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梅蘭芳第五次到上海登臺演出，因合作者王鳳卿年老多病，不能隨梅南下，於是有人向他推薦了外公去協助梅蘭芳演出，月薪是三千大洋。這也是外公與梅蘭芳大師的第一次合作。
全體演員坐火車從北京南下上海。外公很喜歡聰明伶俐的媽媽，儘管媽媽當年才四歲，但外公還是將媽媽帶在身邊，隨團到了上海。在火車上，梅大師十分喜歡身邊這位活潑可愛的小姑娘：一身紅襖，頭上扎兩根小辮子，梅大師說媽媽很像京劇裡的“紅孩兒”，親切地將媽媽拉到他的身邊，逗她玩。媽媽第一次見了“生人”也不害羞，總是有說有笑的。梅大師當時就對外公誇獎媽媽機靈聰明，將來當演員一定會是一塊“好料”。外公聽了梅大師對自己女兒的誇獎，也沒有說什麼，只是莞爾一笑。在外公的心目中，他是很不情願讓他可愛的女兒長大後學戲的。因為學戲苦，他不捨得讓自己的寶貝女兒吃這碗難吃的“梨園飯”。尤其是對一個女孩子來說，在惡勢力橫行的社會里，女孩子的“戲飯”更難吃。在梨園界一個女孩子受的氣肯定要比男角來得多，這是毫無疑問的。
所以，當梅大師當著外公的面誇獎媽媽是塊當演員的“好料”時，外公並沒有表態。但後來發展的趨勢，卻完全違背了外公的旨意，媽媽不僅走上了戲路，而且成了梅大師的嫡傳女子弟。媽媽走上戲路，一是家庭的氛圍；二是媽媽自己的苦學。媽媽並不是科班出身，但她的戲並不比科班出身的人差。因為她自己喜歡就會想盡各種辦法去學戲、偷戲。所以，媽媽很早就會唱戲，比如她在春明中學讀書的時候，就會唱《女起解》，那時候，媽媽才十二三歲，又沒有專門的人教，全是她自己偷偷學的，跟家裡人唱的。有一年，春明中學校慶，媽媽就上臺演出了《女起解》，博得了全校師生一片熱烈的掌聲。戲中演崇公道的演員跟媽媽開玩笑說：“都是你家老爺子死腦筋，如果讓你當演員，準能一下子轟動北京城。”媽媽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竟瞞著外公學會了十幾出青衣、花旦和武旦的戲，這使外公對媽媽刮目相看了，加上外公的一些朋友都紛紛勸說外公要讓媽媽學戲。
外公見媽媽在演戲方面確也有天賦，見攔也無用，最後也只得同意了媽媽學戲。外公對媽媽說：“你要唱戲，我本不贊成，你既然十分愛好，又有這方面的才華，我也不便阻攔，只是學戲要下苦功才行。”外公還針對媽媽的條件讓她學梅派。
外公經常給媽媽講梅、程、尚、荀四大名旦的特色，媽媽後來經常跟我回憶起和外公學戲的少女時期，她說，每當外公在黃昏傍晚、在瓜棚豆架下，和媽媽、大舅他們說起各位名伶的表演，梅蘭芳、程硯秋等，這是媽媽一天最為開心的事。外公還時常帶媽媽、大舅、小舅等人去什剎海玩，在那裡有北京最原始的各種文化娛樂活動：雜耍、平劇等；聽劉寶全的《長坂坡》、《別母亂箭》等，聽完了就帶他們去吃豆腐腦，外公對媽媽說，劉寶全的玩意兒裡邊有譚鑫培、楊小樓的東西。聽完了，他們幾個兄妹一路哼唱著回家：“二八的佳人，她懶梳妝……”（《大西廂》）“適才離了汾河境，一馬兒來到柳家村……（《汾河灣》）”
媽媽向梅大師學戲，很有心眼。她設法與梅大師的愛女梅葆玥交朋友，給她說故事，弄得梅葆玥“言姐姐，言姐姐”十分親熱，最後央求她爸爸讓媽媽睡在她家裡，這無形之中又多了向梅大師學戲的機會；再是媽媽十分懂得“敬師”。有一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梅大師愛吃北京“豆汁”，因他三代生長在京城，飲食上有吃北京小吃的習慣，上海住久了，很想念北京的“豆汁”，媽媽從北京南下上海，專門為梅大師裝滿了好幾瓶北京最好的“豆汁張”給梅大師吃。梅大師喜出望外，深感弟子的一片情意。
梅大師對媽媽也格外地器重，常常手把手地教媽媽學戲，所以，在梅身邊的人說，梅大師對言弟子也是格外地“破格栽培”。
媽媽雖得“破格栽培”，但她自己還是不懈地、刻苦地學梅，她還買了梅大師的所有唱片，一遍一遍地聽、學、唱。
李能宏在《中外雜誌》上撰文說：“梅蘭芳生前授徒不少（據統計有109個），但很少有像言慧珠那樣一招一式悉心教授的，她能獲此殊榮，一方面是梅師特別喜愛她，另一方面也因為梅先生早已看出言慧珠是可塑之材。梅師曾這樣評價言慧珠說：‘慧珠學我，最少也有六成以上’。”梅大師有一次看了媽媽的表演後，高興地對媽媽說：“你演《巴黎聖母院》最合適了！”
媽媽聽到梅大師如此高的評價，十分高興，說：六成，說明我學梅及格啦！學梅能及格，這在梨園可是個了不起的事情。
媽媽拜梅學藝，得梅師親授，最終也沒辜負梅大師的栽培。梨園界、輿論界稱媽媽是“女梅蘭芳”、“梅派嫡傳弟子”、“梅門弟子第一人”……
1961年8月梅大師病故。一代大師、恩師去矣，令媽媽十分悲痛。媽媽專程去了北京憑弔。
（摘自 《粉墨人生妝淚盡——母親言慧珠與“好爸”俞振飛》上海文匯出版社出版 200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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