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刚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是唐代大诗人孟郊（751年——814年）在797年，自己46岁时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进士后心花怒放，走在回乡探亲的路上，快接进家门时，作了一首七言绝句《登科后》，发出的由衷感慨。
进士是对殿试第四名到第三百名之间的统称，殿试前三名分别叫做状元、榜眼、探花。孟郊虽然没有高中三甲，但内心还是十分得意，可见，古代状元非常难考，要不然，才华横溢如孟郊，也不过到46岁才考取了进士。仅仅中了进士，他就表现得如此兴高采烈。
状元高居殿试第一名，是在科举考试制度下，从众多读书人里边，一层一层筛选出来的顶级人才。
殿试属于科举考试里边规格最高的考试，又称“御试”，往往由皇帝老子亲自监考，始于公元690年，由武则天（624年——705年）创建，那次考试，武则天把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名考生，集中在东都洛阳城的“紫微宫洛城殿”里亲自监督考试，旨在为大唐王朝筛选出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
古代科举考试现场
实际上，我国科举考试制度早在587年，隋文帝（541年——604年）执政时期就已经成型。在587年之前，选用人才盛行“九品中正制”，谁的门第高，谁的背景好，谁就更有机会被选用。门阀士族给朝廷举荐人才时，往往会推荐和安排自己的亲朋好友、同僚、学生等人，对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不但视而不见，反而会排挤。
隋文帝推行科举考试的主要目的，在于杜绝一些不学无术、吊儿郎当的人，依靠血缘关系混进朝廷的编制队伍，导致朝政管理上的混乱无序，效率低下。
经过隋朝几十年发展，到盛唐时，科举制度已经运行得相当完善。整个唐代，足足诞生了148位状元，而我国历朝历代的状元，加起来不过638名，唐朝状元占到了接近总数的四分之一，从侧面也能反映出，唐朝之所以国富民强，跟朝廷重视培养人才、发掘人才、器重人才是分不开的。
由于殿试每三年才举办一次，每年的考生少则近万名，多则数万名，对人才的筛选，可谓是真正的万里挑一。
古代教书
虽然状元的光环十分耀眼，但获得状元异常困难，需要在各个级别的科举考试里，过五关斩六将，拿到殿试的冠军，才可以称作状元。
比状元名次低一点的榜眼、探花，跟状元一样，都属于通过殿试，名列前茅的高级人才，在级别上，同属于“三鼎甲”行列，将来是做大官的料。
每个朝代的划分范围不大一样，殿试成绩从第四名到第十名，甚至到第二十名、第五十名，第一百名，最远可以到第三百名，在身份上都是进士，同样属于重要人才，拥有进士身份，等同于在朝廷拥有了正式编制，能吃上公家饭，可以直接进入朝廷的翰林院工作，做一些修订、编撰史书，拟写文书之类的事务，然后按月领取俸禄。
如果考中了状元，无疑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不但拥有了很高的身份象征，至少还可以直接获得七品官位，相当于现在的县长，从此以后，将会衣食无忧。
更重要的是，状元历来是每个朝廷的重点栽培对象，如果将来能够在仕途上平步青云，步步高升的话，将有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考取了状元，等于拿到了做朝中重臣的资格证书，像历史上官至一品的著名宰相，房玄龄、郭子仪（武状元）、文天祥等人，都是从状元中间一步步晋升上去的。
状元郎金榜题名，回乡探亲
每个状元在上任前，会被皇帝批准1个月左右的探亲假，会穿上崭新官服，披红挂彩，或者坐在八抬大轿，或者骑上高头大马，来到故乡给家人报喜，四邻八方的乡亲，甚至一些地方小官看到后，都会蜂拥而至，给状元郎送来贺喜的同时，也沾沾状元郎的福气。
考取状元所经历的辛苦，比想象中要困难很多。如果打一个比喻的话，就跟如今每四年举办一届的世界杯那样，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 需要先从外围赛开始，成绩优异者方可进入小组赛亮相，如果能从小组赛里边突围出去，会进入八分之一决赛，胜者再参加四分之一决赛，再胜者再参加半决赛，还能胜者将参加决赛，进入终极对决。
在决赛中如果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就是当世无双的状元郎。
考取状元是古代每个读书人最高的人生理想，但每届状元只有一个，竞争是何等激烈。在考取状元之前，每个学子相继要参加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它们相当于世界杯的外围赛、小组赛、淘汰赛。
科举考试及第等级
童试每年举行一次，由各府、州、县主办，考官是本地最高官员，对本地区的读书人不分年龄大小，人人都可以参加。童试也叫入学考试，童试过关，在身份上就是秀才，也叫童生，就拥有了参加下一个级别——乡试的资格。
乡试每三年举办一次，在省城举行，考试时间放在农历八月，主考官由皇帝委派。乡试通过者，在身份上是举人，就拥有了进入仕途的基本条件，同时可以参加会试。
会试在京城举办，每三年一次，由礼部尚书监考，考试时间放在春季。乡试过关，在身份上是贡士，就有资格参加殿试，向状元发起冲击。
正由于科举考试如此艰难，也有那么多的不确定因素，因此，才会从历史故事里看到许多读书人，从青春年少一直考到花甲之年，耗费几十年光阴，仍然是一个秀才，连一个举人也考不中，距离状元遥遥无期。
像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杜甫，李时珍，蒲松龄等才子，都属于这种情况。
杜甫
杜甫（712年——770年）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杜审言（645年——708年）是初唐著名诗人，同时也是举人。因此，杜甫有条件幼承家学，再加上他自幼聪明好学，深得别人夸赞，他在《壮游》中自我评价道：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意思是说，我在七岁时就拥有了豪情壮志，可以写出工整的诗歌，赞美那些具有凤凰品质的德才兼备的人。
由于少年时期家境还算优越，没有什么生活压力，杜甫有资本到处漫游，结识志同道合的诗友。直到735年夏季，23岁的杜甫才回到家乡参加了乡试，顺利通过了秀才。来年，杜甫又从老家巩义奔赴洛阳，参加会试，预想冲击举人的身份时，不料，因为首次参加会试，对考试规则并不熟悉，导致发挥欠佳，以失败告终。
747年初春，唐玄宗李隆基下了一道圣旨，凡是“通一艺者”，都可以来到京城长安参加考试，通过者，直接获得进士身份。面对这样的好机会，杜甫自然不会错过，他兴冲冲来到长安参加了考试。答完试卷，杜甫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想必自己中不了三甲，最起码也能中一个进士。
此时，正值奸臣李林甫（683年——753年）把持朝政，李林甫担心读书人由于性格耿直，嫉恶如仇，若在朝中做了官，会对自己不利，于是，他向唐玄宗撒谎，这次所有应考的人，水平都太差了，没有一个合格人才，就这样，这次上万名应考者没有一个被录取。
在后来的几次科举考试中，由于李林甫那次恶意打压，似乎给杜甫心理上留下了浓重阴影，他每次赶考都无法调整好心态，屡考屡不中。
但是，黑白颠倒的社会现实，却激发了杜甫的悲悯情怀，促使杜甫变成一名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给诗坛留下了灿烂辉煌的诗史。
李时珍
李时珍（1518年——1593年）自小天资聪颖，早在14岁时就考中秀才，当乡亲们都认为这个孩子将来能轻而易举考中状元时，老天却跟他接连开了几个天大玩笑。
17岁的蒲松龄第一次参加会试时，由于临场发挥不好，没有考中。20岁第二次参加会试前，由于突发高烧，卧床不起，不得不放弃考试。23岁第三次参加会试时，却在八股文上栽了跟头。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时，特意发明创造的一种应付考试的文体，文章题目必须取自四书五经的内容，文章字数一般限制在500字以内，写作时不能随心所欲，自由发挥，要刻意模仿古人的语气来写作，并且，句子的长短有严格限定。
对于那些真正喜欢作文的才子来说，八股文无疑限制了自己的写作才华和艺术情怀。
一怒之下，李时珍决定再也不参加科举考试了，他决定好好研究医学，把救死扶伤看作自己的人生目标。在这种崇高理想的激励下，李时珍在理论上结合实践，把毕生所学凝结成190多万字的《本草纲目》，这部伟大的医学著作图文并茂，收录了近2000种中草药，从中草药的产地、形状、药性、药理，再到炮制方法，以及常用配方，介绍的十分详细，直到现在，依然是不可替代的中医学宝典。
蒲松龄
蒲松龄（1640年——1715年）小时候被誉为神童，在19岁那一年顺利通过秀才，之后，他向更高层次冲刺，连续赶考44年，从风华正茂的青少年一直考到两鬓斑白的老人，竟然连一个举人也没有考中。
蒲松龄没有考中的主要原因，一是当时朝廷比较腐败，蒲松龄生活拮据，没有银子去贿赂考官，即使他的答卷再好，也不会入考官的法眼。二是蒲松龄之前一直专心写小说，对应付考试的八股文，并没有研究透彻，导致他在答卷时，屡屡栽倒在了八股文的写作上。
最终，蒲松龄心灰意冷，在65岁左右时，决定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专心写自己的小说，因此，我们有幸看到了著名神话小说《聊斋志异》。
这三位大咖要才华有才华，要学识有学识，要思想有思想，要修养有修养，可以说是古代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但他们生不逢时，流年不利，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始终无法敲开科举考试的大门，穿上状元服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个海市蜃楼。
从侧面可以看出，在古代若想高中状元，几率很小很小，是实力、才华、智慧、毅力、运气等各种因素结合到一起后成全的结果，缺少任何一个因素的垂青和帮助，都会功亏一篑，只能等候下一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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