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把15萬知識分子變成能打仗的兵是如何做到的?


華為把15萬知識分子變成能打仗的兵是如何做到的?


華為由當年的那種海盜文化、草寇文化,個人英雄主義主導的文化發展到後來十年以後,企業做起來了,有一定規模了,山頭文化一定是尖銳存在的問題。一個企業長期保持對山頭文化的警覺,是必須的。

由山頭文化衍生出游擊隊文化,而與之對應的正規軍文化則是把野馬變成戰馬,把一幫土匪變成戰士。

一、組織黑洞:山頭,腐敗,惰怠

生理學家認為,每個人與生俱來都是帶著病毒來到這個世界。馬克思說“人從出生之日起,就大踏步地向墳墓邁進”。一個組織又何嘗不是如此?政治組織、社會組織、企業概莫如此。當它生機勃勃的誕生之時,腐蝕、侵蝕這個組織的各種病症也都相伴而發生了。

組織的病症源於人,源於人性。西方組織管理學認為,人天生是自私的,懶惰的,貪婪的,正因為單個的個人與生俱來的自私、貪婪、惰怠,所以,當這些攜帶著同樣病毒的一群人,構成一個組織的時候,也同樣就構成了對組織從發生、發展到終結的全部生命過程的挑戰。

最大的挑戰是什麼呢?疲勞。一個人保持階段性的活力、激情是容易做到的,一個組織保持兩年、三年、五年的活力也是相對容易的。但是,持久地保持激情與活力,大概是組織領袖們所隨時面臨的難題。

員工疲勞症

一個新員工剛進到公司,開始是積極、向上的,八點上班他七點半就到,晚上下班以後還照樣在辦公室加班,但當一個新士兵變成一個“兵痞”,他就缺乏活力與激情了。當一匹馬從戰馬變成懶馬,變成病馬的時候,這個馬群一定會出現類似於傳染病一般的普遍惰怠與散漫,普遍的不想作為。

比員工疲勞症更可怕的是領袖疲勞症,也就是管理者的疲勞症。領袖是一幫什麼人?是一幫永遠富於妄想症的冒險家, 中國社會最缺乏的是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中最重要的第一是冒險精神,第二是永不懈怠的持續的冒險精神,也就是說領袖必須像永動機一般的思考和行動。所以,組織的領袖是否能夠保持持續的激情與活力,持續的奮鬥精神,才是一個組織的關鍵,但是光有這個關鍵還不行,還必須點燃起整個組織的全體參與者、追隨者們持續的夢想,持續的激情。

我們把組織的惰怠現象稱作“組織黑洞”——類似於宇宙中的“黑洞”——任何接近於天體黑洞的物質與能量都會被瞬間吞沒掉。所以組織要遠離“黑洞”,通過強健組織的正能量以戰勝“暗能量”。

第二點就是山頭主義

組織中的山頭、體系、派別幾乎是普遍存在的。組織變革的大多數指向是圍繞著鏟山頭而進行的,山頭是人類心理、生理現象的必然產物。這一問題在華為早期的十多年曾經也是嚴重的,這跟華為早期的歷史有很大關係。兩萬人民幣起家,不到十個人,做交換機的倒買倒賣,活下去是這個企業的唯一使命。怎麼活下來呢?誰能為公司拿到合同,拿到救命錢,誰能為公司帶來產品,從一無所有到有產品,誰就是公司的英雄。幾乎所有的中國民營企業,原始積累階段都是個人英雄主義文化所主導的。

這樣一種個人英雄主導的文化帶來了企業的高速發展,從1988年成立,到1998年這十年時間,華為超越了中國的所有對手(當時的巨大中華,巨龍是軍隊企業,大唐是國有企業,中興是處在深圳的國有企業),然後成為中國第一。但是,這種中國第一帶給任正非的是什麼呢?

華為把15萬知識分子變成能打仗的兵是如何做到的?


任正非在《一江春水向東流》那篇文章裡講,華為當時山頭林立,主義盛行,真不知道該朝哪兒走。很多組織,包括很多企業,當大家一起共患難時,上下一心,有高度的凝聚力,但是當它稍稍有一點兒基礎,有一些財富的時候,英雄們的那種英雄情結所衍生的慾望、野心和利益集團之間的那種貪婪的訴求,就常常把這個組織撕裂了,把這個組織的團隊精神、凝聚力扭曲了。

第三個組織黑洞是腐敗

腐敗問題也是人類組織與生俱來的問題。國家有,社會組織有,一個以財富的增長為核心目標的功利性組織中,腐敗更是普遍存在的現象。華為歷史上這種問題也不少,比如關聯交易,每年的銷售額,十年前也是五六百億人民幣,五六百億人民幣要靠大量的供應商支撐的。這裡面當然就會產生關聯交易問題。

2006年,在馬爾代夫的一家度假酒店,公司召開了一次高層會議,專門討論清理關聯交易。從任正非開始,所有公司高層跟華為有關聯交易的親戚朋友的公司全部進行清理。在此基礎上進行從上到下的幹部廉政宣誓活動,從此這個事情就堅持下來了。今天還有沒有?我相信現在少多了,但是,關鍵還需在制度上解決問題。

華為的審計部是一個很厲害的機構,任正非有一次到日本去出差,被審計出來在酒店洗的衣服放在報銷裡面,審計部的頭兒就找任正非談話,對不起得退回來,退回來還得寫檢討。

華為所有的人不能坐飛機頭等艙,任正非畢竟69歲了,到全世界各地他得坐頭等艙,對不起,多出的錢你自己朝裡填。所以,每出一次國任正非就“虧損”一次。

華為把15萬知識分子變成能打仗的兵是如何做到的?


在我們稱之為組織的三個黑洞中,其實最最可怕的還不是腐敗和山頭問題,而是惰怠,是組織疲勞。歷史是最可怕的敵人,一個人青少年時期生機勃勃,什麼錯誤都可以犯,也敢犯,也犯得起,一個組織也是如此,早期可以不斷去嘗試失敗,在失敗中找到成功的路徑。但到一定階段,當這個組織有了歷史,組織就開始慢慢變的板結起來。控制多一點兒,還是控制弱一點兒,常常是一個無解的話題。

第四、警惕意識與自我批判

一個企業,一個組織,如果總是揹負成功與輝煌的包袱,這個企業其實也離死亡不遠了。所以,任正非講華為是沒有歷史的公司。

在華為的任何角落看不到華為過去的歷史,沒有一張圖片有任正非的形象,全球各地的辦公場所看不到哪個中央領導視察華為的照片……華為也是一個沒有功臣的公司,華為一位高管對我說,華為是一個不承認功臣的公司,老闆也是,也就是說當任正非退休以後,任正非也不會被供在華為的殿堂裡。

任正非說過,我從來不在乎媒體現在、今天、明天怎麼看我。第二,我也不在乎接班人是否忠誠,接班人都是從底層打出來的,打出來的英雄同時又能夠進行自我否定,自我批判,同時又有開放的胸懷,又有善於妥協的精神,同時在看人的問題上能夠多元視角,而不是黑白分明,他就是自然而然成長的領袖。領袖不是選拔出來的,是打出來的。

恐懼造就偉大,任何組織,包括個人,如果沒有與你成長所相伴隨的那種不安全感,那種始終追隨著你的不安的影子,你可能就變的很放鬆,很悠閒。但是,這種放鬆跟悠閒可能的結果是:

在一個猝不及防的打擊面前,你的安逸,你對危險的麻木,會導致組織快速的崩潰掉。

我們生存於一個叢林世界,每一天,每一時,每一刻實際上都在被危險所包圍著。如果你不始終保持對危險的警覺,變的麻木,麻痺,危險可能就悄無聲息地由一個黑點變成黑影,由一個黑影變成巨大的威脅籠罩在組織的頭上,所以,戰勝恐懼,戰勝不安全感的過程,其實就是企業走向成功的過程。

華為今天是事實上全球電信製造領域的領導者,但今天的華為恰恰可能是最脆弱的時候。為什麼呢?成功容易讓人變的惰怠和自大,讓組織變的盲目驕傲和固步自封。精美的地毯下佈滿了細菌,一個國家如此,一個組織如此,一個企業同樣如此。警惕這些細菌的滋生繁衍就是在為企業加固未來。

華為過去的成功靠眼睛對著客戶,屁股對著老闆,但今天的華為是不是還是這樣一種文化?今天的華為是不是也大量存在下級總是把自己的成長與提拔,寄託在某一個上司賞識自己呢?今天的華為是不是還是那種前方作戰的人有充分的指揮權、決策權,和打仗的主動權呢?

愛立信是這個行業的老大,愛立信只有七萬多員工,愛立信在機關裡的幹部只有一萬多人,華為的機關裡有三萬多人。三萬多人在一個像大花園般的後方,看著PPT,喝著咖啡,要告訴前方怎麼打仗。那華為未來能不倒下嗎?所以,這幾年任正非反覆講,要讓聽得見炮火的人來指揮炮火,也多次講,我們現在上下瀰漫著一種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國民黨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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