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冰火兩重天
公元1736年，愛新覺羅弘曆即位，是為乾隆皇帝。而他的父親，雍正皇帝愛新覺羅胤禛，則在之前駕崩，不久之後，乾隆開始全面推翻雍正的改革。
雍正和乾隆，是歷史上著名的父子皇帝，兩人御極74年，終於使清朝達到極盛。
但這兩人的風格，卻有很大的不同。
之前有一篇很火的文章《雍正罵乾隆:朕沒你這種農家樂審美的兒子》，歷數了兩人在審美上的不同。
上面幾個是兩人宮廷中的物件，風格迥異非常。乾隆喜歡的是花裡胡哨的豪華版，雍正喜歡的是淡泊清雅的簡約版，而這也基本代表兩人的性格。
胤禛冷漠殘酷，給人印象是一個“嚴”字，世人皆罵雍正帝剛愎陰鷙。
弘曆和善溫暖，讓人感覺是一個“寬”字，世人皆頌乾隆帝寬宏偉略。
這種輿論表現，可謂冰火兩重天，但兩人的真實性格跟外在表現截然相反。
如同《哈佛中國史》所說，雍正帝的嚴，不過是一種固執，固執地想讓官僚體制合理化、帝國控制集中化；而乾隆帝的寬，其實是一種自信，自信地認為有手段讓所有人都聽話。
雍正“嚴”的外表下，常有酣暢淋漓、快意恩仇的衝動表達。他圈禁胤禩胤禟，賜死年羹堯，卻很少問罪身邊的輔政大臣，對違法亂紀之徒的處置也非常寬厚。
尤其是雍正給大臣的奏摺回覆，更是表現率然純真的一面。有一次喀爾喀副將軍策旺扎布上奏問候皇帝安康，雍正帝竟回覆：“爾等如此使朕暢快，何疾不治，何病不除?朕躬甚安，已痊癒。朕之親切寶貝爾等俱好麼?”興之所至，連“親切寶貝”都叫了出來，真的跟小孩子一樣。
原來你是這樣的雍正
乾隆“寬”的外表下，總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殘酷鎮壓。他動輒處死軍機大臣和六部尚書，還對百姓濫用凌遲、連坐等酷刑。
乾隆十三年，三朝老臣張廷玉祈求退休，詢問乾隆皇帝是否可以遵從雍正遺詔配享太廟時，乾隆忍不住厭惡，出言諷刺至極：
“張廷玉身負三朝重恩，遭遇之盛，罕有倫比。。。對於君臣大義，並不在心，不惟得罪於朕，並得罪於皇考。天地鬼神，顯奪其魄，居心行事，盡行敗露。”
人情涼薄，其盡於此，三朝老臣，一把打倒。
可以說，雍正帝外嚴內寬，外冷內熱；乾隆帝則外寬內嚴，外熱內冷，這種性格差異，也帶來了執政風格的不同。本文瑾以幾個人物事例，分析這兩位著名的矛盾父子皇帝。
02 曾靜的喜悲人生
最能說明兩個皇帝差異的，是1728年開始的曾靜案。
曾靜，1679年出生於湖南永興，號蒲潭先生。曾靜年輕時備考科舉，但屢試不中。他酷愛讀書，深受明末大儒呂留良影響，認為漢族與滿族有“夷夏之防”，力主“反清復明”。
雍正皇帝即位後，大肆圈禁宗室胤禩等人，時人相傳雍正皇位來路不正。曾靜認為此等無德之君上臺，正是清朝元氣已盡的標誌；同時雍正強迫士紳一體納糧當差的政策嚴重損害了知識分子的地位和權益，個人恩怨加民族之見，曾靜對雍正充滿怨氣。
時值湖南洪災，曾靜藉此機會，抨擊其為上天對雍正的懲罰，力斥雍正篡位上臺、謀害血親、天地不容，並趁機宣揚反對滿人統治，鼓動漢人起義改朝換代，反清復明。
光有言論還不夠，他聽聞陝甘總督嶽鍾琪是岳飛的第二十一代嫡孫，擁有重兵，但不為朝廷信任，於是拉攏嶽鍾琪謀反。
嶽鍾琪沒有同意，而是將曾靜的事上奏雍正。雍正氣憤不已，緝拿曾靜下獄。在大家等待一場腥風血雨到來之時，雍正之後的反應卻大出人們預料。
雍正仔細思量後，認為曾靜的思想很危險，但其來源為呂留良，罪魁是呂，呂已死，他將呂開棺戮屍以示懲戒；對於曾靜本人，雍正覺得不足為患。
雍正表現了自己性格中率達的一面，他親自詢問曾靜，並與曾靜辯論幾天幾夜，然後曾靜對其罪行表達懺悔，雍正網開一面，令其返家，以示皇恩浩蕩。就這樣，曾靜成為了知識分子心中的英雄。
接下來雍正又做了一件大開眼界的事，這表現的就不只是率達了，而是天真：為了挽回自己的聲譽，雍正編纂此案的記錄，寫文駁斥曾靜的“歪理”，集結成冊子《大義覺迷錄》。
在《大義覺迷錄》中，雍正力闢華夷之見，解釋清朝龍興之地滿洲，是中國地理之北，滿漢實屬一家。
而且，雍正充分暴露了自己衝動的性格，為了駁斥曾靜的理論，他不惜將“九龍奪嫡”那段疑案抖摟出來，並以種種不可外揚的家醜為據，示自己上臺名副其實。
但適得其反，人們就是本著看熱鬧的心態，皇帝這種做法是越描越黑，加上被圈禁的胤禩等門人煽風點火，民間關於雍正篡位上臺的傳言愈演愈烈，雍正很快就變成了笑柄。
作為帝王，親自下場與一個小儒辯論，有損國體尊嚴；抖摟宗室醜事，有損皇室尊貴。但雍正就是這麼一個人，在嚴酷的表面下，是一顆衝動熾熱的內心。他甚至在臨終時都叮囑乾隆，不要殺曾靜。
乾隆即位後，對他爹的做法完全無法理解，雖然他主張寬仁治國，但即位第一年，就重新逮捕曾靜，凌遲處死，族人連坐。
對於《大義覺迷錄》一書，乾隆認為損害了清朝皇帝的權威，將其列為禁書，廣泛搜查流傳在外的冊子，命令誰要私藏，立刻處死。
藉著曾靜之事，乾隆大興文字獄，《清史稿》中僅大的文字獄就有130多件，比康熙雍正兩朝加起來都多，很多文人因此家破人亡，再無自由之思想。
03 準格爾滅國與西南邊陲的改造
另一個表現兩個皇帝態度差異的，是清朝的對外戰爭。
雍正處理政務起家，對軍務並不熟稔，弓馬也稀鬆平常，決定了他不好鬥的性格，所以他在軍事政策上絕對不冒險行事，一切以“穩”當先。
這在對準格爾汗國的策略中表現最為明顯。
我在前面文章中講過殘酷的清準戰爭（可關注本人賬號查看），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100餘年才結束。
康熙親征準格爾兩次，消滅了葛爾丹，但準格爾汗國並未消失，頻頻入侵內陸，甚至裹挾喀爾喀蒙古也反叛清朝。
康熙辭世後，雍正與準格爾達成和解，通過停戰協議和貿易平定蒙古各部，取得了一定成果，雖然在和通泊之戰中戰敗，但西部邊界維持和平，30年間大的戰事罕有發生。
乾隆上臺後，對開疆拓土非常熱衷，他始終不忘爺爺遺志，一直想徹底殲滅準格爾部。
1757年，趁準格爾內亂，乾隆發兵十萬攻打準格爾，取得重大軍事勝利後，乾隆殘忍下令對超過50萬人口的準格爾實行種族滅絕。
到1759年，從塔里木盆地到準格爾西部的廣大地域，被清兵一掃而空，屍骨千里，從此準格爾部族就在歷史長河中消失了。
表面寬宏大量的乾隆皇帝，卻殘忍的、完全剿滅了一個規模宏大的民族。
在西南邊境，也重複了雍正和乾隆的不同做法。
西南包括現在的雲南、貴州以及緬甸的一部分，直到明末還未成為漢族人的有效統治區域，當地人是被稱為“苗人”的土著。
雍正上臺後，派遣雲貴總督鄂爾泰開展一系列較為平和的殖民政策，包括開墾荒地、財產私有和以稅收為目的的戶籍登記制度。
作為很少治理的西南邊陲，每項政策都花費不菲，也引起了當地居民的反彈，不時有暴力事件，雍正不得已增加入駐軍隊數量，從而導致西南地區經濟壓力極其巨大。
朝廷很多官員抱怨這些支出，雍正為自己辯護：
“此朕念邊地窮民，皆吾赤子，欲令永除困苦，鹹樂安全，並非以煙瘴荒陋之區，尚有土地人民之可利，因之開拓疆宇，增益版圖，而為此舉也。”
雖有惺惺作態之嫌，也不乏博愛子民之心。
但因為當地民眾反對，加之官員執行政策的粗暴，暴力事件一直不斷。乾隆上臺後，有感於西南邊陲的鉅額軍費，失去了改造的耐心。
在他的暗示下，1735-1736年間，“古州苗變”爆發，清朝派大軍鎮壓，並殘忍屠戮當地土著。
據清朝官方統計，將近18000名居民遭到屠殺，1224個村莊付之一炬，古州地區的苗人幾近滅族，從此，清朝霸權把觸角完全深入到了西南邊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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