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理论的范围从纯粹的科学到精神理论，后者认为生命中存在一种非物质成分：灵魂。还有一些思想家，如罗杰·彭罗斯，从理论上认为意识和人类创造力可能需要一门全新的科学。正如彭罗斯和哈默洛夫(2014)所说，“意识来自离散的物理事件，这类事件在宇宙中一直以非认知的、原始意识的形式存在，它们作为精确物理定律的一部分，而这些定律还没有完全被理解。”
然而，对于门外行人来说，理论提出的问题比它们回答的问题要多，在面对“是什么造就了我？”以及更尖锐的问题“我死后会发生什么？”后一个问题可以说是意识的真正问题，因为它是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主观认知/个人意识存在的结果，并且意识到意识会随着物质生活的结束而侵蚀并最终停止。这是一面存在的黑镜子。笛卡尔“思故我在”的黑暗面如果对意识的机制和规律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解或共识，这个问题就无法得到回答。它甚至不能认为答案等待死后，如果死亡是绝对否定的意识——如果你不再是当你停止思考，那么我们死后没有“发现”:只有不是真空，无国籍状态。
然而，在这些理论中，有一些人相信意识的某种再循环：个体的自我可能会在新的身体中再生，有时会保留一些零碎的记忆——甚至是身体特征——来自他们之前生活的记忆。最突出的这一理论的支持者之一是伊恩·史蒂文森博士一名精神病医生工作五年来在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他创立了知觉研究的部门，研究”现象与意识明显功能超出了身体的限制，以及事后的生存意识的现象直接暗示。
从1960年开始，史蒂文森调查环游世界成千上万的转世的情况下，记录他的发现，最后写了几本书，包括他的开创性工作20例暗示转世，两卷转世和生物学：贡献胎记和出生缺陷的病因。这本书记录了200个不同的儿童案例，这些儿童通常来自世界上非常偏远的地区，他们的记忆和胎记与他们自称曾经生活过的死者的记忆和胎记相对应。有些人声称死于暴力，有胎记或身体缺陷，死者曾受致命伤害，而另一些人则对他们过去的死亡感到恐惧。
与重生有关的最频繁发生的事件或共同特征可能是一个孩子回忆过去的生活。孩子们通常从两岁到四岁开始谈论他们的记忆。当孩子在四到七岁时，这种幼稚的记忆就会逐渐减少。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一个孩子会继续回忆他以前的生活，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却不去谈论它。
大多数孩子谈论他们以前的身份时，都带着强烈的感情。他们常常不能自己决定哪个世界是真实的，哪个不是。他们经常经历一种双重存在，有时一种生活更突出，有时另一种生活取而代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通常用现在时谈论过去的生活，比如‘我有一个丈夫和两个孩子住在斋浦尔。几乎所有人都能告诉我们导致他们死亡的事件。
大多数此类病例都记录在亚洲国家，这些国家有大量的宗教信仰者——印度教、佛教——他们相信轮回转世。然而，从文化上讲，轮回并不完全是一种东方信仰。例如，古希腊人相信有一条叫做“勒斯”的河，死者在转世之前必须喝这条河的水，以清除他们的记忆。当然，史蒂文森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和其他传统。当被《OMNI》杂志问及为什么西方人经常拒绝轮回观念时，史蒂文森指出，“一些南欧基督徒相信轮回，直到公元553年尼斯会议禁止了这种信仰。叔本华很重视这一点，伏尔泰关于两次出生并不比一次出生更令人惊讶的观察也广为人知。”
包括心理学家特伦斯·海恩斯在内的主要批评家援引奥卡姆剃刀理论对史蒂文森的研究进行了批评，认为大多数案例都可以有更简单、非超自然的解释。因为这些孩子经常声称自己是亲戚的转世，他们可能对自己声称的死者有一些了解。也有可能是孩子们只是在表演幻想，而这些幻想无意间受到史蒂文森的鼓励，形成了一个证实偏差/验证循环。身体上的证据可以解释为巧合，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父母故意留下的伤疤。面对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史蒂文森本人敦促人们谨慎行事，不要急于下结论。史蒂文森对OMNI电视台说：“从本质上说，我认为轮回的观念允许，但并不强迫人们相信。到目前为止，我调查过的所有案例都有不足之处。”即使把它们合在一起，也无法提供任何证据。”
撇开举证责任不谈，史蒂文森的文献确实为死亡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史蒂文森说：“我不敢说自己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但我的恐惧可能比其他人要少。”这些孩子有时会给成年人提供安慰。我们遇到过两三次这样的情况，孩子们去找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她伤心地说，你不应该哭。死亡不是终结。看着我。我死了，但我又回来了。”对一些人来说，这可能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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