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创始团队：最初的神明（189）
贞观十七年（643年）对李世民来说是个转折点。这一年，他两个儿子一个弟弟谋反，加上后边的立太子事件，搞得他既伤心又伤神。伤心：自己这么些年累死累活，这班人竟没一个理解和体谅，只顾眼巴巴盯着自己这个位置。伤神：改立李治作太子，也不是办个仪式、发个通告那么简单。李承乾和李泰两人明争暗斗多年，朝中党羽遍布。不但这两人最后没杀，底下跟着跑的那些人，也不能统统除掉。有的杀、有的关，有的还要继续使用，总之斩草不除根、操不完的心。
另外，对地位窜升的长孙无忌一派，也不能不有所节制。立李治做太子，对李世民来说保障了手中权力安全，对长孙无忌有什么好处呢？无非抢个拥立之功，在下届班子里可以捞个好位置。
翻一翻唐朝《宰相表》，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说起来长孙无忌评为凌烟阁功臣第一，实际做宰相的时间极短。贞观元年，他作为玄武门之变头号功臣，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副总理）入相。结果不到一年，贞观二年就被免职，挂个‘开府仪同三司’的虚衔（二品散官）浑日子。贞观七年升了一级，成为一品大员司空，仍然不是宰相。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长孙无忌随行，被任为‘摄侍中’，算临时中央的临时宰相。什么时候真正又做宰相呢？李世民去世前一年、贞观二十二年。李世民生过一场大病，怕自己来日无多，开始安排权力交接，任命他为‘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三省事’，正式回到相位、执掌中枢大权。
你级别再高，不在关键位置上也没用。史书记载的是长孙皇后和无忌本人谦让，不肯做宰相。那为什么后面又做了呢？说到底，还是李世民不希望皇后家族势力太大、威胁到皇权。
这时李世民同样留了一手：李泰一派的岑文本和刘洎，不但没跟着倒台，还升了官、宰相照做。保持不同势力间的平衡，是帝王永远的法宝。
李世民这个人，基本上属于现在讲的‘工作狂’，一般打天下的领导都有这种特性。某次中央开大会，他在会上吹嘘：“朕为人主，常兼将相之事。”我作董事长，成天还替你们这帮经理干活。说明大事小事他都要管。又喜欢作指示。底下人发言，一个讲不到位就给你引古据今驳斥一顿。刘洎曾给他提意见：领导不宜讲太多，讲太多、底下人就不敢讲了。而且‘多记则损心，多语则损气。心气内损，形神外劳。初虽不觉，后必为累。’提醒他注意养生之道。
李世民看了这个报告，批示：‘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轻物骄人，恐由此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有谠言，虚怀以改。 ’意思我这个位置，不多想点、不多说点不行啊！但你说的也有道理，我今后注意点就是了。
领导操心是一定的，不操心就等着垮台。但操心的方法不一样，有人举重若轻、有人举轻若重，李世民属于后边一种。他自己说累点没关系，不影响形神心气，实际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对健康还是有不小的损害。
上一年（642年）他对大臣们说：“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其实才四十出头，已经感觉精力不济。这次再被太子废立的事情一折腾，心态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正经八百考虑身后之事。
第一个表现，就是大家传得沸沸扬扬的‘改史’事件。
李世民一生有个最大的心理阴影，就是‘玄武门事变’，杀兄逼父、得位不正。虽然上台后执政成绩优异，但身后难免有人非议，不可能不考虑。他想到最简单、也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改档案。
档案，也不是那么好改的。
李世民要改的，不是寻常档案，而是帝王档案，或者说：国家档案。
古代编撰国家档案一般的流程是这样的：首先有专人负责记录皇上每天的言行，叫‘起居注’；一段时间进行一个汇总，叫‘实录’；在实录基础上，添加各方面资料（重要大臣的事迹、重大制度和政策的变迁，等等）编撰成册，叫‘国史’。后面人写历史，主要的依据就是‘实录’和‘国史’。
起居注
关于李世民改史，《资治通鉴》里记载得比较清楚。主要说他做了两件事：一是看了不该看的；二是改了不该改的。
看了不该看的，讲了两件事。一是某次问褚遂良：“你现在负责我的起居注，都记些啥呀，能不能给我看看？”
“陛下说的做的，我都照实记。看是不能看的。”
“那有不好的地方也记吗？”
“必须的。”旁边刘洎也帮腔：“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帮他记的。”
李世民看形势不利，只好打哈哈：“记上好，记上好。”（上曰：“诚然。”）没有进一步的举动。
第二次李世民改变策略，直接找史料编撰的总负责、宰相房玄龄，挑明要看国史。他找了个理由：我看的目的不是别的，主要为了总结教训，以利今后工作（‘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房玄龄逼得没办法，只好把高祖李渊和李世民自己的实录呈给他看。这就是所谓看了不该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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