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在青岛的岁月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亡。萧红不愿过亡国奴的日子，1934年初夏，她偕同丈夫萧军乘日本轮船“大连丸”来到山东青岛。在这座美丽的岛城里，萧红潜心创作，完成了她的长篇处女作《生死场》。萧红为我们留下这些凄婉、美丽文字的同时，也为齐鲁古国留下了一段美好的记忆。

观象路上的家

到青岛后，萧红夫妇住进了青岛观象路1号一座红瓦小楼的底层。小楼依山而建，不远处就是闻名遐迩的观象山，1905年德国人在山上建立了气象观测所，这座无名小山于是便有了这样一个诗意的名字。

萧红萧军在青岛的家，《生死场》就在此诞生

观象山海拔79米，山势和缓，顶部平坦，树木葱郁，环境优雅，据说1930年代初期就已经被辟为公园。山脚下的萧红寓所院子不大，院墙是用花岗岩砌成的，这也是青岛老洋房的共同特点。楼下有两间十几平米的房间；楼上有五个房间，分为两个独立套间，一套是朝阳的三间，一套是朝东和西北的两间，各有门口和楼梯。

在萧红左侧的房间里，住着一位老太婆；楼上朝阳的房间里住着一位二十多岁的信奉上帝的妇人，经常有些穿黑衣黑裙的修女来找她，萧红叫她“白太太”；楼上后面房间住着一个姓朱的小商人一家。后来老太婆和朱家搬走了，萧红和萧军便搬到楼上去住，多年以后，萧军在文章中回忆说：“1934年夏天，我们从哈尔滨出走以后，于当年的端午节前一日到了青岛……我们在观象一路一号一所石块垒成的二层小楼的下部租了两间房子，后来，我由楼下面又搬到楼上有‘太极图’那间突出的单间居住了。”

在青岛期间，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主办的一家报纸《青岛晨报》编副刊，萧红除了为《青岛晨报》编辑《新女性周刊》外，主要在家写作和操持家务。她经常用一只带柄的平底锅烙葱花油饼，烧俄国式的大汤“苏泼”，这是她的拿手好戏。萧军在报馆有一位好朋友梅林，是个单身汉，平时到萧红萧军这边来搭伙吃饭；二萧的另一位好友舒群也是萧家的常客，后来他和妻子干脆也搬了过来，和萧红一家成了楼上楼下的邻居。

萧红和她的朋友们

萧红在青岛有很多好朋友，其中与舒群相识最早，她和萧军来青岛就是舒群邀请的。

舒群是哈尔滨人，1930年代初期便在东北加入了共产党并开始文学创作，1934年初逃离伪满来到青岛，与正在青岛女子中学读书的倪青华结为伉俪。舒群与中共青岛市委接上了组织关系，积极从事左翼文化运动。他写信给萧红和萧军，建议他们也来青岛，脱离亡国奴的生活。

二萧来后，舒群夫妇亲自到码头迎接，并为他们租下了观象路1号的房子。他们既是朋友，又是邻居，彼此间来往密切。1979年，舒群到萧军住处拜访，萧军写了《赠舒群》一诗作为纪念：

1979年1月15日，舒群来北京我居处的银锭桥西海北楼寓所。一别近20年，各经生死患难，又得重逢，殊非易事。除杯酒叙衷肠外，口占一律赠之，缘1934年我和萧红夫妇与彼夫妇曾共居于青岛观象一路1号故也。

患难交情五十年，濒经生死又开颜。

松花江畔飘蓬日，观象山麓秋暮天。

骨月情亲薄四海，合离几度唱阳关。

相逢此夜庸何易，杯酒衷肠话惘然。

可惜萧红已逝去近40年了，如果此时她也在场，那会是最温馨的结局了。

梅林是萧红到青岛后结识的，他和萧军同在《青岛晨报》做事，晚上住在报馆，平日经常在二萧家里。在梅林眼中，萧红和萧军是一对很有趣的夫妻，后来他在《忆萧红》中回忆说：“三郎（萧军）戴了一顶边沿很窄的毡帽，前边下垂，后边翘起，短裤、草鞋、一件淡黄色的俄式衬衫，加束了一条皮腰带，样子颇像洋车夫。而悄吟（萧红）用一块天蓝色的绸子撕下粗糙的带子束在头发上，布旗袍，西式裤子，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粗野得可以。”

梅林经常与萧红、萧军一起出游，他们在大学山、栈桥、中山公园、水族馆和海滨唱歌、散步、谈论文学，有时还去汇泉湾游泳。萧红胆子小，总是呆在齐胸深的浅滩里，一手捏着鼻子，闭上眼睛，沉到海水里扑通一阵，然后抬起头问梅林：“我是不是游出很远了？”梅林笑着告诉她：“一点儿也没有动，看，要像三郎那样，球一样滚动在水面上。”但萧红总是不听他的话，又捏着鼻子沉到水底下去了，梅林只有摇头叹息而已。

梅林性格直爽，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萧红非常喜欢他的爽快。当时她在青岛创作了长篇小说《生死场》，征求梅林的意见，他读后坦率地说：“感觉还好，只是全部结构缺少有机的联系。”一句话道出了《生死场》的欠缺之处，萧红接受了他的批评。抗战爆发后，梅林与二萧在武汉重新相聚，可惜不久萧军萧红就分手了，梅林对他们两人的选择感到非常惋惜和痛心。

萧红在青岛还有许多知心朋友，譬如邻居白太太、国立山东大学的苏菲小姐等等，她们的交往非常频繁——从这些细节上我们可以看出，萧红是个单纯、开朗、热情的好姑娘，周围的人都很喜欢她。

《生死场》

人们常说青岛时期是萧红和萧军的“精神蜜月期”，他们的物质生活虽然贫寒，但精神上却是丰富多彩，创造力也最旺盛，就像两只快乐的小鸟，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

萧红在报馆的工作不忙，家里事情也不多，主要工作就是《生死场》的创作。萧红时时刻刻都思念着东北故乡，只有在写作中，她才能回到家乡的麦场，回到白山黑水的沟沟坎坎，闻到那些熟悉的味道，听到那些亲切的话语。萧红完全进入了自己笔下的那个世界，不停地想，不停地写，即使生病了也不休息。

1934年9月9日，《生死场》完稿，萧军的长篇《八月的乡村》也写完了。小说写得好不好？怎样出版？萧红和萧军信中没数，决定写信向远在上海的鲁迅先生请教。他们在信中说了些什么？直到晚年，萧军对此还记忆犹新：“50年前我在青岛时，还是一个刚踏上文坛不久的热心青年，我在信中大概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作为一个决心投身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当时应干些什么；一是想请鲁迅先生看看我和萧红已经完稿的《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

很快，鲁迅先生回信了：

来信的两个问题的答复：

一、不必问现在要干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吧，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

二、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有功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子可以寄“上海，北京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最好是挂号，以免遗失。

鲁迅先生的来信，对萧红和萧军鼓励很大，他们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仿佛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随后，二萧把《生死场》手抄稿和他们原来出版的《跋涉》一并挂号寄给了鲁迅，还细心地附上了一张二人的合影照片。

就在这时，青岛的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萧红的好友舒群也被逮捕，地下党给了萧红萧军等人40元路费，要他们立即离开青岛。二萧和梅林决定去上海，当时他们经济情况非常拮据，对于当时的狼狈情形，梅林在文章中这样记道：

将离开青岛那一天，悄吟同我将报馆里的两三副木板床带木凳，载在一架独轮车上去拍卖。我说：“木床之类，我们还是不要吧？”

“怎么不要？这至少可卖它十块八块钱。”悄吟睁着大眼睛说“：就是门窗能拆下也好卖的。——管它呢。”

二萧的老师鲁迅先生

1935年12月，《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 之三，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鲁迅亲自作序，胡风写了一篇“读后记”，附在书的后面——萧红的名字从此为读者所熟知。1942年初，萧红在香港孤独弃世，临终时，她把《生死场》的版权留给了早已分手的萧军，因为这部书是他们在青岛那段美好时光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