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說，1840年的鴉片戰爭打醒了一部分中國人，而恰巧這些人大多是湖南人，因為有這些人先一步的睜眼看世界，才有了此後“

中興將相，十九湖湘”、“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但是真正探究湖南人文鼎盛的源頭，雍正元年（1723年）才是解開謎底的鑰匙。

這一年，雍正帝即位。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雍正帝傳諭禮部，在湖南建立試院，“於明春即分湖北、湖南兩闈考試”，湖南單獨舉行鄉試。雖然康熙三年設偏沅巡撫（轄今湖南大部，雍正二年改為湖南巡撫），湖南湖北行政分治，但直到這年湖南才算是實質上與湖北正式分家單幹，從此走上歷史舞臺。

今天湖南省農業農村廳的所在，有一座鬥角飛簷、金脊琉頂的古典門樓，在這附近轉轉，隨處可見歷史斑駁的痕跡，這個地方現在是湖南農業的中心，但是從過去的歷史長河裡看，這裡確實近代湖南騰飛的起點。湖南省農業農村廳-湖南省人民政府-湖南教育總會-湖南督學府-湖南貢院，回到三百年前，雍正二年二月（1724年），第一次湖南舉子在這裡鄉試始，一代又一代堅韌能幹的湖南人是從這裡起航。

光緒四年（1878年），湖南貢院擴建，附設五賢祠。四年後五賢祠竣工，湘軍元老郭嵩濤作《五賢祠碑記》，“非有以表章而崇祀之，則又烏知百餘年科名之盛，人才之奮起，所以成就之若是艱難也”。

百年之後修貢院特設五賢祠，祭祀的五個人，趙申喬、潘宗洛、李發甲、呂謙恆、宋致，說實話，都不是非常出名的人物，若不是之前對湖南分闈這件事有過了解，我真不知道歷史上有這幾位的存在。但是歷史就是這樣可愛，你在世間存在過，做過的惠及大眾的事，就算你只剩下 一個名字，都會被永遠銘記。這五位是為湖南科舉分闈作出了巨大貢獻的湖南地方官員，其中尤以雲南人、時任偏沅巡撫李發甲出力頗多。這背後，是自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開始的十八年堅持不懈的努力。

十八年在路上的接力棒

湖南以前與湖北同屬湖廣省，省府在武昌，因此當時湖南的地位其實不太高，加上開發程度不夠，其實還是比較偏遠荒涼。到康熙三年（1664年），康熙帝設偏沅巡撫，兩湖南北分治，今天湖南的範圍內所設的七府兩州則歸其管轄，沅就是指的沅州，這個沅就是湘資沅澧的沅。當時還沒長沙什麼事。但分治之後，湖南的讀書人包括地方督撫都認為湖南人得在自己的地盤考才安心啊，雖說湖南湖北親兄弟，但是地域歧視不分親兄弟的，在武昌科舉，湖南被湖北壓的喘不過氣來，以當時湖南的文化水平和經濟實力，科舉成績竟然幹不過更加偏遠的廣西、雲南、貴州。

為什麼？因為廣西、雲南、貴州是自己單獨設考場，名額直接國家分下來，但是湖南不行啊，國家分下來的名額得去湖北領，那不得被卡一道。因此，不服要乾的湖南人就開始了長達十八年的慢慢“討薪路”。

康熙四十四年，湖南巡撫（當時還是偏沅巡撫）趙申喬上《請均楚省鄉試南北額數疏》，當然為了防止步子邁得太大，他只是請求把湖廣行省的鄉試名額按照會試分南北榜一樣分個南北，這樣湖南人就不用和湖北人搶了，還未直接提出在湖南設立考點，但其本質是一樣的，就是湖南人自己和自己玩。趙申喬就很直接的講道理，從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科到康熙四十一年壬午科，湖南取中的不到四分之一，有時候十分之三都沒有，這就尷尬啊，兩兄弟智商差不多，憑什麼成績差這麼多，所以咱們湖南人肯定不服。我們千里迢迢來武昌考試也就算了，名額這麼少，玩不下去。但是，沒有被通過。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時任湖南巡撫潘宗洛上《題請長沙分闈鄉試疏》，這位十年前當過湖廣的提督學政（湖南湖北總教育廳長），他對湖南教育事業的發展非常關心，因此旗幟鮮明地提出，湖南人的考試就得在自己的地盤考。但是結果仍然一樣，

“俱經部駁，未蒙俞允”，上會討論了，但是沒有通過。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第二次任職湖南巡撫的李發甲上《請分議湖南分闈疏》，這回他不僅僅是講了湖南需要分闈的現實因素，他是一個實幹家，竟然把修建貢院所需要花費的錢和選址都安排的明明白白，本來康熙帝就得這個可以，“即當具題”，反正你都安排了，我點頭簽字就行，這個划得來。但是禮部的官員說南北分闈以前沒人幹過，我們手裡也不能幹。就這樣，又被停滯。不久，李發甲上《再請分設湖南分闈疏》，各種道理講遍了、困難說盡了，但禮部的各位大爺還是不理會，康熙帝反正無所謂，禮部不同意他就說按舊例。

到了康熙五十九年，湖廣鄉試的主考官呂謙恆到了實地瞭解了實際情況後，向清庭奏請分闈，但是，結果仍然是一樣。其實到這個時候，大家都明白了，康熙帝在位一天，湖南就不可能分闈，為什麼，改制自古就是封建王朝忌諱如深的事，康熙又當了那麼久皇帝了，安安穩穩的多好，不出事就行。因此終康熙一朝，也未有高級官員提出湖南分闈的事，大老闆不同意，說什麼都白費。

於是，到了雍正即位。雍正元年，已經任職御史的呂謙恆知道機會來了，又提出湖南“分設棘闈”，這下雍正帝就同意了，為什麼，雍正帝剛剛即位，九龍奪嫡故事太多，本著能籠絡一個是一個原則，把湖南的讀書人拉攏過來，也是為自己的事業儲備人才。

但是七月發通知，來年二月就要開考，如果場地、設施搞不齊全，那就得推遲到下一科，一科就是差不多三年時間，貢院又不是普通一兩間房子，那是一個功能建築群，不是一時之間可以建成。這個時候就要再說李發甲了，他老人家真是費心費力，當時不僅在奏摺裡把貢院規劃搞定了，他還真提前建好了，當然不能叫湖南貢院，他建立了湖湘書院，“號舍八千五百間”，然後布政使宋致得到旨意後也是加班加點，迅速把書院改建成功，因此雍正二年，湖南分闈才得以順利進行。

分闈最關鍵一點：就是確定湖南鄉試名額，《清朝文獻通考·選舉考》：自南北分闈後，議定湖北中式50名，副榜10名，湖南中式49名，副榜9名。

對逃脫天選的不屈抗爭

這時候再來說說為什麼湖南士子對分闈有如此執念。難道僅僅是因為鄉試成績一直比不過湖北麼？這當然不是啊，如果光是比考試，你覺得湖南人會這樣簡單的認輸麼，只要能公平公正的考，湖南人“不怕死、耐得煩、吃得苦、霸得蠻”的性格無往不勝，哪用這著這樣辛辛苦苦搞分闈，就算被地域傾斜一點也無所謂，大家都可以理解嘛。

但是湖南士子在當時的環境裡，在被選中為舉人前，還的被天選，得要讓自己能活著到武昌考試，這樣才能和湖北兄弟們同臺競技。這就讓人難以接受了，比才華嘛，大家見招拆招，但是比命，這個真得很難比，因為比輸了就什麼都沒有了。這個還的從我們湖南的母親湖-洞庭湖說起，因為那時候的八百里洞庭還不是今天的魚米之鄉。赴武昌趕考的士子們，首先的保佑洞庭湖放他過去。

“洞庭之水，自夏至秋，蓋巨浸汪洋，綿亙數百里，狂風惡浪發作不常。”

毛主席的老師楊昌濟先生就說過：以前科舉時代，南北合闈，湖南士子，憚泛重湖，赴試者少，獲雋亦難。為什麼楊老先生會有如此感慨，就因為他也是受害者，他的外祖父向肇昆，就是因為陪伴兩個弟弟去武昌考試，路過洞庭湖時遭遇大風浪嚇得心臟病發作過世。

《桂陽縣誌》裡就有對當時洞庭阻絕湖南士子有詳細的記載。八百里洞庭，當時的木質帆船又很不安全，遇上大風浪，十天半個月都不能開船，因此每一科都有很多湖南人遲到。我都不能按時到考場，還和你們比什麼。康熙四十一年鄉試，就有好多遲到的，郴州有25個生員八月初八到的武昌，這時候已經是遲到了，但是蒙主考官開恩，這二十五個可以參考，但是八月初九之後來的就統統不行了，這樣長沙、常德、衡州、寶慶（邵陽）、永州、永州後面來的四百二十七個生員就只能白跑一趟。

李發甲在第二次上奏的裡面講的就很懇切，“洞庭危險，覆溺甚多”，希望康熙帝能同意南北分闈，就是和當年他視察河工，在洪澤湖設立救生樁活人無數的善政一樣，可以挽救無數湖南士子的性命。

光緒《湖南通志》有記載，桂陽考生扶朝盛去武昌赴考，他母親怕他在洞庭遭遇不測，終日以淚洗面，扶朝盛考完後回家知道了這件事，非常自責，為了不再讓父母擔心，從此便不再赴考。所以當時湖南的讀書人光會讀書還不行，還的捨得賭命。

分闈的最實際的一點：免去千里奔波赴考的危險，免除士子需要敢於面對生死的後顧之憂。

分闈之後湖南人傑地靈

因此，湖南成功分闈，是一個劃時代的開端，“湖南未吐之芳華，盡發文明之氣象”，趕考再無後顧之憂，有了一個安穩的讀書環境，不服輸的湖南人當然會再幹事創業的征程上再往上邁一個臺階。

據有關數據記載，雍正元年至光緒八年，鄉試74次，湖南中舉人數為3888人，年均約為52人，是三倍於分闈之前。在雍正之前，湖南人中進士者不過326人，年均4人，但是從雍正元年之後，湖南人中進士每年就在8人左右，同治朝增加到10人，光緒朝每科12人以上。湖南在清朝官職居總督、尚書、大學士的，不過14人，其中12人是在南北分闈之後產生。

正因為有了南北分闈，湖南的人才產生了大家所說的如井噴式的發展，才有了四個無比強勢的湖南人才群體的產生，他們就是以陶澎、賀長齡、魏源的代表的放眼看世界群體；以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為代表的同治洋務中興群體；以黃興、蔡鍔、陳天華為代表的近代救亡圖存群體；以毛主席、劉少奇、彭德懷為代表的共產主義救中國群體。這些湖南人理念的繼承發展，就是近代中國探索國家富強、民族獨立的奮鬥歷程，他們有共同的不屈性格，有共同的為國為民情懷，有為了理想信念勇往直前的不竭動力。

參考資料：1.《清代兩湖南北分闈再探—李兵》；2.《科舉兩湖分闈，促成近代湖南人才井噴—楊錫貴、楊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