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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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庄这个来自蒙古科尔沁草原的女人，无疑是一个传奇人物。
她在后金—清经历了四朝。太祖天命十年二月，她作为姑姑的代孕女人，嫁给四贝勒皇太极做侧福晋。皇太极即位成功，崇德元年改汗称帝，孝庄由侧福晋成为了永福宫庄妃，此后成为了顺治朝的圣母皇太后、康熙朝的太皇太后。
孝庄是清初著名的女政治家。她先后扶持过六岁的儿子福临和八岁的孙子玄烨登基。但是，她始终没有表现出对皇位觊觎的欲望和野心：一是她无此非分之想，二是满洲亲贵不会给她机会。
她连真正的垂帘听政，都没有做过。
顺治初年，睿亲王多尔衮代行皇权，从最初的摄政王不断逼封，历皇叔父摄政王，于顺治五年十一月晋皇父摄政王。
也就因为多尔衮成为了皇父摄政王，反清名士张煌言一组《建夷宫词》，大肆宣传太后下嫁说，将孝庄说成了以皇太后之尊，纡尊降贵，改嫁给了小叔子多尔衮。
《大清风云》张丰毅版多尔衮与许晴版孝庄
置身于多尔衮的欺辱、外界的脏水之中，孝庄选择了隐忍，最终等到了拨云见日。
多尔衮英年早逝，少年老成的顺治亲政，继续推行多尔衮的政策，加强满汉关系，与孝庄以及满洲老一辈保守势力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顺治仍然是皇权在握的最高领导人。
顺治十八年正月，顺治驾崩，传位康熙，以三名两黄旗大臣和一名正白旗大臣辅政，改变了原由宗室亲王摄政的体制。玄烨能成为皇帝，除了有大臣的支持和顺治的同意，孝庄的力主坚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孝庄甘心做辅政的太皇太后，而四辅臣也只有辅理之责。
在辅政体制下，所有军政事务均由四辅臣共同协商，达成意见一致后，方能处理。他们不能单独觐见少年康熙或向孝庄太后奏事。凡重要决议，都必须事先请示康熙皇帝或太皇太后，然后以皇帝谕旨的名义颁发。
康熙年少，尚未亲政，真正的最后拍板人还是孝庄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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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驾崩的当日，清廷曾以其名义发布了一份罪己诏，颁示天下，即所谓的顺治遗诏。
顺治遗诏，历数了亲政十年的十四款罪状：极力推进国家统一、社会繁荣和融合满汉关系的顺治帝，大限将至，却成了一个不遵祖制、渐染汉俗的满洲“叛徒”。全文的主旨，就是严厉谴责顺治崇汉抑满的严重政治问题，几乎全盘否定了他一生所有的功绩和亮点。
此诏，在正史记载，为顺治帝在驾崩的前夜，召集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和原内阁学士麻勒吉入养心殿，口授而成。条理清晰，措辞严厉，却让人怀疑，四天前发病、病势迅猛且即将驾崩的顺治帝，怎么突然泉思涌动、严厉自损？这为民间传闻他没病逝而是出家，提供了一条重要依据。
顺治是否出家，那是皇帝的传说。然，从遗诏所指来看，极有可能为四辅臣拟定，由孝庄皇太后裁定，而颁示天下。或者说，是孝庄的意思，以此获取四辅臣为首的满洲势力的继续支持。
孝庄文皇后像
孝庄之所以如此无情，不为早逝独子讳，也是因为顺治亲政十年，将她伤得太深：
一、孝庄极力维系满蒙贵族联姻制度，而顺治长期冷落来自科尔沁的后妃，两个正式的皇后，一个被废，一个险些被废，顺治帝丝毫不给母家情面，甚至对亲娘舅兼岳父吴克善很不友善，时满蒙联姻关系濒临破裂。
二、孝庄推崇满蒙旧俗，而顺治积极学习和引进汉文化，让以孝庄为首的满洲老一辈贵族格格不入。在长期宫斗中成熟起来的孝庄，已然为一位女政治家，不免有权力欲望和政治主张。
三、顺治重用汉臣，容许汉官掌印，位居满官之上，同时设立内廷十三衙门，严重侵害了满洲大臣的既得利益。孝庄与两黄旗大臣，早在顺治继立时暗定同盟关系，对于顺治的“背叛”怒不可言。
质言之，孝庄对顺治的恨，主要源自权力博弈中的利益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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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庄顺利地将自幼抚育的康熙玄烨扶上了太和殿中的宝座，并成为了康熙皇帝的监护人和领路人。
她掌握着清朝大政方针的决定权，牵制着把持票拟与批红大权的四辅臣，却一直站在幕后，甚至拒绝了顺治十八年三月江南桐城生员周南奏请孝庄垂帘的建议。
此事，《清圣祖实录》有明确的记载：“甲子，江南桐城县生员周南，诣阙条奏十款：一、请复乡举里选之旧。一、请善海防之策。一、重巡方之差。一、裁监司之兼任。一、重民牧之拣选。一、施法外之仁。一、核钱粮而慎赦免之条。一、察荒垦以清赋税之原。一、培旧人以作后起之彦。一、请垂帘以勷盛治之隆。”（《清圣祖实录》卷二，顺治十八年三月甲子）
按规定，“生员虽有禁不许建白”，但，四辅臣认为“此所奏款内，亦有可采”，于是，“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详确议奏”。
《清史稿·后妃传》论曰：“世祖、圣祖皆以冲龄践祚，孝庄皇后睹创业之难，而树委裘之主，政出王大臣，当时无建垂帘之议者。”所谓“无建垂帘之议者”，是不确切的，只是因为孝庄以垂帘听政，不符祖制，严词拒绝。
《康熙王朝》斯琴高娃饰孝庄与陈道明饰康熙
“太后不预政，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后行。”（《清史稿·后妃传·孝庄文皇后》）孝庄没有垂帘之举，但有听政之实，但她对少年天子始终没有取而代之的想法。尤其在四大臣辅政后期，出现了鳌拜独专权柄，孝庄政治思想随之发生了巨大转变，及时为曾经打压的顺治“视满汉如一体”的亲汉政策及时修正，对康熙恢复顺治政治路线、提前终止辅政体制，进行了有力且有效的支持。
孝庄曾经对汉文化格格不入，“甚厌汉语，或有儿孙习汉俗者，则以为汉俗盛而胡运衰，辄加禁抑云矣”（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显宗七年九月改修实录），后来在所谓顺治遗诏中严厉地谴责大行皇帝“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背叛了太祖太宗的法度规矩。
然至康熙朝，掌握着清朝大政方针决定权的孝庄，积极引导康熙爱读经史，做好“天下之主”。康熙帝对孝庄说：“臣无他欲，惟愿天下义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圣祖仁皇帝圣训》）
在四辅臣权力扩张，尤其是鳌拜力图独专权柄，将康熙视为傀儡皇帝时，原来在顺康之际同四辅臣站在同一战壕的孝庄，再度隐忍不发，却毅然支持康熙为顺治帝建造了“孝陵神功圣德碑”，大力褒扬顺治帝处理满汉关系的努力，间接指责四辅臣独崇满洲、贬抑汉臣等做法，并与康熙周密策划，清除鳌拜集团。
孝庄抚养康熙，在民族思想和政治见解上有了质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康熙帝探索皇权高度集中和强化的过程中，坚持首崇满洲的同时崇儒重道，尽最大可能地团结了满洲亲贵和汉族士大夫，终于在孝庄生前实现了平定三藩和收复台湾。
孝庄死后，康熙帝深情地说：“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罔极之恩，毕生难报。”（《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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