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最初是建州女真的一種集軍事、政治和經濟合一的社會組織形式。這一制度是在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由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在統一各部的基礎上創立而成。
早期的滿族出兵、狩獵時，按族黨、村寨組織隊伍，每十人為一牛錄，設一長官，名牛錄額真。對於努爾哈赤創建八旗的活動，《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中有明確記載。
其中，辛丑年（1601年、明萬曆二十九年），“是年，太祖將所聚之眾，每三百人立一牛錄額真管屬，前此凡遇行師出獵，不論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滿洲人出獵，開圍之際，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總領，屬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許錯亂，此總領呼為牛錄華言大箭額真額真華言主也，於是以牛錄額真為官名。”
乙卯年（1615年，明萬曆四十三年），“太祖削平各處，於是每三百人立一牛錄額真，五牛錄立一紮欄（甲喇）額真，五紮欄立一固山額真，固山額真左右，立美凌（梅勒）額真。原旗有黃白藍紅四色，將此四色鑲之為八色。成八固山。行軍對，若地廣，則八固山並列，隊伍整齊，中有節次。地狹，則八固山合一路而行，節次不亂。”
通過上述記載可以看出，早有1601年（明萬曆二十九年）時，努爾哈赤就已設立四旗，分別是黃白藍紅，到了1615年（明萬曆四十三年），後金建國的前一年，又增設了鑲四色旗，每旗設一固山額真（都統），二梅勒額真（副都統），下轄五甲喇（參領），每甲喇轄五牛錄（佐領），八旗制度正式建立。
八旗制度的建立，標誌著建州女真脫明建國的條件、時機已經成熟，次年也就是1616年（明萬曆四十四年，後金天命元年），努爾哈赤正式建立後金政權，這時的努爾哈赤已經統一了大部分女真部落。
其後，隨著建州女真的逐漸擴張，出於政治的需要，其利益共同體的邊界逐漸發生改變。即以建州女真為中心吸收了周邊女真部落，以及在遼東地方居住的蒙古人、尼堪人（漢人）、朝鮮人、錫伯人等。
應當指出的是，這時所編列的八旗，主要成員是女真人即滿族（也包括其他各族人，特別是包括很多蒙古族人和漢人），應該叫它八旗滿洲或滿洲八旗。
根據《皇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九《兵考一》中的記載，“時滿洲牛錄三百有八，蒙古牛錄七十六，漢軍牛錄十六”。此類記載在《欽定八旗通志》中也有。但如此推算的話，當時後金軍約有400個牛錄，按照每牛錄300人算，約有120000人之眾，力量顯然不可小覷。（有很多觀點也對後金八旗牛錄數目記載存有質疑，有興趣網友可另行討論）。
皇朝文獻通考
再回到有關漢軍的記載，這些牛錄中漢軍牛錄佔百分之四，其餘的零散漢人，分佈在多個滿洲牛錄之中。這時所編的八旗組織，就是之後的八旗組織主體－八旗滿洲，蒙古和漢軍的牛錄，都是隸屬於滿洲旗之下。見《欽定八旗通志》卷三十二之《兵志一》記載，甲寅（即1614 年）“每固山設左右梅勒額真各一，以轄滿洲、蒙古、漢軍之眾”。
至於這些入旗漢人的來源，學界研究的有觀點認為是自萬曆年間，明朝與建州女真間的衝突，導致擄掠頻繁，部分漢人輾轉流徙，或充當努爾哈赤的農戶從事耕種，或編在八旗滿洲下當兵。
再加上後來後金對明宣戰後，也有一些明軍將領“降者編戶”。例如，明朝第一位投降後金的邊將撫順遊擊李永芳（1618年投降），努爾哈赤編其降民千戶遷至興京，採取明制分設大小官屬，授予“永芳副總兵轄降眾”，還授以第七子阿巴泰之女，招為“額駙”。
再如，佟養性於“大軍徵明克撫順”時，“摯家並族屬來歸隸漢軍”。
此外，還有張大猷，1621年“自廣寧來降，授佐領，當時稱備禦”；祝世昌，也是同年“率屬三百餘來歸，仍授遊擊統其眾”；鮑承先，1623年自廣寧“隨眾來降，仍授副將”。
不過，即使這時有漢人或者漢兵來降，也還沒有漢軍單獨編旗的記載。
八旗漢軍的設立
1626年（明天啟六年，後金天命十一年），皇太極即位。此後，他對八旗制度進行調整和改革，以鞏固自己的地位。首先是變旗易幟，將自領的兩白旗與阿濟格、多爾袞、多鐸的兩黃旗互換，自己成為兩黃旗旗主。其次，又變化了八旗裝飾。
1635年（明崇禎八年，後金天聰九年），皇太極將族名女真改為滿洲。第二年，又定國號“大清”，改元崇德。
其後，皇太極又增設八旗漢軍，與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同稱旗人，其戶籍、住址、田產、營生、挑兵、選官、訴訟都自有體制。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九《兵考一》中的記載，“國初，先編立四旗以統人眾，尋以歸服益廣，乃增建為八旗，然，猶統滿洲、蒙古、漢軍之眾而合於一也，迨其後，戶口曰繁，又編蒙古八旗，設官與滿洲等，繼編漢軍八旗，設官與滿洲、蒙古等，合為二十四旗”。
皇朝文獻通考
但在關於八旗漢軍建置的時間問題上，國內學界研究觀點不一。這裡面主要牽涉舊漢兵和漢軍一旗（李永芳、佟養性的炮兵部隊）是不是一個概念問題，也就是圍繞早期的舊漢兵組織和後來正式建置的漢軍一旗的關係上。
如在《清史稿》志一百五《兵一》中記載“舊漢兵為烏真超哈。孔有德之天祐兵，尚可喜之天助兵，併入漢軍。”也就是說在“烏真超哈”之前有“舊漢兵”之稱。這裡的“烏真超哈”滿語為“重兵”即炮兵之意。也就是說，漢軍亦稱“烏真超哈”，這與當時明軍紅衣大炮對後金的影響不無關係，導致後來的後金軍隊重視使用火器，凡投降的明軍將領和士兵，如撫順遊擊李永芳、開原千總金玉和（1619年投降）以及孔有德（1633年投降，後封恭順王）、耿仲明（1633年投降，後封懷順王）、尚可喜（1634年投降，後封智順王）等人，後金都仍然按照明軍的舊制，讓其統轄原來之眾，隸於滿洲八旗之內，這時構成人員多數是由遼東戰場投降的明軍官兵，也就是常說的“從龍入關”的“遼人”。
有觀點認為舊漢兵組織就是漢軍旗（見李新達的《關於滿洲旗制和漢軍旗制的始建時間問題》），但也有觀點認為舊漢兵與漢軍旗並不是一回事，有一定的沿革關係，即（見滕紹箴的《清初漢軍及其牛錄探源》一文）。
那漢軍成旗的時間是源於何時，學界的研究觀點有天聰五年（佟養性總理漢人軍民諸政）、天聰七年和天聰八年之說。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根據《清太宗實錄》《東華錄》等記載，清崇德二年（1637年）七月二十九日，“分烏真超哈漢軍一旗為二旗”。此後，又於清崇德四年（1639年）分為四旗，至清崇德七年（1642年）八旗漢軍最終形成。可見，八旗漢軍的形成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經歷了一旗、二旗、四旗三個階段後，最終形成了八旗。至此，也全部完成了滿、蒙、漢三個主要八旗組織的編制。
這其中有個小插曲，前面提到的孔有德（正紅旗）、耿仲明（正黃旗）、尚可喜（鑲藍旗）三順王所部雖名義上被編入了八旗漢軍，從屬烏真超哈，但令為“行走”，以補充兵丁額少之旗，顯然與其他早先投降的明軍官兵受轄於各和碩貝勒有所不同，有點“獨立團”的味道。
漢軍獨立成旗並非歷史的偶然，根據眾多研究不難發現，通過組建擅長火器的八旗漢軍，以漢攻漢，能夠提高其作戰能力，關鍵時刻攻城填壕（是不是炮灰就不得而知了）；在劉家駒《清史拼圖》中還提出，八旗漢軍的組建是皇太極為了分散諸王公貝勒實力而採取的一種集權措施，鼓勵其他漢人對其效忠；在謝景芳的《《八旗漢軍的建立及其歷史作用》中，更進一步地認為組建八旗漢軍是為了緩和民族矛盾，籠絡漢人。
八旗漢軍的地位
對於八旗的叫法，有的稱之為稱為“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共二十四旗，對於這一說法，王鍾翰先生認為並不正確，應該稱其為“八旗蒙古”“八旗漢軍”。滕紹箴的《八旗漢軍研究的幾點認識》也對此有詳細論述，稱之為“‘八旗’在前，‘族屬’居後”。
前面我們在八旗制度一部分中提到過，努爾哈赤在早期逐步完善八旗制度時，是“每固山設左右梅勒額真各一，以轄滿洲、蒙古、漢軍之眾”，也就是當時的蒙古、漢軍還未各自成旗，是從屬於滿洲旗下的，滿洲一族的地位最高，漢族的地位最次，始終是處於“隨旗”的地位。
到了皇太極時代，八旗蒙古、八旗漢軍成立之後，按照族屬來劃分的話，似乎其與八旗滿洲共為二十四旗，但實際上不管是八旗滿洲、八旗蒙古，還是八旗漢軍也好，其全都隸屬於同一社會組織形式“八旗”之下，相當於將原來滿洲八和碩貝勒各有的滿洲一旗，再細分為了滿、蒙、漢三旗。
根據《八旗通志》介紹，八旗中每旗都有三個都統和六個副都統，即滿洲、蒙古、漢軍各有一個都統和兩個副都統，即同屬於一旗旗主的平行的三個集團，這裡的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儘管是獨立組旗，但其獨立性十分有限，其行動指揮還是要隨滿洲一旗行走。
小結
在清兵入關之後，這種把明朝歸降官兵再編設漢軍所受到的限制越來越多，而逐步將其編入“綠營”或撥入民籍。另，隨著旗人隊伍的日趨龐大，生計越來越成問題，到乾隆七年（1742年），清廷迫於巨大的財政壓力，這種滿洲共同體的界線開始收縮，採取了八旗漢軍“出旗為民”的各項政令，以緩解自身壓力，至乾隆朝後，八旗漢軍發展基本停滯。（本文作者：史說新傳，部分圖片源自網絡 如有侵權 煩請通知 即刻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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