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之交，是一個非常混亂的時期，因為新朝皇帝王莽的改制失敗，天下大亂，無數人的命運都改變了，當然也包括西漢時期的貴族。
班彪是漢成帝妃子班婕妤的侄子，他在新朝末年逃離長安，前往隴右、河西等地區避禍，因條件有限，且時局動盪，主要目標是早日歸附東漢，有一個安身立命之所。
東漢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班彪隨同安豐侯竇融來到京師洛陽後，他開始著手繼續史學研究。
班彪安頓好一家人之後，立即派魏朗前往延陵，一方面到中秘之書副本的保管地，想辦法將典籍帶回到洛陽，另一方面爭取找到他的堂兄班嗣。
魏朗不辱使命，他先是順利地找到了中秘之書副本，僱了幾輛馬車全部包裝好運走，隨後來到昔日的班府。
一別十幾年，眼前班府的破敗景象，讓魏朗心有慼慼然：大門殘破不堪，房間裡到處被翻得東倒西歪，傢俱上都是塵土一片，牆角的蜘蛛網結了一圈又一圈。
魏朗房前屋後找了好幾遍，不僅沒有找到班嗣，以前府內上上下下十幾口人，也都沒了蹤影。
魏朗不甘心，從班府出來逢人就問，最後終於得到了班嗣下落：已經外出雲遊多年，手下僕役全都遣散逃難，班府遭遇多次兵災，已經物是人非。
隨後，魏朗小心翼翼地帶著中秘之書副本，趕回洛陽向班彪覆命。
班彪把中秘之書副本搬到書房，一本一本摩挲著，彷彿都是他的珍寶。
撫卷沉思，班彪能理解堂兄班嗣的選擇，閒雲野鶴、四海漂泊，正是老莊追隨者的夢想。
不過，班彪對延陵班府的廢棄，雖然早就有過心理準備，還是有些難過，畢竟那是他從小長大的地方。
正想著，魏朗走了進來，給了班彪一個小瓶子，裡面裝滿了泥土：“這是從家裡帶回來的，也算一個念想。”
班彪一陣眼熱，主僕二人相對默然。
魏朗打破了沉默：“好在一切都已經過去了，我們都會過得更好。”
班彪一下子來了激情：“是啊，大漢王朝又重新回來了，可喜可賀，我們去幹一杯，來個一醉方休！”
兩人大笑著，既是告別過去，也是期待未來。
班彪開始認真研究西漢的歷史，專心在史學著述方面下功夫。
在此之前，司馬遷曾在漢武帝劉徹時寫下了一部《史記》，但漢武帝太初四年之後的歷史，就沒有再繼續往下寫了。
雖然褚少孫、劉向、劉歆、馮商、揚雄等十多位西漢學者，都曾下功夫補寫或續寫過《史記》，但這些續作都沒有得到廣泛認同，流傳價值不大。
班彪認為自己可以完成這項工作，他孜孜不倦地採集前朝歷史遺事，還從旁貫穿一些異聞見解，最終寫下《史記後傳》60餘篇。
不過，班彪雖然是在《史記》的基礎上寫《史記後傳》，但他的觀點與司馬遷有不少出入，更加側重對歷史的梳理和點評。班彪在《前史略論》中簡要追述了先秦、秦漢之際的史官和史籍，並著重評論了司馬遷所著《史記》的內容、體裁、體例和思想。
班彪還是充分肯定了司馬遷的史才，但也對司馬遷“崇黃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羞貧窮”、“賤守節而貴俗功”等思想，明確提出反對，表明了自己的正統觀點。
由於年代久遠，班彪所著的《史記後傳》沒能流傳下來，但《史記後傳》為以後班彪的兒子班固著述《漢書》打下了基礎，如今《漢書》中的漢元帝、漢成帝二紀及韋賢、翟方進、元后三傳的《贊》，都還保留有班彪的史論文字。
後來，班彪又被選任為望都長，他還是一如既往，工作兢兢業業，辦事明察秋毫，因此得到了下屬和老百姓的愛戴。
東漢建武二十九年（公元53年），班彪在處理公務之餘，遊覽冀州勝景，心中無限感慨，於是揮筆寫下了一篇《冀州賦》。在賦中，班彪不僅寫出了美景，更追憶聖君，抒發了自己的暮年遠志。
東漢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死在任上，終年52歲。
班彪的一生，正好卡在兩漢之際的複雜歷史形勢中，雖然剛開始避居西北，但他始終保持正統觀念，看得清世務，鼓吹“王命”，促進統一，最終投靠劉秀。雖然政治上沒有太大的成就，但他撰寫《史記後傳》，留下“三賦”，可謂文字留芳。
南朝宋史學家、《後漢書》作者范曄在寫完班彪的一生後，有一段經典的評價：“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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