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封建時代的皇帝們總是很講究“敬天法祖”。可以說數千年來，無論哪個朝代哪個皇帝在位，都把祭祀視為與用兵打仗同樣重大的舉措。大體而言，每逢年節，皇帝們的祭祀活動可分為三大板塊：天地，社稷，太廟。
不過這項制度到了清朝的時候卻發生了改變，清朝皇帝在三大板塊之外又加上一項：祭祀“堂子”。而這個“堂子”指的是清朝皇帝祭拜典禮中一項獨具特色、而又頗具神秘感的內容。那這究竟特別、神秘在哪兒呢？
早在努爾哈赤、皇太極的後金時期，“堂子”的祭祀風俗已經形成，並被根深蒂固地保留到關內，幾乎伴隨清朝始終。
“堂子”是一座獨立的小型神殿，每到大年初一，或者出征用兵等重大時刻，清朝皇帝都會在“堂子”舉行隆重的祭祀大典。根據《清太宗實錄》記載：“崇德元年定，元日，皇帝率親王以下副都統以上，及外藩來朝王等詣堂子上香，行三跪九叩禮。”在《嘯亭雜錄》也有類似記載：“既定鼎中原，建堂子於長安左門外，建祭神殿於正中”。
不過歷代清朝皇帝，都對“堂子”的有關信息諱莫如深，秘而不宣。《清稗類鈔》記載，清朝曾經有一個民間諺語“三不問”，第一問就是“不問堂子祭何神”，打聽了解“堂子”有關信息被視為清朝皇帝一大忌諱，這到底祭拜哪路神仙？
天地、社稷、太廟三大祭，明明已經把應當祭祀的天地祖宗等全都包括在內，為何又要多此一舉？祭祀“堂子”時，為何只準清朝皇族參與？
如此之多的疑問，使得“堂子”始終籠罩著一層神秘色彩。在清朝列代帝王中，只有乾隆曾對“堂子”做出個模糊籠統的闡釋：“堂子之祭，乃我朝先代循用通例，所祭之神，乃天神也”。您是不是看完這句話之後，覺得說了等於沒說一樣。
不過清朝老宦官信修明，曾經在清宮就職三十餘年，他對清朝掌故逸聞了解頗多。在他寫的回憶錄《宮廷瑣記》中，曾經提到過此事。
根據他的記載我們知道“堂子”中有一尊無頭將軍塑像，“每逢大祭，皇上親謁行禮，為無頭將軍換頂巾。將軍即無頭，項上蓋一紅綢布，一年換一次，必皇上親手撤換”。但這位將軍姓甚名誰，何方人氏，信修明也語焉不詳，只說“據傳將軍姓鄧，其名不詳，明朝衣冠 ”。
那這個這個鄧將軍究竟是誰呢？其實坊間也有很多傳聞，在《嘯亭雜錄》、《清朝野史大觀》中認為鄧將軍是明朝武將鄧子龍。
據說萬曆年間，鄧子龍率兵援朝抗倭，途徑遼東時，部下抓獲了當時的清朝始祖努爾哈赤，鄧子龍看他器宇不凡，當場釋放了他。後來鄧子龍在露梁海戰中力戰殉國，首級被敵軍取走。努爾哈赤為了感謝鄧子龍不殺之恩，於是為其立廟祭祀，並相沿成習。
這個說法在清朝流傳最廣，影響最大，並且這個說法能夠圓滿解釋清朝皇帝對“堂子”諱莫如深的原因。因為鄧子龍畢竟是敵國一個武將，清朝皇帝卻不得不屈尊下跪，不想讓外人知道也屬情理之中。
此說法在清朝深入人心，以至於出身滿洲皇族的昭槤、震鈞等人，在著作《嘯亭雜錄》《天咫偶聞》中都予以確認。甚至正史《清史稿》中都記載，“或謂祀明副總兵鄧子龍也，以與太祖有舊誼，故附祀之”。
直到清朝結束之後，民國清史專家孟森，對此問題作出嚴謹考證後，才徹底推翻了這個結論，揭開了真相。
孟森在《清代堂子所祀鄧將軍考》一文中闡明，所謂明朝鄧將軍之說不假，但鄧將軍不是萬曆年間的武將鄧子龍，而是成化年間的武將鄧佐。
孟森考證指出，鄧子龍長期在西南、東南一帶作戰，史料記載他參加援朝抗倭之戰時，擔任明朝水師副總兵，“領水兵三千，從水路向古今島”，然後在海戰中戰死，一生從未涉足遼東半步，也就不可能與清太祖努爾哈赤上演一出“英雄惜英雄”的偶遇。因此“堂子”中的鄧將軍必然不是鄧子龍。
鄧將軍的真實身份，在成書於康熙年間的《柳邊紀略》中有一段記載。書中提到，“明朝成化年間，定遼前衛指揮使鄧佐，善騎射，有膽力，對大明忠心耿耿”。在成化三年的奉集堡之戰中，鄧佐帶領五百人馬遭遇兩千多女真騎兵，奮不顧身捨命廝殺，最終因為眾寡懸殊，部下傷亡殆盡，他不肯投降，戰至最後而為國捐軀，身首異處。
明朝朝廷為表彰鄧佐，下令“立祠遼陽”，為他立廟建祠。遼東百姓們有感於他的忠勇，數百餘年香火不絕。民間每逢有疫病流行，常常到鄧佐廟前祭拜。結果一傳十十傳百，越傳越邪乎，都說“凡有疫瘟禱之立應”。連撫順關外的女真人也紛紛效仿，到處建立鄧將軍廟，認為祭祀他可以避瘟災，“至今滿洲跳神皆祠之”，“京師堂子所祭祀者亦將軍”。
清朝人久居關外，氣候寒涼，對關內氣候不太適應，對中原地區一些流行病也缺乏免疫力，導致清朝入關前後，順治皇帝、董鄂妃、豫親王多鐸等等很多人都中招，感染“痘病”一命嗚呼。出於對“痘病”的恐懼無奈，他們對傳說能避瘟災的鄧將軍信仰自然有增無減。由於鄧佐明朝武將的特殊身份，故此清朝皇帝不肯讓外人知悉，最終以訛傳訛，誤導世人數百年。那這樣的歷史真相，您想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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