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生錢是我們現在常說的

理財。而理財思想也有著悠久的歷史。劉晏是中國封建社會著名的理財家，他一生經歷了唐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個朝代，長期擔任財務要職，管理財政達幾十年，效率高，創造豐功偉績，他被尊譽為“廣軍國之用，未嘗有搜求苛斂於民”的優秀理財家。

更難能可貴的是，他不只是會紙上談兵，他不僅在財政思想上具有重大貢獻，而且在理財實踐上也取得卓越的成績，確實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我們不能做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中的矮子，實踐會帶領我們解決理論不能解決的疑難。下面我們來從三個方面來論述他的理財思想是如何與財政改革有機結合的。

一、把財政作為扶助生產、活躍流通、培養財源的積極手段

財政和經濟一直都是相輔相成的，經濟是基礎，這一思想在中國古代很早就出現了。“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很通俗易懂的強調了這一點，而劉晏也取其精華，繼承這些正確的財政思想，認為“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

財政與經濟還有著財政反作用於經濟的相互關係，中國封建財政是以對民眾搜刮為特徵的，所以財政對經濟有著侵害和破壞的反作用，而思想家們採用限制封建財政對經濟發展的消極作用，減少國家的財政支出，反對竭澤而漁，以此規避它的

消極作用，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達到開源的目的。

很顯然他們都把限制財政的消極作用看成是處理經濟和財政的唯一原則。劉晏與他們不同，他把財政的反作用看成是促進經濟發展的積極力量。他的“理財養民”的核心特點就是運用財政作為扶助生產、活躍流通的積極手段，他把正確的財政政策作為發展經濟的有力槓桿。

扶助生產，第一步就是要瞭解生產，劉晏在各個城市設立巡院，負責管理糧食和其他商品市場，各巡院按旬、按月迅速上報，這使得各地的情況能夠及時傳送到劉晏手裡，這種高效率的聯絡組織使得他對全國的生產情況和流通情況瞭如指掌，並且對掌握的情況認真研究分析，及時採取解決問題的措施。

劉晏的活躍流通以養民的思想，首先他通過恢復漕運的流通來繁榮經濟，增殖人口。漕運開通後，他也主要關中和東南生產情況來組織糧食和物質，根據關中的糧食收成情況，靈活的以部分租賦收入和鹽利採購土特產品由漕船運往各個地方，

時代東南的產品銷路得以擴大。

劉晏治理理財的一個鮮明宗旨就是“其理財以愛民為先”，始終寓“廉”於理財治政之中，充分體現廉政之道。

二、僱傭勞動代替徭役勞動

劉晏實施的改革漕運的財政改革措施為安史之亂後的唐朝的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漕運東南地區的粟是保證京師的糧食供應和減輕關中人民的負擔，可是，安史之亂的破壞，漕運中斷。為了儘快恢復漕運，劉晏做了很多工作。

親自去勘察河道，瞭解情況，總結前人經驗一改漕船直運的舊制，把直道改為分段運輸，但是分段接運，裝卸又是一個大工程，於是他又把漕米散裝該為袋裝，“命囊米而載以舟”等等，這些措施，將漕運產業復甦過來，功不可沒。

劉晏在漕運改革中 還有一“自古未有”之處，他僱傭勞動力代替以前的徵發民扶。徭役勞動是統治者們強迫平民從事的無償勞動，它是國家強加於人民的又以

沉重負擔，它是不可能調動人民的積極性的。

所以以前的漕運是一件苦差事，效率低，質量差。劉晏將漕運勞動力由過去的徵調徭役換為用優厚的

佣錢僱工運送，這樣勞有所得，就能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所以採用這種有償的僱傭勞動以後，情況發生根本性的改觀，運輸速度快了，同時也為國家財政節約大量的經費，勞動者的幸福指數也提高了。

僱傭勞動力來提高效率這一做法劉晏還積極應用到建立交通聯絡、官爐鑄錢、造船等各行各業。

三：鹽政改革

劉晏劉晏真的是一個愛民惜民的不可多得的好官員，即上面提到為人民帶來錢路還為國家節約大筆財產的漕運改革後，他又提出鹽政改革。在春秋時期，為富國強兵，鹽鐵的生產買賣被國家壟斷。

這其實有很多弊端，就很像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大鍋飯時代，官府需要設立大量的鹽銷結構和管理人員，開支浩繁，百姓居住分散，供應難免不到位，食鹽很多存貨滯留倉庫。

劉晏的改革即是把這種完全壟斷取消了，以商人的自由運銷代替

了過去的官運官銷，在鹽區設立十幾個鹽監和四個鹽場，亭戶生產的鹽由鹽官統一收購，全部在鹽場賣給鹽商，商人在繳納鹽款後，可根據市場自由運輸到各個地方去銷售，不受限制。

當然在商人們無法運輸到的邊遠山區，劉晏則設置平鹽，調劑供求矛盾，保證大家享受一樣的待遇。這一改革非常成功，標誌著中國古代鹽政制度走向成熟，即降低鹽價，百姓受益，又通過節省鹽吏的開支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一箭雙鵰。

國家的財政政策，一方面是要滿足國家的財政需要，一方面要減少人民負擔，方才能國泰民安，富國強兵。

財政是國家軍事、文化、經濟的基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這國家的興衰。劉晏是一個成功的理財家，他機智的利用商人來改善國家的財政工作，這是中國財政史的轉折點，改變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將國家的財政工作與商人的私人經營有機結合，並取得顯著成效。

另一方面也是始終秉承以民為先的理念，為百姓的幸福而持續的奮鬥著，顯然，他的理財理念和財政改革措施是有利於國家向更高階段發展的。

參考文獻：

《資治通鑑》卷226

《新唐書·劉晏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