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解题式私家书目，它收书丰富，体例完备，学术性强，具有极高的目录学价值，对后世目录著作产生了重大影响。《郡斋读书志》之后，存于今天的有解题的图书目录，最著名的就是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及清代编的《四库全书总目》，而这三部著名书目都与《郡斋读书志》有关。其中《四库全书总目》在体例、分类及提要方面受其启发与影响最大，当然，《四库全书总目》也有对《郡斋读书志》的批评与指摘。
关键词：郡斋读书志；四库全书总目；批评与接受
晁公武所编撰的《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解题式私家目录，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即通过考察《郡斋读书志》对《四库全书总目》的影响关系，进一步揭示《郡斋读书志》的目录学价值。
一
《郡斋读书志》有袁本与衢本之分，有学者从收书数量、序文、分类、归类、编排、书名、卷数、作者、解题九个方面对袁本和衢本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结论：“衢本优于袁本”[1] 。因此，本文的讨论即以衢本《郡斋读书志》为文本依据。
《郡斋读书志》所著录图书，袁本收书1459部。衢本著录是在袁本的基础上进行增删的，收书1468部[2] 。《郡斋读书志》所著录的图书基本包括了南宋以前我国古代的重要典籍文献，尤以搜罗唐、五代、北宋、南宋初年的书籍较为完备，既可补《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之缺，更为我们考察《郡斋读书志》已著录但今已不存之书提供了难得的参考。其著录图书尤以唐五代和北宋的典籍为多，据笔者统计，在《郡斋读书志》中，著录唐五代各类典籍有五百多部，分布在经、史、子、集各部，约占所有著录图书的三分之一强；著录宋代各类典籍四百多部，也占所有图书的三分之一。而且，这些文献至今大多已亡佚，通过《郡斋读书志》的解题能清楚地了解这些典籍的内容，也为研究唐五代北宋时期的图书、文化及学术事业提供了宝贵资料。如，北宋李淑曾根据自家藏书编成《邯郸图书志》十卷，惜此书早佚，但《郡斋读书志》解题提及此书有20余处，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知道该书的大概内容:该书简称《邯郸书目》，又称《李氏书目》，它正文将家藏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57类。又有《艺术志》、《道书志》、《书志》、《画志》等附于后，(《道书志》又分四类:经诰类、传录类、丹药类、符篆类)实际将图书分为八部。每书有较详细的解题，说明文献的作者、内容、体例、存佚等情况，可资后人借鉴者甚多。《隋书·经籍志》以来，明确见于著录，分类摆脱四分法的综合性书目，以《邯郸图书志》为最早。
《郡斋读书志》著录图书虽按四部分类，但四部之下所分45类，多有自己的创新。如《隋书·经籍志》附训诂之书于“论语类”末，并不合理，《郡斋读书志》改入“小学类”。《隋书·经籍志》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经部并有“谶纬类”，而《郡斋读书志》则顺应学术发展取消了谶纬类。《隋书·经籍志》及《崇文总目》无“经解类” ，以之附于“论语类”末，《郡斋读书志》则承《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别为一类，突出经学解释学的地位。此外，晁公武在史部设“史评类”，在集部设“文说类”也是《郡斋读书志》在分类上的发明，对后世书目多有影响。
《郡斋读书志》书前有总序，每部有大序，每类多有小序（按，《郡斋读书志》衢本分45类，其中25类有小序），说明分类的依据及学术渊源等。最值得关注的是《郡斋读书志》为每部书撰写解题，晁公武利用自己的学识考证作者，评论得失、剖析源流，考辨真伪，真正体现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
总之，《郡斋读书志》在分类、序文方面既有对前人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创造发明，书目解题大都考订博洽，内容充实，极富参考价值，因此，受到后世学者的高度重视和称赞，南宋目录学家陈振孙首先指出：
（《郡斋读书志》）其序言，得南阳公书五十箧，合其家旧藏，得二万四千五百卷。其守荣州，日夕雠校，每终篇辄论其大指，时绍兴二十一年也。其所发明，有足观者[3] 。
不仅如此，《直斋书录解题》以下书目多祖述或取资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如陈振孙不仅称《郡斋读书志》“其所发明，有足观者”，并且在他编《直斋书录解题》时即模仿《郡斋读书志》的体例。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一“经籍会通一”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近亦散失。”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也参考引用甚至大量抄录了《郡斋读书志》的体例和内容。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集录一”载：
唐人集，见载籍可采据者，一曰《旧唐书·经籍志》，一曰《新唐书·艺文志》，一曰《宋史·艺文志》，一曰郑樵《通志·艺文略》，一曰尤氏《遂初堂书目》，一曰马端临《文献经籍考》，端临所引书又二：一曰晁公武《读书志》，一曰陈直斋《书录解题》，此数书者，唐人集目尽之矣。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文献通考》，提要也称:“《经籍考》卷帙虽繁，然但据晁、陈二家之目，参以诸家著录。”明言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是取自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据笔者统计，清代朱彝尊《经义考》中引用或提及《郡斋读书志》的地方即多达222条，清代乾隆年间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其受《郡斋读书志》影响与启发尤其明显。
二
据文献记载，《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即直接接受了《郡斋读书志》的体例。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论内阁著直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记载：
着该督抚等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指何在，简明开载，具摺奏闻，候汇齐后，令廷臣检核，有堪备览者，再开单行知取进，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乙览，从此四库七略，益昭美备，称朕意焉[4] 。
这是撰写《四库提要》的初议。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安徽学政朱筠奏陈购访遗书及校核〈永乐大典〉意见摺》又云：
著录校雠，当并重也。前代校书之官，如汉之白虎观、天禄阁，集诸儒较论异同及杀青，唐宋集贤校理，官选其人。以是刘向、刘知几、曾巩等，并著专门之业。列代若《七略》、《集贤书目》、《崇文总目》，其书具有师法。臣请皇上诏下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并以进呈，恭候乙夜之披览。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大学士刘统勋等奏议覆朱筠所陈采访遗书意见摺》也称：
查古人校定书籍，必缀以篇题，诠释大意。《汉书·艺文志》所称“条其篇目、撮其指意”者，所以伦次得失，使读者一览了然，实为校雠良法。但现今书籍，较之古昔日更繁多，况经钦奉明诏，访求著录者，自必更为精博。若如该学政所奏，每一书上必撮举大旨，叙于卷首，恐群书浩如渊海，难以一一概加题识。
查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晁公武《读书志》，皆就所有之书，编次目录，另为一部，体裁最为简当。应即仿体例，俟各省所采书籍全行进呈时，请敕令廷臣详细校定，依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分类汇列，另编目录一书，具载部分卷数、撰人姓名，垂示永久，用昭策府大成，自轶唐宋而更上矣。[5]
可见，《四库全书总目》编纂伊始就确定了它所依据的书目是《郡斋读书志》与《崇文总目》，因为它们都属解题目录，学术价值较高，但《崇文总目》在明代已经散亡而成残卷，他们所依据的主要还是《郡斋读书志》，据笔者考察，《四库全书总目》对《郡斋读书志》的接受与继承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类序方面。
《郡斋读书志》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每部均有大序，说明分类的依据及学术渊源。子部大序曰：
子之类凡十八：……序九流者，以为皆出于先王之官，咸有所长，及失其传，故各有弊，非道本然，特学者之故也，是以录之。至于医、卜、技、艺，亦先王之所不废，故附于九流之末。夫儒、墨、名、法，先王之教；医卜、技艺，先王之政，其相附近也固宜。昔刘歆既录神仙之书，而王俭又录释氏，今亦循之者，何哉? 自汉以后，九流浸微，隋、唐之间，又尚辞章，不复问义理之实，虽以儒自名者，亦不知何等为儒术矣，况其次者哉! 百家壅底，正途之弊既息，而神仙服食之说盛，释氏因果之教兴，杂然与儒者抗衡而意常先之。君子虽有取焉，而学之者不为其所误者鲜矣，则为患又甚于汉。盖彼八家，皆有补于时，而此二教，皆无意于世也。八家本出于圣人，有补于时，特学者失之，而庄、老犹足以亡晋，申、商犹足以灭秦，况二教无意于世，不自附于圣人，若学而又失之，则其祸将如何? 故存之以为世戒云。
晁公武首先介绍自己对子部书的分类，然后说明各个类别的内容以及设立这些类目的理由，尤其是对“神仙”与“释书”二类的设置作了详细解释，认为佛、道之书虽“无意于世”，但可以“存之以为世戒” 。再看《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大序：
二氏，外学也，故次以释家、道家终焉。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然儒家本六艺之支流，虽其间依草附木，不能免门户之私，而数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与经史旁参。其余虽眞伪相杂，醇疵互见，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节之足以自立，即其不合于圣人者，存之亦可为鉴戒。“虽有丝麻，无弃菅蒯” ，“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在博收而愼取之尔。
四库馆臣也认为，佛、道之书，其主旨虽然与儒家正统思想相背离，但作为现实存在的东西，也可以保留下来供人们借鉴。这段论述显然是在晁公武的理论基础上阐发而成。
第二，在解题方面。
晁公武编《郡斋读书志》，最有价值的就是解题。他在前人基础上开创一种将各书、作者、内容、篇卷综合进行介绍的、新的、更为完善的解题形式。因此，解题成为最能体现《郡斋读书志》特色的部分。尽管《郡斋读书志》的解题大都比较简明，但内容却很丰富，对作者行事、成书背景、成书过程、著者宗旨、图书体例、内容特点、典章制度、掌故轶闻、图书真伪、历代著录、序跋、收藏、雠校、存佚等情况，均有记载考述，尤其是在作者的考订、文献的辨伪等方面，晁公武下了很大功夫，使《郡斋读书志》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解题中，不仅标明撰人朝代，而且在叙述作者生平事迹时特别注意标举明确的登第年代，全书共记载著者科举资料约180条，多半都有具体时间，如《郡斋读书志》卷十七“别集类上”著录《贾至集》十卷，解题云：“右唐贾至，幼几也。洛阳人。天宝十年，明经擢第。累官起居舍人、知制诰。…… ”有些作家登第时间甚至是现存文献的惟一记载，所以，后人研究唐五代作家，许多材料均取自《郡斋读书志》。如，《高适集》解题载:“右唐高适达夫也。渤海人。天宝八年，举有道科中第。”高适举有道科登第，《新唐书》本传也有记载，但其及第年份则不见于其他任何文献，周勋初先生撰《高适年谱》，正是依据《郡斋读书志》这条资料，考订清楚了高适登制科之年份及调封丘尉、送兵清夷军、去职回长安的时间[6] 。因此，《四库全书总目》的提要多取资于《郡斋读书志》。如，《四库全书总目·跨鳌集》提要：
宋李新撰。晁公武《读书志》曰:“李新，字元应，仙井人，早登进士第。刘泾尝荐于苏轼，命赋墨竹，口占一絶立就。元符末上书夺官，谪置遂州，流落终身。”今考集中《上李承旨书》称“某叨冒元佑第”，《吊安康郡君词序》称“解褐通籍，在元祐庚午”，与公武早登进士之说合。
四库馆臣对李新生平作出考证，证明晁公武“早登进士第”的断定是正确的。
在其它方面，四库馆臣也充分吸收了《郡斋读书志》解题中的内容，如，《四库全书总目·周易集解》提要：
其书《新唐书·艺文志》作十七卷，晁公武《读书志》曰:“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无所亡失，岂后人并之耶?”
认为《郡斋》所云十卷是正确记载。
又如，《四库全书总目·儒言》提要云：
是书已编入《景迂生集》，然晁公武《读书志》已别著录，盖当时亦集外别行也。公武以是书为辨王安石学术、违僻而作。今观所论，大抵《新经义》及《字说》居多，而托始于安石之废《春秋》。公武所言良信。
景迂生即晁说之，是晁公武的叔父。晁公武对晁说之的学问十分崇拜，在《郡斋读书志》解题中有十多处文字或引用晁说之学说或称赞晁说之学问，对其思想和观点自然十分熟悉。所以，他的判断得到了四库馆臣的认可。
再如，《四库全书总目·击壤集》提要：
晁公武《读书志》云:“雍邃于《易》数，歌诗盖其余事，亦颇切理。”案:自班固作《咏史》诗，始兆论宗，东方朔作《诫子》诗，始涉理路。沿及北宋，鄙唐人之不知道，于是以论理为本，以修词为末，而诗格于是乎大变。此集其尤著者也。
四库馆臣引晁公武言证明邵雍的学术志趣不在诗歌创作。
再如，集部总集类《唐百家诗选》提要：
旧本题宋王安石编。安石有《周礼新义》，已著录。是书去取，绝不可解。自宋以来，疑之者不一，曲为解者亦不一。然大抵指为安石。惟晁公武《读书志》云：“ 《唐百家诗选》二十卷，皇朝宋敏求次道编。次道为三司判官，尝取其家所藏唐人一百八家诗，选择其佳者凡一千二百四十六首为一编。王介甫观之，因再有所去取，且题曰：‘欲观唐诗者，观此足矣。’世遂以为介甫所纂。”其说与诸家特异。案《读书志》作于南宋之初，去安石未远。又晁氏自元祐以来，旧家文献，绪论相承，其言当必有自。
关于《唐百家诗》的编者，一般认为是王安石，但晁公武却认为是宋敏求所编，四库馆臣以晁氏之说为是，但近人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却考证以为编者应是王安石。其实，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读书志》作于南宋之初，去安石未远，又晁氏自元祐以来旧家文献绪论相承，其言当必有自”。晁公武的说法应该是比较可靠的。
据本人统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直接和间接采用《郡斋读书志》内容文字达300余条，有些甚至是全部照录，说明《郡斋读书志》的学术质量得到了清代学者的认可。
第三，在分类方面。
《郡斋读书志》的类目设置十分科学，它沿用了隋、唐以来的正统四部分类法，又参考《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等书目，形成了自己的分类。但在前人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如集部分为四类:楚词类、别集类、总集类、文说类。晁公武认为，楚词是“百代词章之祖” ，故应设立楚词一类，这是宋代官修书目《崇文总目》所没有的。这一点为《四库全书总目》所接受，集部首列“楚辞类”。文学理论著述的起源，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追溯到曹魏时的《典论》，但我国现存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文心雕龙》却是南朝文学家刘勰撰成，此后文史批评之风渐盛，批评著作也日益增多，至北宋时，这一趋向有增无减。但在《郡斋读书志》之前，因此类著述为数尚少，一些书目或把它们置于总集之末，或把它们混杂于别集之中。北宋开始，文史批评之风渐盛，批评著作也日益增多。有鉴于这一学术发展的趋势，《崇文总目》增设了文史类。“文史”之名，并没有准确反映这一类书的性质和特点，况且，文、史书本来应该分属史部、集部，不应只在集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在史部先设“史评类” ，著录《刘氏史通》、《史通析微》、《史记索隐》、《历代史赞论》、《唐书直笔》、《唐书新例须知》、《唐书音训》、《唐书音义》、《唐史要论》、《唐鉴》、《古史》、《两汉博闻》、《三刘汉书》、《东汉刊误》、《吕氏前汉论》、《晋书指掌》、《唐书辨证》、《五代史纂误》、《注唐纪》、《历代史辨志》、《西汉发挥》、《三国人物论》、《唐史评》等二十三部书，替史学批评文献找到了归宿，说明他对史学评论的重视。同时，又在集部设立了“文说类”，著录《文心雕龙》等九部文学批评方面的书籍，为文学评论著作找到了归宿。在我国古籍分类中，至《郡斋读书志》终于完成了对文学批评与史学批评著作的安置。《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的“史评类”及集部的“诗文评类”即继承了《郡斋读书志》开创的“史评类”与“文说类”。
此外，将佛、道文献并入子部，并使其独立成类的，是北宋官修书目《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则学习《崇文总目》，将道、佛著作各专设“神仙” 、“释书”二类于子部，《四库全书总目》在子部设“道家”、“释家”二类，应是直接继承《郡斋读书志》体例。
又晁公武在子部设艺术类，并在序中认为艺术类的图书也有“正己养心”之功用，所以，将射诀、画评、弈经、算术、博戏、投壶、相牛马等之类的书归为艺术类，而《四库全书总目》在子部设“杂艺术类”，无疑是受到晁公武这种思路的启发与影响。
三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晁公溯《嵩山居士集》提要称:“晁氏自迥以来家传文学，几于人人有集，南渡后则公武兄弟知名。公武《郡斋读书志》世称该博，…… ”然而，由于晁公武身处两宋动乱之际，家中藏书又因靖康之乱大半遗失，《郡斋读书志》中也产生了一些缺失和讹误，如图书分类不当、解题考辨有误及对文献的内容价值评论失当等，因而，也遭到四库馆臣的批评。这种批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四库全书总目》指出《郡斋读书志》分类上的错误。
如，《四库全书总目·建康实录》提要云：
《新唐书·志》载入杂史类，盖以所载非一代之事，又不立纪传之名，尙为近理。《郡斋读书志》载入实录类，已不免循名失实。马端临《经籍考》载入起居注类，则乖舛弥甚。至郑樵《艺文略》编年一类，本案代分编，乃以此书系诸刘宋之下，与《宋春秋》、《宋纪》并列，尤为纰缪。今考所载，惟吴为僭国，然《三国志》已列正史，故隶之于别史类焉。
四库馆臣批评《郡斋读书志》将《建康实录》载入实录类，晁公武对文献内容未作深入考察，仅仅按照书名做了简单分类，是有疏忽之处。
又如，《四库全书总目·法藏粹金录》提要云：
南宋初年，迥五世孙公武作《郡斋读书志》，乃附载迥《道院集》后，列之别集门中，殊为不类。殆二程以后，诸儒之辨渐明，公武既不敢削其祖宗之书，不著于录；又不肯列之释氏，贻论者口实；进退维谷，故姑以附载回护之。观其条下所列，仅叙迥仕履始末、行谊文章，而无一字及本书，其微意盖可见矣。然自阮孝绪《七录》以后，释氏之书，久已自为一类。历朝史志，著录并同，不必曲为推崇，亦不必巧为隐讳。今从陈振孙《书录解题》入之释氏类中，存其实也。
批评晁公武为回护其五世祖晁迥，将宣扬佛教的《法藏粹金录》入集部别集类，显然不妥。晁迥一生喜好佛典，撰写过多部佛教著作，《法藏粹金录》是其中有名的著作，按其内容和性质应该放入子部释家类。
其次，《四库全书总目》对《郡斋读书志》解题失误提出批评。
《郡斋读书志》解题常常对作者、文献内容、价值等有所考辨，大都十分详实精当，但也不免有失误之处，如，《四库全书总目·周易口诀义》提要称：
故《崇文总目》及晁氏《读书志》皆以为直抄注疏，以便讲习，故曰“口诀”。今详考之，实不尽然，……
晁公武仅以书名断定其书内容，显然不够谨慎。
又如，《避暑录话》提要:
案晁公武《读书志》载此书，作十五卷，与此本卷数多寡悬殊，疑今所行者非完帙。然《文献通考》已作二卷，毛晋《津逮秘书》跋云:“得宋刻迥异坊本，亦作二卷。”则宋代亦即此本。考诸书所引《避暑录话》亦具见此本之中，无一条之佚脱，知《读书志》为传写之谬矣。
四库学者批评《郡斋读书志》著录《避暑录话》卷数有误，当是晁公武校对不精所致。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著录有影写宋刻本《乙卯避暑录话》二卷，是宋本亦二卷，乙卯为绍兴五年[7] 。
再次，《四库全书总目》指出晁公武在对某些文献内容或价值进行评论时，有失当之处。
如，《四库全书总目·靖康缃素杂记》提要云：
宋黄朝英撰。晁公武《读书志》曰：“朝英，建州人，绍圣后举子。”又曰：“所记凡二百事。”今本卷数与公武所记同，而只有九十事。…… 晁公武讥其为王安石之学，又讥其解《诗》“芍药握椒”为鄙亵，刘敞《七经小传》亦摭此条为谐笑，虽不出姓字，殆亦指朝英。今观其书，颇引《新经义》及《字说》，而尊安石为“舒王”，解《诗》“绿竹”一条，于安石之说尤委曲回护，诚为王氏之学者。然所说自“芍药握椒”一条外，大抵多引据详明，皆有资考证，固非漫无根柢、徒为臆断之谈。敞本与安石异趣，公武又自以元祐党家，世与新学相攻击，故特摭其最谬一条，以相排抑耳。
晁公武因反对王安石“新学” ，所以，在解题中有意贬低某些文献的价值。这一点与晁公武家世与思想传承有关。晁公武贬抑王安石，源于其叔父晁说之，《郡斋读书志》子部儒家类著录晁说之《儒言》一卷，解题云:“右从父詹事公撰。其书盖辨正王安石之学违僻者。”王安石著《三经新义》，宣扬自己的经学思想，但却遭来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等人的讥刺与批判。晁说之曾亲得司马光家传学术，自然站在司马光一边，积极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及其“荆公新学” 。
《郡斋读书志》集部别集类著录刘敞《刘公是集》七十五卷，解题称：
右皇朝刘敞字原父，袁州人。……英宗尝语及原父，韩魏公对以有文学，欧阳公曰：“其文章未佳，特博学可称耳。”
《四库全书总目·公是集》提要则评曰：
晁公武《读书志》谓欧阳修尝短其文于韩琦，叶适《习学记言》亦谓“敞言经旨，间以谑语酬修，积不能平。复忤韩琦，遂不得为翰林学士”。盖祖公武之说。今考修草敞知制诰诏曰:“议论宏博，词章烂然。”又作其父立之墓志曰：”“敞与攽皆贤而有文章。”又作敞墓志曰：“于学博，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数术、浮屠老庄之说，无所不通。为文章尤敏赡，尝直紫薇阁，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将下直，止马却坐，一挥九制数千言，文辞典雅，各得其体。”其铭词曰：“惟其文章灿日星，虽欲有毁知莫能。”则修亦雅重之。晁氏、叶氏所言，殆非其实欤?[8]
四库馆臣批评晁公武记载欧阳修评刘敞“文章未佳”事为失实不确。其实，晁公武也只是引用他人语言以备一说而已，自己并未做什么评论，四库馆臣的指责似显得过于严重。
有时四库馆臣对《郡斋读书志》的批评也有失当之处，如，《四库全书总目·东溪试茶录》提要云:
原本题宋宋子安撰，载左圭《百川学海》中，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又作“朱子安” ，未详孰是。然《百川学海》为旧刻，且《宋史· 艺文志》亦作“宋子安” ，则《读书志》为传写之讹也。
批评《郡斋读书志》写作者有传写之误，不够精审。然而，已有学者指出，四库馆臣所依据的是转引自《文献通考》中的《郡斋读书志》，而《四部丛刊》中所收的《郡斋读书志》则作“宋子安” ，此说甚是。其实，袁本《郡斋读书志》即作“宋子安”，而《四部丛刊》所据正是袁本。
清人钱泰吉称《郡斋读书志》为“宋以来著录家之首”[9] ，此话不假，由汉、宋至明、清，有解题的目录书得以保存至今的，除《崇文总目》及《郡斋读书志》外，只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郑樵《通志·艺文略》、马端临《文献通考· 经籍考》及《四库全书总目》，《崇文总目》经绍兴改定之后即成简本，明代又遭遇散佚而成残卷；《直斋书录解题》后也散佚，现在所见则是后人辑佚之书，并不完备；郑樵《通志·艺文略》、马端临《文献通考· 经籍考》则属辑录体，提要录自以前各家书目。因此，《郡斋读书志》的学术价值不可低估，它在目录学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孙猛.《郡斋读书志》衢袁二本的比较研究———兼论《郡斋读书志》的成书过程。文史，20
2.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合校二本，统计著录之书为1496部，除去重复，实收书1492部。上海古籍，1987
3.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史部目录类《郡斋读书志》提要.上海古籍，1987
4.《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83
5.以上三条分别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一、十三、三十一，上海古籍，1997
6.周勋初.高适年谱，载《周勋初文集》，第4 册，江苏古籍，2000:22 -58
7.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北京:中华书局，1964
8.《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公是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83
9.钱泰吉.《甘泉乡人稿》卷九《曝书杂记》下，《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2003
郝润华，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感谢郝老师授权！（文章原载于《图书馆杂志》2010年第8期）
温馨提示：欢迎转载，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汉籍数字图书馆》（微信号：hanjilibrary）。
閱讀更多 漢籍數字圖書館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