個人的家庭背景相對來說越來越淡化，出身寒門的人可以“投牒自進”，也即自己報名就可以參加考試，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長官特別推薦。
這一點是科舉制最主要的特點，也是與察舉制最根本的區別。
從宋太祖開始，科舉考試推行“鎖院制”。
在考選期間，所有考官一經任命，就馬上進入貢院，不得與外界聯繫，即使是家人也不能見面。這與現在高考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鎖院制度的實施，對於避免科舉考試中的請託舞弊之風，確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科舉考場
宋太宗時又創設了“封彌制”，又稱“糊名考校”。
將考生的個人信息密封起來，考官在評卷時完全不知道卷子出自何人之手（現在的高考評卷仍沿用了宋朝的封彌制）。
為防止考官通過辨認筆跡或暗記來識別“自己人”，後來又推出了“謄錄制”，考生的每一份試卷全由專門的書吏抄錄成副本，考官只能評閱副本。
這使得平民子弟有了更多的機會。
所以，北宋時有人說：“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到了南宋，更有人感嘆“取士不問家世”。
宋代的社會流動，使得一批寒門學子通過科舉考試脫穎而出，構成新興的士人群體。
比如，范仲淹，據說年輕的時候在山寺裡讀書，帶去的米不夠煮米飯，只夠煮粥，等粥凝結以後要切成4塊，早晚各吃2塊，這樣整整吃了3年。
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更頗具草根逆襲的色彩。歐陽修四歲喪父，幼年時家裡窮得連紙筆都買不起，靠母親鄭氏用蘆葦在沙地上寫字、畫畫，教他識字。
歐陽修
有一副千古名聯，是形容家中缺衣少食的。上聯“二三四五”，下聯“六七八九”，橫批“南北”。
這幅對聯的意思就是缺一（衣）少十（食），沒有東西。
從對聯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家境積貧到了何種境地。而這副對聯的作者正是北宋宰相呂蒙正。
而根據《寶佑四年登科錄》（1265年，寶佑為宋理宗年號）記載，當年一共錄取了進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的是184人，平民出身的有417人，差不多三分之二來自於民間。
這年的第一甲第一名是文天祥，他也是從三代無官的家庭裡出來的。
公平的制度加上經費的支持，宋朝的寒門學子們通過知識改變命運的可能性大大提升。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宋朝，真正實現了寒門學子也能出將入相。
讀書不僅能改變寒門學子的命運，甚至讓寒門學子成為宋朝各大豪門爭搶的金龜婿。
有個詞語叫“榜下擇婿”，準確地反映了宋代讀書人的一種婚姻文化。
朝廷開榜那天，無數的少男少女，無數的擇婿車，無數心情焦急的父母，全部湧往一個地方——東華門外。
他們有的是來看榜單的，有的是來看帥哥的，而更多的，卻是來“擇”女婿的。
榜下擇婿
一般來說，進士開榜那天，10個榜上有名的，有9個都會“名花有主”，因為他們已經被前來擇婿的老丈人們包圍了，而剩下那1個，要麼已經娶妻了，要麼早就被別人預定了。
歐陽修剛一中進士，就被恩師胥偃定為自己的女婿。金榜題名的同時，也迎來了洞房花燭。
寇準、王安石等名臣都曾在榜下擇得良婿。
王安石的名句：“卻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就是對這一現象的描述。紅裙就是指的這些少女，綠衣郎則是金榜題名的進士們。
東京權貴巴不得這些天子門生給自己當女婿，投資一個新科進士，比投資任何商品都能獲得更高的回報率。
因此，他們放任女兒去金明池爭看當紅偶像，如有中意的即差人說媒甚至請至宅邸親自為女兒做媒。
宋朝由於打破了之前的門閥制度，登科及第成為廣大學子們的新型晉升之路，朝廷的要員裡面，九成以上都來自科考。
所以那些官僚們、地主富豪們，為了家族地位能夠鞏固、興旺發達，全部把寶押在了這些新貴們身上。
為了追到這些金龜婿，宋朝的岳父們也是費盡了心思。
不但不要什麼聘禮，反而倒貼，嫁妝、資助......那是相當豐厚，就怕新姑爺不進門。
其中還有一個笑話：
有一位書生，鬍子都白了才考中進士，還是有人來提親，媒人問他年齡，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地說：“四十年前三十三。”
這媒人也是不好做啊！
而最富戲劇性的莫過於“兩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元”的故事。
寒門才子馮京自幼天資聰穎，二十多歲時就在鄉試和會試中都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績。對於這樣的人才，朝中大臣都爭相搶奪。
在殿試之前，朝廷重臣張堯佐就先下手為強，強行將馮京擁到家中，親綬金帶，想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他。
而馮京不屑於張堯佐的人品，委婉地拒絕了。
在殿試時，馮京憑藉出眾的文采，被宋仁宗欽點為當科狀元，成為了史上罕見的連中三元之人（整個古代科舉的歷史中僅有十三人）。
宋朝科舉分為鄉試（解試）、省試（會試）和殿試，分別由地方、中央部門和皇帝主持。第一名對應的分別是解元、會元和狀元。
如果每次都考第一，就叫“三元及第”
宋代科舉制度
最終宰相富弼如願將自己的大女兒嫁給了狀元郎，可惜好景不長，富家千金薄命去世，富弼又把自己的小女兒嫁給了馮京，時稱“兩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元”！
在宋代,人們的家世身份背景趨於淡化,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
科舉考試在宋朝確實為寒門學子提供了改變命運甚至迎娶白富美的登天之路。
宋代的寒門讀書人通過科舉考試，形成了新興的士大夫階層。他們作為群體的自覺意識日漸成熟，並從整體上形成了“承當天下事”的價值取向。
代表言論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這些並不只是個人情操的反映，實際上是一代士人的歷史責任感，也是他們的共識與追求。
《宋代科舉社會》，梁庚堯，東方出版中心有限公司
《寶佑四年登科錄》
《哈佛中國史4：宋的轉型》，迪特·庫恩著，中信出版集團
《士與中國文化》，余英時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朱熹的歷史世界》，余英時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祖宗之法》，鄧小南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心畫》，卜壽珊著，北京大學出版社
中國科舉制與日本貢舉制之比較，向德富、楊濤，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第1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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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時間的灰燼，喜愛閱讀，願把專業的歷史用通俗的化的方式呈現給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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