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1991年9月26日下午，路遥在延川县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当时的延川干部根据录音整理的，里面有许多口语和方言，编者都保留原样。这样，读者更能感受作为作家的路遥，其真实的充满人情味的说话方式，更容易让读者走入他的心灵世界。
我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是怎样写成的
文■ 路 遥
一
我尽管出生在清涧县，实际上是在延川长大的，在延川成长起来的。所以，对延川的感情最深。在我的意识中，延川就是故乡，就是故土。而且，我的创作，作品中，所有的生活和它的生活背景和生活原材料，大部分都取材于这个地方。
每个作家谈自己的创作活动和他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活动，都不能离开他的生活经历和他生存过的地方。这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根，这个根就像树木的根一样。尽管树干、树枝、树叶可以向空中任意的伸展，根老是扎在一个地方。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延川这块土地，永远抱着感激的心情。在我这本书（《平凡的世界》）上，写过一句总献词——“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实际上就是献给延川的。
一九七二年，延川有一批人，从事文学创作，而且搞了一张小报。当时，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在全国是比较早的。现在看来，这个报，还有以后出的那本《延安山花》，都是比较幼稚的，也不可能不受当时的政治环境的影响。但是，总体来说，是很有泥土气息的。当时就引起了全国很大的反响，甚至在香港还出了版本，发行几十万册，在全国是相当瞩目的。
在这个活动中，谷溪同志起了主导和领导作用。当时，他和大家一块做了许多工作，可以说是延川文学事业的主要奠基人。
1991年9月26日下午路遥与延川县文艺工作者座谈
曾经在延川试验地搞创作、试验地发表作品的人，大部分都已经离开了，这也是正常的。地方上的文化艺术人才，到一定程度，很容易也是很自然地外流。这种外流，我认为对咱们这个地区来说，并不是一种损失。正如火种一样，从一个地方撒开以后，它的火源还在这个地方。而且，出去的人也不会忘记这个地方，也在宣传这个地方。大家也知道这些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所以，照样对这个县的文化产生影响。我愿意在座的诸位和更多的人能搞出成绩，甚至走出去。人才要留，但是，真正属于国家的人才，还应当让他出去。
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应该更深地挖掘一些延川历史文化方面的成果。过去有一种观点，是割裂历史的观点，我向来不同意。我和文艺界好多人都争论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化来说，这个文化线是不可能割断的。任何一种新文化的诞生，都不是从空里掉下来的，都是在前人文化积累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割裂了历史，割裂了历史文化，要发明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不深厚的，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证明了这一点。
有一种观点，对过去的历史和文化，采取全部否定的态度，我认为这种倾向是一种幼稚的倾向。现在，不仅是中国，包括发达国家，尽管有各种现代的新的文化表现，但是，从来不割裂历史，而且对历史采取一种非常尊重的态度。我去了一回西德，看见人家对历史文化的重视，使咱们大为惊讶。德国也是一个历史比较深厚的国家，人家对历史文物文化的保护，是特别周到和完备的，怎样形容呢？就像一个孝子对待老人的那种态度。对任何一个哪怕是百年历史的房子，要拆迁的时候，要进行当地的公民投票。一般来说都拆不了，群众都不会答应。而且在各个地方，到处都钉着那种牌子，说这个地方曾经是什么什么。你所到之处都能感觉到人家的历史。现代生活的发达，历史的深厚，二者非常完美地统一在一起。我和他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也认为德国这样的国家，如果把历史全部隔断，不可能有现代化。
我们现代的东西，都是在古代文化中吸取特别丰富的营养，才可能产生。美国在海湾打仗，尽管肩上扛的是火箭炮，手里拿的还是《孙子兵法》。就是说，那些国家历史并没有咱们悠久，可发达的西方社会，人家对历史文化都采取这么一种尊重的态度。咱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反而对历史采取否定的态度，我认为是不可取的，也是危险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就活历史的哩！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有新的发展。
应该提示作家，要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每一代新人都有这样一个使命，就是要战胜前人。尽管我们有这样深厚的历史文化，我们不能躺在历史文化上，或者是掉在历史文化的故纸堆里和废墟中间，我们要在这样一种文化基础上，建立我们新的文化大厦。如果说每一代人都没有勇气战胜前人，那么，这个社会也就不可能前进。这也可以放大到整个科学技术领域和人类社会里，新的一代人都肩负着使命，就是战胜前人，哪怕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增加一点点东西哩，那就是我们这代人的贡献。我们是不能在前人的水平线上滑来滑去，甚至比前人还要低。这样的话，对一个人来说，人生的进程就没有完成；对一个社会来说，就是一种倒退。
二
我在写《人生》之前，首先写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其他一些短篇。我经常到图书馆自己去看书，甚至把“文革”前国内出的所有杂志，从创刊号看到终刊号。在这之前，我把中国文学、世界文学散乱的看过不少，但没有连成片。在大学里，我有条件把我原来散乱的东西连成了片。我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的指导下，比较系统的阅读了中外名著。在大学里，我就有可能不被书牵着走，一边阅读一边思考，甚至学会在名著中挑毛病，在某个我感觉他写的不太到的地方，叫我处理这个事情，应该怎样处理，尽管这是一种悄悄地狂妄。在这样一种阅读过程中，脑子里当时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
我们看任何东西时，都把人分成好人坏人两种。放个电影，娃娃都知道，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坏人。我认为这样简单地认识人认识社会，肯定是一种歪曲。因为人是复杂的，世界上纯粹透明的人很少，大部分人是一种社会团体的类别，整个大社会中的一个；社会是复杂的，人的思维方式不可能是特别纯粹的；生活是复杂的，所以人也肯定是复杂的。当然，我们有大的趋向，由社会各种价值来衡定和认定这个人的基本趋向。但是，不像我们的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中表现的那个样子。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能不能写一部作品，叫大家急忙分不清，尤其是叫文艺理论批评界急忙分不清，这个是好人还是个坏人。实际上《人生》就是在这样一种思考的背景下产生的主题。
写《人生》这个想法，想的很早，为什么要把这几个放在前面呢？因为这几个都比较好写，大致也是好人坏人的故事。高加林这个人是个复杂的人。我稍微要有一些思想准备，艺术准备。实际上，我试验了三年。每一年都是开一个头，不满意，两把扯了，撂下不写。直到那一年，不知咋啦，就觉得能行了，然后，一头钻在甘泉招待所，仅仅用21天时间，就把初稿写完了。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吃上一口价，就是个脑弯转写写。晚上写得痛苦不行，写不下去，在那院子里转圈，招待所长把玻璃窗上的窗帘拉开，还以为这个人要寻死哩。一直写得鼻子烂、嘴烂，大小便不通畅，反正就是一点感觉也没有的，每天都是特别狂热的，陷入到里面去了。二十一天把初稿写完，我自己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就背上这个稿子到陕北转了一圈，认真地把这篇稿子重新审视了一遍。回到西安后，又待了半个月，又赶到咸阳，用了十几天时间，把这个稿子又搞了一稿。这就是第二稿，定稿。
搞完以后，实际上我就知道这个稿子出去不得了。我很有信心，我觉得我必须要向中国文学这一现象做一次大挑战。这个作品出来以后，有一部分我想到了，就是争论。首先从文学批评界开始，然后到文学界，知识界，最后在大学里形成高潮。电影一出来，就扩大到整个社会。这种争论也符合我的审美理想，一个作品，老是低看读者的智力，都要作者把什么都写明，结论都得出来，好人坏人都分清，我认为这是过低地估计、蔑视了读者的智力和审美水平。好的艺术作品，要给广大的读者留下宽阔的思考余地，而且要调动广大读者，参加你的创作，补足你的创作。
创作和其他工作一样，要有毅力，有恒心，要咬住牙，咬不住牙，你就不能把一件事情办完。有些事情，我们出了很多力，就最后一点点腿软了，腿一软，溜了下来 ，就把前面那些工作都撂了。重要的就是一走到底，就是在最后的时候，要咬住牙，走到底，走到头上，我认为这不仅是对文学创作，对任何事业来说，都是首要的前提。
路遥在座谈会上讲话。左为时任延川县委书记马晔
《人生》完了以后，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才三十出头，身体正好这哩，可大家看来，这个人已经走到头了，再怎样也超不过《人生》。实际上，这个问题最早是我自己给自己提出来的，自己警告自己，你得要找自己的出路，我就考虑写一部作品。
实际上，在我很小的时候，朦胧中产生过一个想法，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家，大部分的代表作，都是四五十岁完成的，诗人更早，一般都是，二三十岁就把人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完成。我如果要搞这一行的话，我就要再提前，在四十岁以前，最少要完成我一生中最长的作品，至于说是不是最好的一部作品，很难说，最起码敢于在四十岁以前写一生中最长的作品。
《人生》完了以后，我在沙滩上躺下时想，现在能不能提到我人生的议事日程上来，完成这个作品？当时，我就想到一堆困难。这么长的作品，不要说我连一个字也没写，艺术经验，生活体验方面也需要的特别多。但是我想，与其说发一些一般性的作品，应付一般性的场面，还不如干脆对自己的人生做一次抵押。我当时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危险，严重的决定。如果失败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就失去了，以后也就是零零碎碎的写一点，人们想起来，这就是《人生》的作者，仅此而已。一旦决定了以后，我义无反顾。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一旦我自己给自己论证了的，说服了自己，决不回头，什么人也挡不住。这种性格的惯性，使这个车子刹不住了，我就特别狂热地投入到这个作品的准备当中。
我要写十年的生活，这十年我又没写笔记。当然，大的社会发展的目录，过去的历史大约摸知道。但是，进入小说的话，要把这些特别具体的描述出来。我就把这十年的报纸一张一张一页一页地往过翻，一直翻得磨到毛细血管上，手指头磨得放不到报纸上，只好拿手托子一页一页地翻。这在写作过程中很重要，一旦写到某一年，某一个地方，我就把我的摘录拿出来，就知道中国，一个省、地，甚至一个县上发生了什么事，正在做什么哩，国际上发生了些什么重大事情。我要把这个作品当作一个史诗来写，史的这一部分，肯定要达到准确。至于深入生活，一些比较熟悉的生活，比如农村和县城等，还要再次到位，重新感受。至于比较生疏的生活，需要花费大力气去了解它，比如烧砖，咱们大约摸知道，但是要进入小说，就要求特别细致，必须深入到砖场去，我就到子长的一个砖场去，看人家怎样和泥，怎样打坯，怎样装窑出窑。
1991年9月26日晚，延川县委，县政府在延川县影剧院召开庆贺路遥《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大会。时任延川县委书记马晔代表县委，县政府给路遥赠送祝贺纪念品。
人物出场问题十分重要，我阅读了近百部中外的长卷作品，包括柳青的《创业史》。《创业史》我读过七遍，我又读了一遍，就看长卷作品怎样结构。发现他们有的非常高明，但是好多作家人物出场解决不了。我发现浩然的长篇小说中，人物出场基本都是一种简历式的出场。这样一种出场，花了几万字，人物进不了情节，吸引不住人。那么，好的长篇小说一开始，既是人物在出现，又是情节在运动，幕一拉开就是戏。那个冬天，我就难在这个问题上。就在那个冬天的一个晚上的一个瞬间解决了我的主要人物出场问题。出场几十个人物，人物基本上都出场了，是在情节运动过程中。
进入煤矿写第一部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一万多人，连家属快两万人口，进出就那一条路，秋天下雨路断以后，还空投了一次吃的。平时，光有些咸菜、米汤、馍馍、葱，就这样，我硬扛了一个冬天。
一开始是最艰苦的，每天晚上睡下的时候，浑身疼的你就感觉第二天起不来了。每天晚上，尤其一到礼拜六，人家家属区那边，灯火辉煌，你就知道呲啦呲啦的炒菜哩，你在这边拿着一个干馍馍吃哩，还有看着人家一个个把窗帘拉住，一个个把灯都关了，你还要彻夜工作。煤矿上的老鼠满地跑，我那个屋子里就有四五个老鼠，咋价打也打不了。其中两个老鼠，圪蹴到对面，一个劲地看我。我想大概是没有吃的，每天多拿一个馒头，掰两半往那一放，我吃我的，他们吃他们的。有时候工作一紧张，手里还拿着一堆资料或其他东西，就上厕所去了，到了厕所手占得哩，开不开门，又折回来送东西。这时候，精神就处于一种快崩溃的状态，完全是机器人，几点几分做什么，几点几分做什么，散步只留了二十分钟，正好在那个时间自动走出房间，走着走着，就到深沟稍林里去了。而且每次都走到那个石头前，向后转，一直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就开始工作了。我有几个月，就没有和任何一个人说过一句话。有时候，写得高兴或者写得不高兴，想和别人说一阵阵话，找不见一个人。有时觉得有熟人寻我来了，一下子就站起来，格晃晃地走到火车站上转一圈，又跑回来。这样一直到冬天，写了四个多月将近五个月，出山的时候，坐在吉普车的前座上，抱着一堆稿子，写了二十一万字的初稿，就想哭一鼻子。
三
在第二部之前，我的身体情况还一直很好，但是，到第二部完成之后，身体突然就垮了。因为弦绷得太紧，每年实际上就在春节给自己放两个礼拜假，这五六年一直就是这样。就这样长期工作以后，身上一点劲都没有了。实际上我是趴在桌子上把这写出来的。脑就在半边支一摞子书仰着哩（做歪头半躺状），偏成这个样子，稿子就在这边捂着哩，这样写。头一天晚上写完，第二天浑身上下就感觉胳膝盖上还有一点劲，就跪在地板上，把稿纸整理完，整理完也就垮了。
我平时常不看病，好几年连感冒都不感冒一次。咋到医院里，中医西医都看了，谁也查不清是什么病。就是没劲把气吸进去，每吸一口气，都要用很大的力量。实际上是一种疲劳过度，当时应该注射一种增强肌肉力量的注射液就好了。但是，当时没有人检查出这个病。最后到榆林去，七十多岁的老中医张鹏举看了之后，给我吃了一百多服汤药，一百多服药丸，大概有三个月时间，我的身体就有所恢复。
延川县委，县政府，县人大，政协领导与路遥合影
这之前我特别悲观，我觉得在中国，完成长篇作品的作家，几乎都是悲剧性结局，基本都写不完就死了。从《红楼梦》到《创业史》都是这样，都撂下一半。我原来还很自信，就是好不好，我也要把它弄完。第二部以后，就成了这个样子，我想我咋完了，不顶事了。命里就注定中国的作家要写长作品，谁也不得过去，就在最终前的两步，就把你给弄了。
这个药吃了以后，我觉得有了一股劲。医生包括老中医都建议我再休息上一年，再完成这个作品，周围的人也开始劝我。但是我想，我现在还有一点劲，必须咬住牙，把第三部写完，我死了就死了。这样，我就开始咬住牙写第三部。
大家都知道，艺术作品，尤其是长篇的，到最后越激烈，因为你的艺术打击力量都在最后哩。需要你的精力更旺盛，体力更充沛，要你的整个艺术更沸腾，精神状态更沸腾。但是，那时候是你体力最不行的时候。这样一种法则，就要你挣着命，吐着血，往上拉车哩，只能是这样。就说你要付出加倍的力量来完成你的第三部作品。后来，评论界都认为我一部比一部写得好。后边那就基本上是舍生忘死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部作品根本就完成不了。我把好多平时的日子都不记，有时候把自己的生日都忘了，但是，有一个日子，至少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五号。
在我写第二部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诵《平凡的世界》，这是破例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般都是播诵成书，我的书在两部时就开始播，预告了三部，第三部只是看了我的初稿。按照每天的录制速度，必须把定稿带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黄河》就是山西那个大型杂志也要发哩，已经推迟了一个月发稿时间，在等我这部稿子哩，而我哩，最后一个多月，到甘泉写着最后这一部分。哎呀，体力一满不行，硬挣扎得一直到五月二十五号，咋才走到最后了。
这就是最后一天——五月二十五号。一些人在下面还准备了一桌饭，等着我哩。按我平时的工作速度，赶下午六点钟，肯定完了。应该当天晚上赶到延安，第二天到绥德，过黄河赶到太原，从太原立刻赶到北京。我把时间算了一下，六月一号刚能赶到北京。结果，到下午，大概就是五点多钟，最后一页稿纸的时候，可以说是百感交集，控制着说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就撂一页了，写上就完了，但是就是激动得不行，手擞的不行，最后成了个鸡爪子，笔掉在桌子上，手蜷不回来，急得一满没办法，咋价也不行。最后，我想了一个办法，倒了两壶开水在盆子里，掺了点凉水，把招待所那枕巾拉了两块往里一浸，手就在枕巾堆里擦了有十几分钟，才把手松弛下来，咋把最后这一页写完。写完以后，把窗子一开，就把那支笔，那支用了六年的笔，从窗子里扔了出去。哎呀！老子咋完了。
延川县领导欢迎路遥重返故里
最后，就坐在桌子边发了半天呆。当时，我就想到德国大作家托马斯·曼，在纪念席勒100周年时写的《沉重的时刻》的一段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这段话正符合我当时的心情。是的，这么长的作品，你把它完成了，对于你的人生或者是你的工作来说，也可以聊以自慰。至于身后那些东西，如后来的茅盾文学奖，拍电视剧，我根本就不想。要那样想的话，根本什么也做不成。当时写作的时候，连发表都不考虑，就是完成一种愿望，一种心绪，一种内心的要求。我必须有这么一种情绪波动，一种感情和一种力量，我想把它全部发泄出来，这个作品就是这样。
这个作品完成以后，我的身体状况就急剧下降，体力一直恢复不了。情绪一激动，包括像现在这样讲话，一个多小时以上，体力就跟不上了，必须停一停。
今天来的大部分是搞文学和搞文化的，就我的两部主要作品，就这样给大家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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