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權體制的威嚇對被統治者多少有震懾作用在高壓重刑之下，芸芸百姓鮮敢違抗政府；不過，一旦欺凌濫權到民不畏死的地步，即使手無寸鐵者也不會再怕暴政，所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自從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幾乎每一帝國朝代都因民變蜂起而最後政權易手。官員在民間代行皇權，欺凌與濫權必來自官府，故官府之良窳，實關係到地方的治亂。若官員勤政愛民，處置得當，人民感德，必然相安無事；若官員貪贓枉法，不顧民瘼，民間積怨，必有決堤之一日。
農民起義
萬曆怠政，官僚體制雖然依舊照章運作，但主事者已難以發揮領導作用，而張居正整肅官常，並未竟全功，反而使官常更加混亂。再由於軍費龐大，皇室宗藩奢侈浪費，財政不濟與混亂，官府缺錢，於是增加額外稅收，勢不可免，而增稅之負擔無非由平民百姓承擔。所謂額外稅收，即漫無標準，中央失控，地方更肆無忌憚，小康者尚可應付，貧窮者則無以聊生。官員俸祿不足以養廉，貪汙腐化視為當然，申時行以首輔試圖以倫理道德標準，提高京官的操守，並無效果。地方官搜刮，京官既有考核地方官之權，幾無不接受地方饋贈，於是上下勾結，賄賂公行，肉腐蟲生。
萬曆皇帝
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府乃帝國的棟樑，棟壞梁折，則帝國之崩潰只是時間的問題了由於土地集中在明朝早已其來有自，且每況愈下，故社會上廣大的農民既負擔深重的賦稅，而所擁有的生產資源甚微，收成好已感難以維持，一旦收成不好，便無以維生，向富室借貸，又要面對借一償四的高利貸剝削。沒有土地的佃農必須交納極不合理的租金，生活更加痛苦不堪民生既困，而政府搜刮不止，於是“中原地方近以礦稅鹽三課，民怨騷然物貨不通，關津蕭條”，此萬曆二十八年（1600）朝鮮謝恩使節之所見，可謂旁觀者清。
農民賦稅繁重
亦可知明帝國進入17世紀之際，因官府需索無度，導致民力衰竭，已見滿目瘡痍的景象。在苦不堪言的情況下，許多貧民為了逃避稅役與租金、為了混一口飯吃，投靠富室豪門為奴。僅僅為圖一飽，不啻鬻兒賣女，根本是舉家立下賣身契，列為奴籍，過牛馬般生活，成為明季相當普遍的社會現象。明季蜂起的所謂農民起義，源自極為艱困的陝北，一旦遇到天災人禍，民怨積爆，鋌而走險，便如決堤之水，一發而不可收乃勢所必然。崇禎年間，即17世紀上半葉，由於氣候異變，連年災荒，目擊者道經陝北延安府時有謂：“自去歲（崇禎元年）一年無雨，草木枯焦”，足見情況之嚴重。
草木枯焦
此後災區災情日益擴大，糧價日貴，饑民益多，若不逃荒，唯有去當盜賊。然最初民變之主要分子並非饑民，而是叛兵潰卒。兵之所以叛，卒之所以潰，或因政府欠餉，或因將官冒領剋扣，遂使生活無依，其遭遇實無異於饑民。盧象升於崇禎十年（1637）閱兵晉邊，“每點一兵，有單衣者，有無褲者，有少鞋者臣見之不覺潸然淚下”如此兵卒，若不私逃，唯有叛變；故無以為生之兵卒成為陝西民變的主力，不足為奇其實，崇禎登基之前，民變已起，痛苦難忍的無知小民，莫不是下層社會里怨聲載道走投無路之輩。
官逼民反
由於身心的需求最易受邪教之蠱惑，於是山東白蓮教吸收無告怨憤之民，惑之以妖術，遂聚眾為亂天啟二年（1622）白蓮教徒號稱十萬之眾，攻掠城市。此變雖於年後平定，然數年之後，陝西民變大起。陝西民變之民，最初不過是打家劫舍的毛賊，俟因飢餓人數愈聚愈多，不僅搶劫富室，進而攻掠城市，到處流竄。天啟七年（1627）饑民攻入澄城，劫殺縣官，官軍進剿，反為所敗，不可忽視的陝西民變於焉揭幕，遂即星火燎原，燒遍陝北、陝中。民變的擴大要因眾多饑民的響應於此也可見農民起義部隊原是流民，由民變寇，無非因民飢難忍，到處覓食，因搶食而起。
饑民暴動
民變一旦擴大，加入的分子也日趨複雜，亡命之邊兵、礦工、回民、土賊等等均先後加入，最後連潰敗的官軍兵卒也參與變亂，此後農民起義部隊的頭目包括李自成、張獻忠在內，都當過兵。兵卒帶來的武器既不可同日而語，人員亦非僅烏合之眾。隨著明廷剿撫無效，農民起義部隊流竄的範圍也就愈來愈大，從陝西分別流竄到甘肅、四川、山西、河南、湖北等地。終究到底，由於不惜民瘼，重賦苛徵竭澤而漁，民不聊生而民有變，實屬官逼民反，咎由自取。農民起義不息由於饑民不絕，逼民為寇，民寇搶掠官府，殺繆宗室官吏至慘，亦可知民怨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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