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軍
陳忠實是一個踏實而樸實的作家，在寫作上一步一個腳印，幾年一次超越，前行的歷程有清晰的印跡可尋。他謙光自抑，虛心向學，吸納一切有價值的文學經驗。他具有成熟的文學意識，反思傳統但不反對傳統，理解新潮但不盲從新潮，就文學立場來看，他本質上是一個積極的守成主義者。《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創作手記》所包含的經驗，具有特別重要的價值和啟示意義，很值得深入解讀和開掘。
作家所寫的文學評論和創作札記，比起評論家的批評文章來講，往往包含著更具體的感受和更豐富的經驗，對初習寫作者，通常會有更具指導性的幫助。像魯迅的文學批評文字、汪曾祺的隨筆式的理論文章和鑑賞文章、路遙的《早晨從中午開始》、契訶夫的《契訶夫論文學》、愛倫堡的《捍衛人的價值》、帕烏斯托夫斯基的《金薔薇》、納博科夫的《文學講稿》、布羅茨基的《小於一》、弗吉尼亞·伍爾夫的《普通讀者》、洛奇的《小說的藝術》、馬爾克斯的《番石榴飄香》和略薩的《給青年小說家的信》，都是值得用心一讀的文學津樑。
陳忠實 楊小兵 攝
完成《平凡的世界》之後，路遙寫了一本創作札記——《早晨從中午開始》。這是一部用文字寫出來的“英雄交響曲”，也是路遙最有價值的作品之一，與《人生》一起構成了他的中篇作品的雙璧。雖然，這部札記的敘述語調有些沉重，字裡行間透著些許感傷，但是，路遙的堅定的意志、澎湃的激情、深刻的思想和過人的才華，依然令人印象深刻，使人為之激切感奮。
有朋友以路遙的經驗為例，建議陳忠實也寫一部《白鹿原》的創作札記，寫一部自己的《早晨從中午開始》。陳忠實打破了“不談自己”的習慣，花了兩年時間，寫出了“白鹿原創作手記”——《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
如果說，路遙的《早晨從中午開始》是一團燃燒的火，充滿了青春的激情和感傷，迴旋著高亢而不屈的旋律，那麼，陳忠實的《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就是一條水波不興的大河——它有著深沉而寧靜的氣質，從容而鎮定地流淌著，顯示出作者樸實的心性和內斂的態度，正像邢小利所指出的那樣：“是他迄今寫的最長的一本與創作有關的著作，涉及面廣，內容豐富，很值得我們進一步開掘其各方面的價值和意義。”
在解釋海明威“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這句話時，陳忠實表達了自己對於文學創作個性的理解：“作家傾其一生的創作探索，其實說白了，就是海明威這句話所做的準確而又形象化的概括——‘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那個‘句子’只能‘屬於自己’，尋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句子’，作家的獨立的個性就彰顯出來了，作品的獨立風景就呈現在藝術殿堂裡。”也就是說，所謂“句子”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語言問題，而是如何通過具有鮮明個性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獨特體驗”，同時表達“可以溝通普遍心靈的共性體驗”。這部“《白鹿原》創作手記”，詳密而真實地記錄了陳忠實在文學上擺脫束縛、超越舊我、尋找新我的艱難歷程和成熟經驗。艱難的剝離與艱苦的尋找，構成了這本書的核心命題。
現實主義是一種寫作方法，是一種文學精神，還是一套文學價值體系。可以說，人類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品，本質上都是現實主義的。如此說來，作家如何建構自己與現實主義文學的關係，就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對《早晨從中午開始》來講，“現實主義”是一個具有首要意義的關鍵詞。路遙不為風潮所動，堅定地為現實主義辯護。在一個“現代主義”和“先鋒文學”引領風潮的時代，繼續堅持現實主義，需要巨大的勇氣和過人的定力。在“唯新主義”的浮躁語境裡，路遙顯得有點過時，有點孤獨。但是，時間已經證明並還將繼續證明，路遙對現實主義的選擇和認知是正確的。
在對現實主義的態度上，陳忠實與路遙有著相近的態度和立場。儘管對現實主義的發展持更為開放的態度，但是，陳忠實卻從來沒有以鄙薄的眼光看待現實主義。他的現實主義文學意識像路遙一樣清醒和自覺。他的現實主義文學精神也像路遙一樣成熟和堅定。
路遙既是陳忠實文學上的競爭對手，也是精神上的強大盟友。路遙的《人生》等作品，深化了陳忠實對小說藝術的理解；路遙對現實主義文學的理性而自信的態度，則極大地鼓舞了他的現實主義寫作。1985年3月，在河北涿縣召開的“農村題材創作”研討會上，路遙發言的“細節”，就引發了他的強烈共鳴，讓他尤感振奮：“記得是在大會安排的發言中，我聽到路遙以沉穩的聲調闡述他的現實主義創作主張，結束語是以一個形象比喻表述的：‘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亞羊。’我對他的發言中的這句比喻記憶不忘，更在於暗合著我的寫作實際，我也是現實主義寫作方法堅定的遵循者，確信現實主義還有新的發展天地，本地羊也應該獲得生存發展的一方草地。”
陳忠實認同路遙關於現實主義的深刻觀點。在令人“意亂情迷”的八十年代，現實主義已然是“陳舊”和“落後”的代名詞，誰若膽敢聲稱自己還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那就很有可能被人視為觀念保守甚至“不懂文學”。
陳忠實雖然不曾陷入道路選擇的焦慮，但是，他要思考和回答這樣一些問題：如何建構一種屬於自己的現實主義？如何寫出“屬於自己的句子”？
陳忠實從拉美作家卡彭鐵爾那裡，獲得了啟示，找到了方向：“卡彭鐵爾藝術探索和追求的傳奇性經歷，使我震驚更使我得到啟示和教益……卡彭鐵爾專程到法國定居下來，學習現代派文學開始自己的創作，幾年之後，雖然創作了一些現代派小說，卻幾乎無聲無響，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失望至極時決定回國，離開法國時留下一句失望而又決絕的話：在現代派的旗幟下容不得我。我讀到這裡時忍不住‘噢喲’了一聲……我在卡彭鐵爾富於開創意義的行程面前震驚了，首先是對擁有生活的那種自信的侷限被徹底打碎，我必須立即瞭解我生活著的土地的昨天。”
在卡彭鐵爾的啟發下，他意識到，應該將目光放到自己腳下的這塊土地上，切切實實地認識和了解這塊土地上發生過的事情和正在發生的事情；應該以一種開放的態度吸納包括現代主義文學在內的其他樣式的文學經驗，從而形成一種更有活力和表現力的新的現實主義文學敘事模式：“就現實主義寫作本身，儘管我沒有任何改易他投的想法，卻已開始現實主義寫作各種途徑的試探……1985年早春的涿縣會議使我更明確了此前尚不完全透徹的試探，我仍然喜歡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但現實主義寫作方法必須豐富和更新，尋找到包容量更大也更鮮活的現實主義。”
他學習和借鑑拉美現實主義小說的敘事經驗，但是，絕不是簡單拿來，機械照搬。他讀《百年孤獨》，雖然讚歎它的偉大，但也告誡自己，不可把小說寫得太纏繞：“我的人物多情節也頗覆雜，必須條分縷析，讓讀者閱讀起來不黏不混，清清白白。”這無疑牽涉到了小說的可讀性問題。陳忠實在寫作上顧及到了文本的裡外兩頭——文本“裡頭”就是要充分尊重人物，文本“外頭”就是要充分考慮讀者的感受，要讓他們體驗到閱讀小說的快樂，而不是無端承受枯燥和無趣的折磨。
是以人物為中心，還是以作者為中心，這是區分現實主義小說與現代主義小說的一個重要標準。
現代主義文學敘事倫理的最大問題，就是作者的主觀性獨裁壓迫一切。作者的存在和話語遮蔽一切，作者的影子和聲音籠罩一切，而人物則被降低為一個“符號”，異化為一個純粹編碼和結構的產物。現代主義小說作為一種極端主觀化的敘事文學樣式，往往是作者玩弄“敘事圈套”的極端形態的一種遊戲方式而已。
然而，陳忠實拒絕這樣的作者獨裁的寫作理念和方法，仍然堅持以人物為主體與核心的方法。以人物為核心的本質，就是始終站在人物角度，並以客觀化的方法來塑造人物。
他從王蒙的《活動變人形》和張煒的《古船》中得到了一個深刻的啟示，那就是，小說不單是一個“結構”的問題，也不單是“方法”的問題。一切都決定於人物，決定於作家對人物的深刻體驗和深刻理解：“不是先有結構，或者說不是作家別出心裁弄出一個新穎駭俗的結構來，而是首先要有對人物的深刻體驗，尋找到能夠充分表敘人物獨特的生活和生命體驗的恰當途徑，結構方式就出現了。這裡完成了一個關係的調整，以人物和內容創造結構，而不是以先有的結構框定人物和情節。”
陳忠實寫作《白鹿原》的時候，雖然已經擺脫了柳青的影子，但是，對於柳青塑造人物的基本觀念和具體技巧，他卻完全認同和接受。同時，他又發展和豐富了柳青的方法——不再是按照“階級論”來組織人物關係、塑造人物形象，而是從更寬泛和接近人性真實的“文化”和“心理結構”的角度來觀察人物，來分析他們的性格，來組織他們之間的關係，來處理他們的命運和結局，就像他所說的那樣：“透視那個時代的地理上的白鹿原和小說《白鹿原》裡的各色人物……進入文化心理結構的探尋。”
這就意味著他將柳青的侷限於一個角落的觀察點，移到了足以瞭望全景的高地。這是人性的高地，美學的高地，小說倫理的高地：“在之後醞釀構思《白》書的兩年時間裡，想要形成獨立的自己的慾念已經穩固確立，以自己的理解和體驗審視那一段歷史。但有一點我還捨棄不了，這就是柳青以‘人物角度’去寫作人物的方法……描寫和敘述都從‘人物角度’得以實現，我以為真正的要領在於‘人物文化心理’的把握，才獲得了描寫和敘述的自由。”
陳忠實為自己的小說寫作找到了有效的方法。他因此獲得了寫作自由和巨大成功。他的《白鹿原》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塑造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這些人物不僅具有傳統的典型人物身上鮮明的個性特點，而且，還有豐富的人性內容和文化內涵。
“尋找”是陳忠實這部創作札記的一個貫穿始終的主題。文學上的“尋找”是一個人的孤獨的精神之旅。它意味著苦苦的摸索，意味著艱難的努力，意味著承受沉重的焦慮和苦悶。
陳忠實的尋找，是具體而切實的，可謂一步一個腳印。沒有故作聰明的狡獪，沒有自欺欺人的妄為。閱讀作品，田園調查，認真研究，這些“笨功夫”極大地成全了他。
陳忠實說：“我向來是以閱讀實現創作的試驗和突破的。”讀書是他獲得靈感和進步的重要途徑。他讀書的範圍說不上很廣，但讀書的態度，卻是非常踏實和謙虛的。他絕不像有的作家那樣，手拿《百年孤獨》，剛讀了幾頁，就廢書而笑，以為所謂傑作不過爾爾，用不著將它全部讀完。陳忠實不是這樣。他在讀書的時候，先把自己內心的傲慢和自負，清掃乾淨，虛心以待。他把每一本有價值的書都當作教科書來讀，因而，幾乎能從每一本書裡“尋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啟示和經驗。
他讀了數量並不算多的歷史學著作，其中有《中國近代史》、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所著的《激盪的百年史》、賴肖爾的《日本人》和中國學者所著的《興起與衰落》。他說，《日本人》這部書讓他“驚悚”，也給他提供了思考中國近代史的理性啟示：“這部書讓我瞭解了明治維新前後的日本，正好作為我理解中國近代史一個絕好的參照；意料不及的意外收穫，讓我看取歷史理解生活的姿態進入理性境界。”而《興起與衰落》帶來的收穫也是巨大的：“作者對這塊土地上的興盛和衰落的透徹理論，也給我認識近代關中的演變注入了活力和心理上的自信。”
當代作家對同時代的同行，通常會表現出兩種態度：一種是言不由衷的胡亂吹捧，拿著“偉大”當口香糖一樣散發；一種是傲慢的鄙夷和否定，無論面對多麼優秀的作家和作品，他們都敢指天畫地、不當回事。
但是，陳忠實沒有這樣的虛與委蛇和鼓腦爭頭的壞毛病。他很善於向同時代的優秀作家學習。他對柳青的尊敬和崇拜人所共知。他無數次地閱讀《創業史》——他跟路遙有可能是閱讀這部作品最細緻、次數最多的兩位當代作家。他也從王蒙和張煒的作品中讀出了美妙的東西，獲得了有價值的經驗和深刻的啟迪。
陳忠實閱讀路遙及其作品的態度，最值得稱道。
他比路遙年長七歲。一般來講，中國人是很講齒序和資歷的，屈原在《橘頌》中所說的“年歲雖少，可師長兮”的氣度，實不多見。然而，在文學上，陳忠實卻頗有韓愈在《師說》中所提倡的“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修養。他在題為《摧毀與新生》的文章裡，細緻地記敘了《人生》對自己的影響：
“讀完時坐在椅子上是一種癱軟的感覺……小說《人生》所創造的完美的藝術境界，對我正高漲的創作激情是一種幾乎徹底的摧毀。”陳忠實確實感受到了路遙作品的偉大，難能可貴的是，他敢於將自己的真實感受和所受到的巨大“影響”，坦率地表達出來。如果說，能夠感受到“偉大”考驗的是眼光和鑑賞力，那麼，是否敢將自己的感受用文字表達出來，考驗的就是胸懷和人品。
略薩說，小說家的天才的東西，不是以早熟的方式誕生的，“而是要通過漫長的程序、多年的訓練和堅持不懈的努力才有可能使之出現。”安德烈·莫洛亞也說過幾乎相同的觀點：“有些人在色彩和形式上標新立異以尋求出路，以小說的名義寫一些可愛的散文詩。然而，真正的小說需要充滿經驗，這就是為什麼年輕的小說家和年老的抒情詩人一樣少的原因，也是為什麼世上所有偉大的小說都是作家四十歲以後寫成的（原因）。”
陳忠實就是這樣一個通過認真的“練筆”，在“恆心加信心的基礎上”，逐漸孕育出了自己作為小說家的才能。他的好的小說，都是在四十歲以後寫出來的。他的精神上的莊稼，是按照正常的節奏來生長的，要經過春夏的生長，直到深秋季節，才可以成熟和收割。由於他的這種逐漸成長的特點，他的確可以成為青年作家學習的榜樣。
在《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裡，陳忠實也介紹了自己的寫作態度和寫作經驗。他像種莊稼一樣老實而從容地寫作。他的一句座右銘是：“不問收穫，但問耕耘。”他在自己的第一本小說集《鄉村》的“後記”中說：“農民總是在總結了當年收成的豐歉的原因之後，又滿懷希望和信心地去爭取下一料莊稼的豐產與優質了，從不因一料收成的多寡而忘乎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爭取在而後的學習創作生活中，耕得勻一點，細一點，深一點，爭取有更多更好的收穫。”土地上的勞動是最誠實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流多少汗水，得多少收穫。陳忠實以農民對待勞動的態度對待文學寫作，既不偷懶，也不投機。他每寫一部作品，總是要做很充分的準備，循序漸進，水到渠成，絕不率爾操觚。就像每一料莊稼都有自己播種、耕耘和收穫的季節一樣，文學寫作的文體轉換，也有自己的節奏。陳忠實給自己制定了切實有效的寫作計劃：短篇小說寫作的經驗積累到一定程度，他才開始寫中篇小說；計劃寫夠十部中篇小說，再來寫長篇小說。《白鹿原》橫空出世，讓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無法理解：陳忠實咋可能寫出這樣的小說？殊不知，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就像大樹的生長一樣，是在一個又一個年輪的更替中漸漸長大長高的，儻來之物，唾手而得，世間哪有這等好事情？《白鹿原》正是上蒼對一個誠實而勤苦的文學勞動者的獎賞。對那些好高騖遠又不肯吃苦的作家來講，陳忠實對待寫作的態度，以及循序而進的寫作經驗，都是可以取法的榜樣。
陳忠實的另外一個塑造人物形象的經驗，就是長期醞釀，反覆琢磨，爛熟於心，最後瓜熟蒂落。在開始寫之前，他只列一個簡單的人物名單，將人物的譜系、社會關係和親族關係，一目瞭然地呈現出來。事實上，這些列出來的名單和關係圖譜，他也很少翻閱，因為，“人物的這些關係網絡和他們之間的恩怨糾葛，乃至生死遭際，早在兩年半的反反覆覆的醞釀和判斷過程中爛熟於心了。”
《白鹿原》寫作上的成熟經驗，還體現在他對具體的寫作技巧、語言風格和敘事方式的成功選擇上。陳忠實的後期寫作是高度自覺的寫作。除了在漢語的詞彙積累和古雅化方面，他力有未逮，其他方面的幾乎所有具體的技巧問題，他都成功地解決了。
小說寫作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作者的修辭策略和介入方式。具體地說，就是如何處理人物語言與敘述語言的關係，如何解決描寫語言與敘述語言的關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可以直接拿來的公式化的經驗，是沒有的。每一個小說家都需要根據面對的具體語境，具體地選擇，具體地解決。陳忠實近乎完美地解決了這些問題。
在動筆之前，他連作品的長度都確定了下來。考慮到可讀性和市場效果等問題，他決定將自己的長篇小說控制在一卷本四十萬字以內，“當市場經濟運作的無情而冷硬的槓子橫到眼前的時候，我很快就做出決斷，只寫一部，不超過四十萬字。之所以能發生這種斷然逆轉，主要是對這本書未來市場的考慮，如果有幸順利出版，讀者買一本比買兩本會省一半鈔票，銷量當會好些。”
要將人物眾多、情節複雜的內容納入四十萬字篇幅裡，這就要求作家必須選擇有概括力的語言風格和敘事方式。陳忠實清楚地知道，那種細緻的描寫式和展示式語言，顯然是不合適的，只有凝練的講述風格和敘述式語言才能夠解決問題：“四十萬的字數很難裝得下已經難以再做捨棄的內容。這樣，我便把自己逼到語言方式這條途徑上來。採用敘述語言，也幾乎就在此時做出決斷……我已經確定要用敘述語言來表述已經意識和體驗到的那一段歷史生活內容，或者說必須尋找到和那一段鄉村歷史生活內容最相稱的語言方式，即敘述，而且必須是形象化的敘述。”
陳忠實與路遙兩人的小說寫作的語言風格和敘事方式，都來自於柳青的經驗。柳青的敘事方式是將抒情性與描寫性融為一體，將主觀化與客觀化融為一體。在展開敘述的時候，用的是介入性姿態和主觀性的語言，充滿強烈的激情。在展開細節描寫的時候，他所選擇的又是人物視角和客觀性語言，充滿生動而準確的畫面感。路遙更多地繼承了柳青的作者介入的抒情化的敘事方式，強大的語流裡包蘊著巨大的感染力；陳忠實則更多地繼承了柳青的站在人物視角展開描寫的展示性修辭方式，善於描寫細節和風景，善於營造一種充滿泥土氣息和生活氣息的氛圍。
現在，陳忠實必須改變自己已經得心應手的小說寫作方式。他要選擇一種高難度的小說修辭技巧：描寫不可少，但不能獨立出來，而是要融入敘述語言，從而形成一種合金式的“敘述-描寫語言”和“介入-旁觀敘事方式”。它既主觀，又客觀，既是表現，又是再現，既有很強的敘事性，又有很強的畫面感。他自己稱這種“新的語言形態”為“形象化敘述”。
人物語言與作者語言如何平衡和融合，也是必須解決的問題。在純然“描寫性展示”的修辭模式中，人物語言是完全可以分離出來進行充分描寫的。但是，在“形象化敘述”模式裡，人物語言像風景和環境描寫一樣，也必須被包蘊在敘述語言的語流裡。這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敘事方式——如果敘述語言太強勢，淹沒了人物語言，就容易流於枯燥乏味；如果人物的語言過於氾濫，敘述的流暢性和概括力，就會受到影響。陳忠實對此有準確的判斷：“每一句都要實現具體生動的形象化，把純屬語言的趣味滲透其中，才能展示敘述語言獨有的內在張力，也才可能不斷觸發讀者對文字的敏感性，引發他讀下去直至讀完的誘惑力。”
《白鹿原》的巨大成功，證明陳忠實所選擇的修辭方式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他的敘述像一條寬闊而清澈的流水，在這水流的中央，每隔一程，就有一個風景美麗的小島，島上草木蓊鬱，鳥語花香，景色殊麗。這小島上的美景，就是那敘述中的描寫。
《白鹿原》是小說寫作實踐的成功，而《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則詳密記錄了作者寫作的經歷和經驗。將此二者用心對讀，我們便可以窺見一個優秀小說家的文心和智慧，可以看見他紮紮實實的寫作態度和不斷超越自我的不屈不撓的毅力，也可以看見他精神的蛹，怎樣在寧靜的心態下，通過艱辛的努力，衝破“本本”的厚厚的繭，從而完成了在文學上的最後一次蝶變。
李建軍 著名評論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出版評論專著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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