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大孙卫东教授认为中华文明可能起源于古埃及,你对此有何看法?

雨中梧桐路HK


近百年来,学术议题,有两大猜想,一直让中国学者脑壳疼的很。一个,是数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另一个,就是史学圈的“中华文明起源论”。

这俩话柄,恰恰一文一理,相得益彰。过去,物理学家海森堡留下名言,“我就要死了,我要带上两道难题去问上帝”,如果以前的“中国学者”也算一个整体,我想不出意料,随身携带的可能就是这俩疑问——虽然上帝也可能懵逼。曾经有无数的顶尖头脑或鬼头鬼脑,为了这两大问题的证实,提出各种看法,弄得差点精神错乱。

近来,又传出中科院孙卫东教授的“中华文明源起于古埃及说”,大家讨论的兴致勃勃。其实,这个说法本身,早在民国时代就不稀奇了,是老掉牙的话题。对孙卫东本人而言,这个观点,他其实也早在1997年前后就已提出,在社会也有所传播。

彼时,电脑网络虽还不发达,但这个问题,也都不知道是天涯论坛多少年前的灌水了。


“中华文明源起于古埃及”,这个说法,当然会引起国人很多争议,少不了又是一番吵来吵去。

至于吵架的要点,对于一般公众来说,重心则根本不在什么“埃及”还是“非洲”亦或“维斯特洛大陆”,谁care嘛。它的引爆点,主要在于两项:一,特么的古老的中华文明,竟然是外来的;二,娘匹西,我堂堂华夏后裔,经常成了黑不溜秋的埃及人的后代,“专家”怎么可以这么瞎搞,太伤民族自尊心了。

也所以,这场讨论,到了大众平台,就注定就无法是冷静、客观、求真的学术研讨。也因此,孙卫东教授自抛出这个研究成果,且先不论其对错,是一直备受人身攻击的。太多的人,嘲讽他是弄出了“造谣新境界”,是“可耻的行为”,甚至更多阴谋论出来了,认为他是居心不良,与美国那边桴鼓相应,给我们搞新套路的。

很显然,要完全抛开狭隘的民族观,去科学主义观去审视这个问题,我们不仅缺乏这个能力,尚缺这等理性精神。虽然本人不认同孙教授的说法,但也觉得不妨就事论事——这也许也是一个已超出本话题范围的期待吧。


再更早地追溯,所谓的“中华文明源于古埃及说”,其实在明末清初,就已经小范围出现。

弄出这个说法的人,就是西方传教士。他们这批人,大脑是完全由《圣经》统治的,长期就以为整个世界就只他们欧洲人是文明社会,其余都是野蛮之群。等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千辛万苦到达中国时,根本无法相信竟然还有一个发达而迥异的中华文明,活生生地、独立地发展存在。对于早期这群蓝眼珠的可怜人来说,这完全是毁三观的发现。

是以,他们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中国人论证为是从西方迁徙而来的子民。德国传教士A.Kircher挺牛逼,他在1654年前后分别写出了《埃及之谜》、《中国图说》这两本书,首次明目张胆提出,中华文明源自古埃及。甚至他们很苦心孤诣,连路线图都划得好好的,就说是《圣经》里的“闪”这个人的子孙,率埃及人来到中国的。这些远来者,还将古埃及文字传给了当时的中国“土著”,而后来的汉字就是中国土著一知半解加自身创造混杂搞出来的。呵呵。

这个说法,在西方一直非常有名。他们的核心,不管有意还是无心,就是要否定中华文明的自源性,否认古代中国人有独立创造出辉煌文明来的能力和现实,从而继续一厢情愿地维护西方中心观的挺立。


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倘若能作为一种独立、中立的学术研究存在,我觉得不但不该反对,甚至是该鼓励的,不管成果是否伤及我们的民族自豪感。

但是,我们眼下所要评说的中科院孙卫东教授的所谓“中华文明自古埃及”论,我的意思,其人固没必要去人身攻击,可其此新“成果”则相应的,似也没有深究的必要。何以故,最大的原因在于,孙卫东先生虽巍巍峨为教授,但术业有专攻,他对此问题的探究实外行意见,出再多的文章,也没有什么发言权、专业性、可信度。

孙教授年轻有为,精神可嘉,但是他自身的研究领域,其实是地球化学方面。他的那些涉及到学术剽窃、被开除、爱出风头等诸端的指控,是否有之暂且按下不表,但是中心问题又是避不开的:你所谓的“中华文明起源说”,主要涉及到的是文献史学与地下考古等等,远远超出你的知识范畴和学力认知,试问你孙卫东又不是孙悟空,如何可以跟小孩乱窜马路似的,兴之所至就能翻身跨界?

可以明确说,这些方面,他都是非专业人士,充其量只是个业余爱好者。有所言说,没有公信力。


此外,他的所谓研究成果,发布的地方,也不是什么正经刊物,而是在一个名为“酷鸟”、自号为“玩深度玩专业”的旅游平台之上。

是以,略微诛心揣测,他在那边每周定期发布系列文章,与其说他在弄学术,不如明白讲他是故意搞噱头,炒话题,为平台做点商业推广更合适吧。这些文章,网上随手可查,里面的纰漏,我这么一个文史外行,都是随翻随见的。

所以,总的说来,中华文明到底源起哪里,我没那个能力评判,但是中科院孙卫东教授的那些说法,可以断言,是既不新鲜,也没啥价值的。他说,“夏”是确实存在的,但夏朝不在中国而在古埃及,华夏文明并非土生土长,而是埃及人迁徙而来的,诸如此类的怪说,一旦缺乏可靠的论证依据,也就是个“段子”而已。

这么件哗众取宠之论,还不值得正经以对。大家在被股市折腾的心肾不宁之余,随意看看,轻轻笑笑,然后各自鸟兽散吧!至于孙卫东教授,反正我也无意去叫醒一个装睡的高智商,请你不要停,继续的表演!


刘愚愚


孙卫东其实在1996年就提出了类似猜测,只是当时被他的导师阻止了进一步的广而告之。

1996年时,孙卫东还是个中科大放射实验室的博士生,他负责分析200个青铜器,其中很多来自于殷墟,他发现这些殷墟的青铜器的反射性与埃及的青铜器很相似,他觉得这些青铜器应该来源于同一个矿产地:埃及。

不过考虑到在当时如果提出这个观点可能会引发的巨大争议,他的导师没有允许他进一步发表自己的发现,同时学校也要求孙卫东移交了全面实验数据,并让他去研究别的项目去了。

20年后,孙卫东也成为一名教授,他在进一步研究之后,终于说出了自己知道的所有的相关的发现。

当然,首先要说明的,对于青铜器这个事物,国内的主流观点是:确实有部分青铜技术从域外传到了中国,但是这些是通过漫长的岁月,通过民族迁徙、民族间贸易、贡品、婚嫁等渠道,逐渐而缓慢地传到了中国地区,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就像接力棒一样,在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间传递,并不断丰富和完善。

而孙卫东的观点:殷墟的商朝人是从古埃及来的,再联想到殷墟的殉葬坑里有很多黑人和高加索甚至白人人种的遗骸,孙卫东就进一步得出了“商朝西来”的论点,并进一步得出了“大禹治的是尼罗河”这样的观点。

不得不说,再研究下去,孙卫东真要气死一大批中国古代史研究者。

就像杨振宁先生也研究过上古汉语,他认为上古汉语是多音节的,为什么到了先秦时期就变成了单音节呢?杨振宁认为这是由于《易经》的推广,《易经》作为官方典籍,其文法被视为行文规范,因为《易经》里用的是单音节,所以汉语也就单音节化了。

当然,后来他也没再怎么研究,估计自己都觉得不靠谱,再研究下去,一帮子古汉语研究者都要被气死了。

其实他们的行为就是显然的“民科”了,就是从科学工作者沦为“民间科学者”,想问题,做研究,不从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入手,而是突发奇想、脑袋一拍就横空出世一套惊世理论。

限于目前人类对于远古的很多事物无法精准掌控,所以各种各样的理论满天飞,包括孙卫东的猜想,其实正儿八经从目前的实证角度,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这就很麻烦,你看着他在那高谈阔论,你也没有实锤可以说服他,当然大多数民科人士是比较固执的。

但是,一旦把他们的理论去套用其他的现象,就很可笑了,希腊文明来源于克里特文明,但克里特人学习和借鉴了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文明,他们的很多东西都类似于这2个最古老的文明,那你能说克里特人来源于古埃及么?

当然,按照当时古埃及的实际情况,在这个思路之下,商朝人更应该是苏美尔人的后裔,当时苏美尔人统治着埃及,并且他们是黄种人,而古埃及人是白人人种。在殷墟里发现了大量的作为货币使用的贝壳以及很多书写用的龟甲,这些产地大都在热带及沿海地区,后期甲骨文则主要写在了牛骨上,根据这个,孙卫东推测中国祖先从热带沿海地区(古埃及、地中海一带)倒也有几分道理。

当然还有文字的因素,毕竟殷商的文字几乎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几乎都在殷商被发现,孙卫东就认为文字也是苏美尔人带过来的,毕竟都是象形文字,都差不多。


云中史记


我认为夏朝就是苏美尔文明。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英语summer,意为夏天,这个词汇是英语泊入品,汉语译为苏美尔,而苏美尔人自称为夏,这些惊人的巧合是否让你们醍醐灌顶呢?夏文明很可能影响了东方,根据我们已知的考古成果我们的文明晚于苏美尔文明,这不丢人,说明我们的根在西方,中亚是我们祖先的领土!因为苏美人还被成为黑头人,黑头发的人!众所周知中亚自然环境并不好,苏美尔人向东方迁移并不离谱,因为我不是专家所以没有确切的证据,有一点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就是我们的太阴历法和苏美尔的历法还有古埃及的历法有着太多相似之处,或许会有专家大白真相于天下!逻辑混乱勿怪!


饕餮爱项羽


中科大孙卫东教授认为中华文明可能起源于古埃及,你对此有何看法?


中科院广州地化所有位孙卫东教授,是同位素地球化学领域的权威,有很多的研究成果,获得过很多大奖,照目前这形势,评上院士也是有可能的。

有一次,孙卫东分析了一下商代青铜器,发现其中有个同位素特征出自地中海一带,于是他脑洞一开,认为取得了中华文明埃及来源说的实锤,后来又翻翻古典,乖乖不得了,说不定大禹治水治的就是尼罗河。

其实,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孙卫东还不是教授,而是中科大放射实验室的博士生,他负责分析200多个青铜器,很多来自于殷墟,通过分析他发现这些殷墟青铜器的反射性与埃及青铜器很相似,他就觉得这些青铜器应该来自同一个矿产地:埃及。

科学是不会骗人的,这个发现也是惊人的,但是,只凭借科学研究这一门就做出如此断定,肯定是片面的,如果把这个观点发布出来,不但中国四大文明古国的地位保不住,五千年文明史的理论也站不住脚,不但刘卫东,就连他的导师,甚至是中科大都要被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甚至是全国人民骂成狗。

他导师的头脑是清醒的,年轻人有激情、有想法是好的,这样吧,你把你所有的实验结果都交出来,去研究别的项目去吧!(小编猜想:交接完后,导师擦擦头上的汗,太TM吓人了,一辈子英明差点毁到这个学生手里。)

20年过去了,孙卫东凭借自己的刻苦学习和研究成为了一名知名教授,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对当年的青铜器导出中华文明埃及说的研究一直念念不忘,经过进一步的研究之后,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发现,这个观点一出来,果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批评声一片,但是孙教授毕竟是有修养的,他认为自己的中华文明埃及说也就是闲着没事的时候自娱自乐罢了,也不强求别人相信,朋友们拿这件事来给他开玩笑,他也不生气。

其实,对于孙卫东的科学发现,也很好解释:

青铜器制造技术,国内的主流观点认为,确实有一部分青铜技术是从域外传过来的,最有可能的就是经过民族迁徙、商贸、供奉、婚嫁等渠道传到了中国,经过中国人的消化吸收,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并保留国外痕迹的青铜器。

再者,孙卫东教授对历史中的夏朝进行了研究,除了青铜器的放射性以外,商朝和古埃及的航海、铜器冶金,双轮战车制造等技术,都能得到令人意想不到的吻合,于是孙教授大胆推论,夏朝的确是存在的,但是不在中国,而是在古埃及,希克索斯人被推翻后,一部分人东渡来到了中国,为中国带来了青铜器,商朝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这就能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一直找不到印证夏朝的文物,就连商朝出土的甲骨文都没有对夏朝有一丝一毫的描写。

孙卫东大胆推论直接在考古界投入了一颗原子弹,各界人士纷纷发表看法,批驳其观点,说实话,这个观点的确让人难以接受,“华夏子女”早就成了我们的代名词,现在突然找不到老祖宗了,原来叫了几千年的“华夏”成了别人的,我们需要集体改称“古埃及子女”,想想都别扭。

很多人表示不服:

按照孙教授这种观点,罗马人从阿富汗得到了铁,是不是罗马人的祖先就是阿富汗人,中国的造纸术、火药、指南针传遍全世界,全世界是不是都是华夏子女?

青铜器就算是从古埃及过来的,就不能是贸易过来的吗,非得是古埃及人带过来,建立了夏朝?

再说了,研究历史不能只研究金属,更主要的应该研究文字,如果夏朝是埃及人建立的,他们不只是带来了青铜器,随之而来的应该还有文字,我们对比一下古埃及文字和甲骨文,恕我眼拙,实在看不出二者有多少相似的地方。

而且中华文化和古埃及文化有着明显的界限,语言不通、文化不同、神话也不同,仅凭青铜器就把历史改变方向,真的很难让人信服。

如果孙卫东教授再接茬研究下去,出不出成果不知道,估计不少考古学家恐怕都要被气死了!

弱弱问一句:埃及人属于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人种,也就是白种人,怎么到了中国就变成了黄种人了,这个过程能用同位素原理解释吗?


孙卫东教授研究青铜器,杨振宁教授研究古汉语

杨振宁教授是研究物理学的,一不小心也串行了,研究上了古汉语,他就发现,上古时代古汉语都是多音节的,为什么到了先秦突然就变成了单音节的呢?

杨教授认为,问题出在《易经》上,因为《易经》流传非常广,作为官方典籍,它的文法被官方视为行文规范,《易经》里面都是单音节的,所以,以后的汉语也就变成了单音节。

我只能说,教授的脑洞就是大,随便一拍脑袋就能整出一套惊世理论出来。


你认为孙教授的“中华文明埃及说”怎么样,靠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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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大小姐


哈哈,民国以来,坑爹的买办伪军汉奸层出不群数不胜数,卖祖求荣成为这些禽兽们得意的资本,因而洋干爹说人种西来,禽兽们就说中国人也自西而来殖民东亚,自然的,与欧洲白皮殖民世界只是早晚而已,无甚差别;洋干爹说文明西来,禽兽们就在那里嚎叫,洋干爹才是真爹,你们都该听洋爹的话。所以呀,从民国以来,那帮禽兽们早就卖了自己的祖宗,认西洋鬼子为干爹了。

至于改开后蹦出些牧羊犬洋精粉洋奴才洋鹦鹉啥啥的都不奇怪,所以民国时期那些禽兽们的法宝——西来说,自然成为牧羊犬洋精粉洋奴才洋鹦鹉们的上方宝剑,所以满嘴放屁的又不止这一个什么玩意儿的砖家叫兽。

邓公说过,打开国门什么都会进来,生出一些牧羊犬洋精粉洋奴才洋鹦鹉是很正常的事,鹦鹉就是鹦鹉,狗总是狗,再怎么学舌再怎么狂吠,都不可能改变历史事实和走向,民国时期那么庞大的买办伪军汉奸集团,也没阻挡住中国的独立和强大。

任谁都不可能改变: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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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内容是考古的,涉及到的是几大文明古国的历史问题,而在在里面有一个很现实和有意思的观点,就是世界上的文明其实并不只是四大文明古国,而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的概念是我们中国人提出来的,这个人想必好多人都听说过就是梁启超。

而世界上公认的几大文明发源地就是几个大河流域周边,产生埃及文明的尼罗河,产生华夏文明的长江黄河流域,产生印度文明的恒河流域,以及产生巴比伦文明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低河流域应该叫做两河文明,还有就是古希腊文明的地中海北岸的平原地区,而这些文明的发源地有共同的特点,就是河流海湖的平原地带。

而世界上公认的文明发源地为五个并非梁启超说的四个,多出来的你应该自然是古希腊文明,古希腊文明属于欧洲文明的发源地,所以入选进去其实也不必奇怪,而世界上的文明其实认为不分先后早晚,而现如今唯一流传不灭的文明就是我们华夏文明了。

而我们的文明属于有实物和文字记载的大概在四千年左右,加上传说中的的夏朝的话就是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唯一的遗憾就是一直还没有找到夏朝的城池遗址和文字,文明的标志是要有大规模城池和产生文字,而夏朝的是否存在就是缺少这两种东西的验证,只是古希腊文明的长久性其实是这几大文明里面比较短的。

很多学着和作者研究,认为其他几大文明都属于古埃及人迁移过去形成的文明,其实这种说法并没有绝对的证据去证明这些,而很多的相关的东西缺少说服力,所以这些说法并没有成为主流的权威观点,因为在世界上的这几个公认的文明发源地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相互之间只是存在极少数的相似之处,如果是迁移过去的那应该有许多地方相同才对,而现在的确缺少这类的证据。

据考古界证明,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形成的时间,分别为中东地区两河的苏美尔文明形成的时间为公元前4000左右,政权形成的时间为公元前2371年,而埃及文明形成的时间也是公元前4000年左右,形成政权形成为公元前3100年,印度的恒河文明形成的时间为3100年,政权形成的时间不确定,而后面的印度文明的形成是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我们中国的华夏文明形成为公元前3000年,政权形成的时间为公元前2050年左右。

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目前为止的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几大文明形成的时间,虽然有时间先后的顺序,但是缺少相关的证据证明这些文明之间有着怎么样的联系,由于地理位置差距太大,很难想象这些文明里面有着相互之间的联系,不管是否有联系,但是目前来说我们是唯一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也是唯一一个没有消失的文明,至于过去从哪里来已经不重要,发源最早也不见得能笑到最后,能一直流传传承不灭才是最后的赢家,至于争论文明的起源那些都需要有证据的,不是凭空捏造就可以的。


无法超越的足迹


其实夏朝说是埃及有很多“证据”,但显然不是孙教授说的那些,我确实拜读过这位“不平凡”教授的大作,他认为中华文明可能起源于古埃及的原因,总结起来就有几点:

第一,河流走向。

孙教授认为,在《史记》中记载了夏朝的河流流向是南北方向,而尼罗河是世界上唯一一条南北流向的河。

我想这个根据有点像小孩过家家了,首先来看看夏朝已知的疆域。如下图。

这是目前我国确认的夏朝的疆域图,显然,夏朝可以活动的地方不大,按照以前的水平,确实不可能有多大的疆域,人口也不会很多,按照孙教授的说法,夏朝找不到历史依据的原因,是因为夏朝在埃及,但是他们跋山涉水的开到中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算有一万个理由,当时是没有世界地图的,黄河是呈几字形状流淌的,在那么小的疆域内,夏朝人看到一段向北流淌的河流是很正常的,就算看到的不是黄河,其他河也一样,我们村东边还有条河就是向北流的,还挺长的,所以这根本就不能作为佐证,就连外国网友都说,他只需要在谷歌上花十秒钟,就知道世界上不止一条向北流的河。



第二,青铜器特性。

孙教授经过“研究”认为,夏朝的青铜器和埃及青铜器皿的特性相类似,这个就更有点扯了,中国四大发明流传的国外,若干年以后,全世界都有他们的身影,如果后人找不到这些资料或者当年我们的文明断代了,是不是可以说因为我国的四大发明的遗迹被发现的时代更早,全世界的人都是中国人迁徙过去的?



第三,文字。

不知道这位孙教授是怎么比对的,竟然认为象形文字和夏朝文字是类似的,属于同一个种类,但是大家只要一看就知道他们压根不像,埃及人为什么东迁以后要发明一个完全不一样类型的文字?就算是演变也演变的太彻底了吧?

有一本书叫《发现夏朝》,考证古埃及第二王朝首位国王霍特普塞海姆威就是共工。“《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根据这个记载,共工是炎帝后裔,他的父亲是祝融。

《发现夏朝》共”字象形原型是一个祭祀台面的霍特普符和两个赛汉姆权杖符组合起来的,霍特普符号表示使满意,两个权杖符号表示两个势力,而两个势力都能满意,就是“共”。埃及学家解读他和鲁斯名字的组合意思为“使两个力量得到和解”或者“使两个权力和平共处”。这是在霍特普塞海姆威名字旁经常出现两组符号,经过文字比较,这两组符号正是“祝融”二字,炎帝、共工、重黎、吴回等都担任过“祝融”。实际上这些人物都是古埃及早期历代法老,也可以看出金属冶炼秘密最初是由古埃及国王直接掌管的。

这本书中还谈到玻璃的制造,古埃及在公元前1400年—前1350年的蜻蜓眼珠项链,即大约在周人自埃及出走之前的约百年内开始出现。湖北随县战国初曾侯乙墓中随葬了173个蜻蜓眼珠,这种珍贵的东西,不太可能是商队带来的技术和成品,只能是东迁之后把技术传过来了。

我认为像这种生拉硬拽的财政局十分无聊,孙教授还是不要来抢人家的饭碗了,这种不着调的言论还少发为妙。


风云一点通


中科大的孙卫东教授认为夏朝是真实存在的,但之所以找不到考古依据,是因为夏朝根本不在中国,而是在古埃及。也就是说中国文明起源于古埃及。



夏朝是我国第一个世袭王朝。司马迁清楚地记录了《史记》中夏朝的历史脉络。在早期的春秋史书《竹书纪年》中,明确记载了夏朝从大禹开始,历经14个朝代,共有17位国王。但是外国学者一直认为夏朝只是一个人为创造的神话,而不是历史,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夏朝考古依据。

中国文明起源于古埃及,这可不是孙卫东的发明,是西方已经炒了几百年的冷饭。



1654年德国学者基歇尔在《埃及迷解》和《中国图说》两书中提出来“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根据中文与埃及象形文字的相似性,论述中国人是埃及人的后裔。

18世纪,法国汉学家德经认为,中国的文字、法律、政体、君主,甚至于政府中大臣及整个帝国均源自埃及,而所谓中国上古史即埃及史。

19世纪,法裔英国人拉克佩里出版《中国古文明西源说》一书,以当年考古成果为基础,根据天文历法、科技发明、语言文字、政治制度、历史传说的相似性提出,中国文明源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汉族于前2200年左右从西亚迁入中原。



法国人哥比洪于1853年首倡中国文化源于印度。 20世纪20年代初,瑞典人安特生在陕西的半坡村发现了仰韶文化。他认为,仰韶遗址发掘的彩陶与古希腊时期的相似,据此得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结论。

几百年了,西方一直不承认中国文明的自发性,忙着给中国文明找爹,一会说是起源于古埃及,一会又说是古巴比伦,一会又是印度,一会又是希腊,中国文明变成了外来文明,我们难道不是炎黄子孙了吗?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他于1672年向路易十四提出的《埃及建议》中说:“究竟中国人来自埃及人,还是后者来自前者,我不敢下断言。”他对埃及象形文字与中国文字之间的联系表示怀疑,他在致白晋的信中说:“我不知道,应对埃及象形文字说些什么,我很难相信它与中国人的象形文字有任何关系。我觉得埃及文字较为通俗,力求表示与诸如生物一类的可见事物的相似,最后达到比喻的目的;而中国文字却似乎以理智的思考为基础,如表示数、秩序和关系,所以,它只有抽象的笔画,这些笔画并不着眼于与物体形状的某些相似。”



日本的板津七三在1933年出版了一本《埃汉文字同源考》及其《重订及补遗》,对两种古文字作了大量的比附,甚至讲中国传说中的河出图,洛出书,载负图书的龙马、灵龟都是船,是埃及文明由黄河登陆的证据。

清末民初,很多人推崇《中国文明西源说》,意在强调汉人属于外来征服者,因此汉民族的历史符合先进民族迁徙并征服落后民族的进化规律。人种西来说的叙述甚至一度为民国初年中小学校历史教科书所普遍采纳,深刻影响着中国人对于自我的认知。

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着诸种对于中国自身历史的虚无主义,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陈黻宸就愤愤不满的说道:“我亦不解奴颜婢膝之徒何艳于彼族(指西方列强)之荣、彼土之乐。人各有国,国各有群,趋人之文明而自处于野蛮,我何乐而为此哉!”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中华文明外源说也表现出明显的“西学东渐”的特点。很多人以西方史学观来论证中国文化的起源,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西方话语权的中心地位。西方视野的背后是西方中心论,他们在内心里不承认世界上有其他不同的文明,有其他不同的世界观。

梁启超提出的问题“中华民族是否中国之原住民,抑移住民?”我们今天还没有解决吗?



为了证明华夏文明起源于本土,国家在1996年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大型科研项目,2003年又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旨在用实物来证明中华文明是原生文明,并非外来文明。 随着良渚遗址、石峁古城、凌家滩遗址、陶寺遗址、二里头遗址的考古挖掘,提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

史学考古学任重而道远,需要不断的努力提供切实的证据来证明中国文明的来源历史。否则历史虚无主义,会斩断中华民族的根基。


非常道毕延河


孙教授的“中华文明可能起源于古埃及”的文章,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为寻找夏朝存在的证据而另辟蹊径,不得不说是一个令人脑洞大开的想法。

由孙教授的文章可知,孙教授认为我国的第一个王朝夏朝是真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重大的考古证据。那么为何一直找不到夏朝的考古证据呢?他认为夏朝根本就没有在中国,而是在古埃及。因此,才有了“中华文明可能来源于古埃及”一说。

不管什么样的论断,都得要有相应的证据做支撑。孙教授同样也有证据,他对殷墟中出土的一些青铜器进行了科学检测,发现出自殷商时期青铜器的放射性与埃及的青铜特性很相似,而与我国所挖掘的青铜矿石放射性差距很大,这是其一。

第二个证据是关于一条河流的流向。《史记》中记载了夏朝的河流由南向北流动,而埃及的尼罗河也是由南向北流动。还有希克索斯人建立了埃及第十五个王朝,他们掌握了航海、铜器冶金,双轮战车的制造等技术,而这些技术都与商朝十分吻合。

孙教授根据以上证据,推测出希克索斯人建立的王朝被推翻后,其中一部分人东渡来到中国,为中国带来了青铜文明及相关技术,商朝便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也就是说,古埃及人参与了商朝的创建。

我也说一下我的看法,孙教授的观点看似有根有据,实则证据有些牵强附会。首先,由南向北流动的河流肯定不止埃及的尼罗河一条,北极地区应该还有一条。其次,青铜器的检测只是个例,并没有普遍性,也不能排除青铜贸易所致。最后,商朝与古埃及有相似的技术,并不能表明就是来自于古埃及。

孙教授的观点一出,舆论哗然,反驳之声此起彼伏。当然了,反驳也是需要证据的,基因检测结果就是最好的科学结论。虽然世界基因谱上中国人的染色体已发生变化,与之前也有了明显区别,但埃及和夏之间在基因层面是不存在交流的。这在基因层面上说明了华夏文明与古埃及文明是没有关系的。

我国文明源远流长,远的仰韶文化暂且不说,就说在公元前5000年到前3300年的河姆渡文化,它就是长江下游地区古老的新石器文化。这一时期的人们已会各种骨器制作,水稻种植已经兴起,文明已经初现。再到大汶口文化以及龙山文化,可以说这些都是早期文化向文明的转化时期。

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标志着我国原始氏族社会转入奴隶社会时期。国家机器已经建立,有了历法,农业、手工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各种史料也是对夏朝进行了各种记载,其中《夏小正》就是中国最早的历书,月份就是采用“夏历”的月份,对每月的相关农事活动都有了详尽的记载。

关于夏朝的考古证据,最接近的就是洛阳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距今大约3800年到3500年,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在二里头遗址的上层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宫殿基址,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宫殿建筑基址。遗址内有宫殿地基,手工作坊等,还发现有墓葬。

这一发现,不仅为研究中国历史早期国家的出现及其特点提供了原始资料,而且为研究夏朝历史提供了方向和依据。尤其是出土的陶器和青铜器,检测出的时期正好于史书中记载的夏朝时期相吻合。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朝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也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都城所在。

结论是:华夏文明并非来自古埃及,夏朝也是存在的,考古证据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重大的文字发现。


野史也是史


孙卫东,男,1966年出生,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科学院矿物和成矿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大型仪器中心“广州质谱中心”主任、全球最大的矿床学学会会士……主要从事元素地球化学性质与成矿规律研究,在元素地球化学、高温高压实验、分析方法和仪器研发方面有特长。曾经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

以上,是中科大孙卫东教授的部分个人简历,他的研究领域是地矿方面,考古是业余爱好 。

他的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系列文章,来自于《酷鸟专栏》,前言的刊发时间是2016-01-26 16:04。


下面对孙教授前言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他的原文均加有引用标识,以方便读者朋友区别。


首先要说的是,这篇文章全文共有4个“据说”

身为考古爱好者,孙教授应该知道每一个观点的出处是很重要的,没有考证查实的内容,怎能直接拿来作为自己的论证?

俄语文字据说也是两位传教士于300多年前为宣传圣经而创立的。


况且在文中,孙教授也说:

哪些是神话?哪些是信史?或者说从哪个时代开始,由神话变为信史?

那么如你所愿,我是否可以把你所“据说”的内容,统统当作神话呢?


冷静,继续。


孙教授的文章主题:中国人从哪里来?

孙教授认为我们没有发现炎黄乃至尧舜禹汤的遗迹,作为中华古老文明的证据:

更有甚者,我们至今连大禹治水的遗址都没有发现。要知道,治水这样浩大的工程可以历经几千年而保存下来。像著名的都江堰和灵渠,都是公元前200年以前建造的,至今保存完好。为什么大禹治水的浩大工程没有留下蛛丝马迹?为什么古埃及5000年前的治水工程却有很好的遗迹?


而我想表述的是:

2016年8月4日,一个中美科研团队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宣布,他们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古代一场超级大洪水的科学证据,这一洪水很可能就是“大禹治水”故事中提到的灾难性大洪水。2007年,他们在黄河上游积石峡地质考察时偶然看到了一些特殊的碎屑,后确认为上古一场巨大溃决洪水的沉积物。由于这一洪水规模巨大,他们推测,这很可能就是中国大洪水传说的源头。

我不知道在时隔7个月后,孙教授是否有机会关注到这条消息,并且是否有想法去查实这个重大发现,是否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错误。


此外补充一点,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最早提到大禹治水的文物,是约大禹时期1,000年以后西周的遂公盨,铭文中首句曰“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迺差地设征”。

图一、二:西周遂公盨

注:盨(拼音xǔ,音同“许”),是中国周朝时期所特有的礼器和炊具,在祭祀和宴会时用于盛放作熟的谷物。


孙教授的主要观点:

1. 贾湖遗址中的骨笛是七音阶鹤骨笛,不符合“宫商角徵羽”五节音阶的特点

图三:七音阶鹤骨笛

根据孙教授的介绍:

……发现的笛子是用鹤的大腿骨制作的,在墓葬中埋藏几千年,至今还可以吹奏。据说现在还可以在Nature网站上下载由中央音乐学院专家用贾湖骨笛演奏的乐曲。但是,这些笛子是七节音阶。历史上,我们中华文明的音乐一直是五节音阶,所谓“宫商角徵羽”。众所周知,不会唱歌的人,被称为“五音不全”,而不是七音不全。因此,七节音阶的笛子不能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相反,这种笛子明确表明了其主人与华夏文明有差别。

对此,我的表述如下:

古代的五音为宫商角羽徵,最早的“宫商角徵羽”的名称见于距今2600余年的春秋时期,在司马迁的《史记》“律书第三”中写到:“……九九八十一以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为角。”

音乐的发展,涉及到声学和计算,我们的先民受自然条件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不可能一开始就有精确的宫商角羽徵。


顺便说明一下贾湖出土文物的实际情况:

贾湖骨笛发现于1986年5月初,首次在编号为M78的墓葬中清理出二支完整骨笛。同年秋,又于4座墓葬中发现多支。1987年又发现数支。根据骨笛出土的地层和形制,研究者把它分为三期:

早期:公元前9000多年~公元前8600年左右,笛上刻孔多五孔、六孔,能奏出四声音阶和完备的五声音阶。

中期:公元前8600~公元前8200年左右,笛上皆刻七孔,能奏出六声和七声音阶。

晚期:公元前8200~公元前7800年左右,多七孔,个别有八孔,能奏出完整的七声音阶及七音阶以外的变化音。

孙教授提到的七音阶鹤骨笛,只是其中最完整的一支,而不是标准的七声音阶。


2. 商朝中期成熟的青铜器,原料远在云南,技术起源是空白

图四:商中期青铜器

孙教授认为,青铜材料产地离商朝中心地带路途遥远,获取不便:

更有意思的是,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的最古老的青铜器,其铅同位素与我国发现的其它青铜器有着明显的差异。在我国境内,除了云南边陲外,没有见到这种铅同位素组成的矿石。是我们的祖先从云南南部边陲买来青铜器的原料制作了商朝早期的青铜器?通过战争缴获的?还是这些青铜本身就来自异国他乡?要知道云南和河南的殷墟之间相隔万水千山,古人是如何跨越秦岭、长江等天险,到云南南部大量开采、运输青铜原料的?


对此,我只想引用他自己说过的话,来回答他自己的问题:

最初,我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自觉地加上一个前提条件:古人的活动范围很小,基本上是在原地繁衍生息的。这是十分错误。现代考古学已经从多个方面论证了人类的长距离迁徙。例如,6万年前,人类就从非洲迁徙到澳大利亚。再如,传说中,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炎帝生长在黄土高原,但炎帝陵却在株洲,两地相距3000公里。舜帝陵也在湖南的九嶷山。说明古代人类的迁徙能力是相当强的。特别是,当人类掌握了骑马、驾车和航海技术后,迁徙更加容易。例如,马的奔跑时速是40公里,骑马的人一天的迁徙距离可以达到数百公里。横穿欧亚大陆也只需要数十天的时间。西汉的霍去病可以帅大军,六天向西北进击千余里,说明古人的迁徙能力是很强的。

我只想说: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成立,不惜过度渲染古代人的长途能力,从非洲中东到中原的距离,难道比中原到云南还要近吗?


3. 甲骨文是成熟的文字,而很多文字可以在短时间内创立

孙教授列举了6种文字创造的过程,与殷墟甲骨文(公元前约1,400年)进行对比:

难道甲骨文真的是外来的?如果是外来的,那我们的祖先是从古埃及带来了文字,还是像日、韩借用汉字一样,从古埃及学来的?

……

我最初的一个信念是,殷商的甲骨文是成熟的文字(图2)。从出现到发展出这样成熟的文字需要几千年乃至上万年的历史。所以,商以前的华夏文明史一个很长。但是,后来一些事实动摇了我的这个信念:很多文字是短时间内创立的,例如蒙古文是借用回鹘文的字母。据说1204年,成吉思汗征服乃蛮人,乃蛮人掌印官回鹘人塔塔统阿遭逮捕,依然守着国家的印信。成吉思汗很赏识他的忠贞,不仅没有杀他,还任命他掌管蒙古国的文书印信,并命令他教授蒙古人用回鹘字母书写蒙古语。而此后约四百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参照蒙古文字头创制满文。再如,现代德语文字是马丁路德为了宣传基督教,于1521年将圣经翻译成德语,从而创立了语法严谨的现代德语;而俄语文字据说也是两位传教士于300多年前为宣传圣经而创立的。

当然,这些都是拼音文字,而且都是学习、借鉴了别的语言的字母,所以很容易通过改造,创立自己的文字体系。相比之下,朝鲜文,因为字母是自创的,耗时就相对较长。据说,朝鲜文字是“世宗大王”李裪责令郑麟趾、崔恒、朴彭年、申叔舟等,历时30多年,于1443年创立的《训民正音》。

《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我要说:中国汉字是华夏先民在与天地共存的过程中,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与大自然不屈搏斗的产物,是人类智慧与文明的结晶,不是舶来品!

图五:殷墟甲骨文


图六:古埃及文字


图七:苏美尔楔形文字

请哪位朋友能够告诉我,中国汉字看起来很像埃及文字,或者是苏美尔文字吗?


埃及语是古代尼罗河谷通用的语言,与闪米特语、乍得语、库施特语、柏柏尔语族同属闪-含语系。根据文献资料,埃及语的历史通常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

上古埃及语(约公元前3100~前2200,而中国甲骨文是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的文化产物,距今约3600多年的历史)

中古埃及语(约公元前2200~前1600)

近古埃及语(约公元前1550~前700)

通俗埃及语(约公元前700~公元400)

科普特语(约公元2~17世纪)


更何况,甲骨文之可能的起源,更有可能是中国自己的良渚原始文字。

2003年至2006年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平湖市博物馆对位于中国浙江省平湖市林埭镇庄桥坟遗址的大型良渚文化遗址发掘,发现240多件器物有刻画符号,被认为可能是甲骨文的其中一个可能的起源。

图八:刻有原始文字的石钺



关于文字方面的联想,孙教授应该不是首创,2004年有一本书,名为《三星堆文化大猜想》,作者苏三,内容与孙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所以,我大胆推测:不是汉字起源于埃及文字,而是孙教授的观点起源于苏三。


4. 古人的迁徒能力其实高于我们的想象

图九:石刻画,古代埃及船

同上文的第2点,古人的迁徒能力究竟是强还是弱,孙教授自己的表述前后有矛盾,实在无法赞同这样的观点。


5. 其他

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列举下去了。全部内容一共23篇,前言加后面22篇正文,我只拜读了前言,也就是第一篇。

便已足够。


结语

综上,可以认为,孙教授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观点,主要是基于自己的猜想或是猜测;而猜想和猜测,在各个科学领域,都不能当作真理来对待的。

这个道理,相信孙教授也一定明白。

你说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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